《零八宪章》发布三个余月了，由此引起以知识界为集中代表的中国社会各界的思想震动，以及世界舆论的关注，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宪章发起人的预估，并且可以断言，《零八宪章》必将进一步对中国社会变革发酵，并最终确立她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贡献。
诚如学界普遍公认，《零八宪章》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是对人类近代文明成果常识的综述，是普世价值的中国表达，其精神内核吻合于《世界人权宣言》与中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如此一个对人类社会固有文明成果阐述的文本，怎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从一个侧面力证出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追逐人类普世文明与延续专制逆行的十字路口上。而《零八宪章》的发布就是中国知识界对追逐人类普世价值的宣示，与对倒行逆施的\”国情\”与\”特色\”外衣下的专制的唾弃！
中华民族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当然具有人类的共性，对于民主、自由、平等、尊严、权利、义务具有同等的价值评判与追求向往，而在这一切价值中，人权无疑是最能代表与总括人的共性的。我想目前如何反动与专制的集团，也不敢公然出来声称自己可以不要人权，或者自己因为特殊性而不具有人的共性。无容置疑，人类发展到今天，人对自身基本权利的认识与价值标准的确立，应该是人类认识成果的最集中体现。对此，任何强调自身国情与民情特殊而拒斥人类共同价值的观点，都难脱将自己民族异类化的别有用心的嫌疑。在中华民族是否是人类大家族成员而或是外在于人类的异类上，《零八宪章》签署中的知识分子明确宣示了自己的人类性，也认为中华民族理应是人类的一部份，理当具有人类的共性。
《零八宪章》除了亮明人类具有的权利，中华民族中的成员也理应享有这些权利，这个最基本的立场外，我认为她还对中国传统历史评判贡献了新的标准，同时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变革思维，达成了从着眼政权更替到立足人权改善的历史性跨跃。
中国社会自从\”蝉让\”时代堕入世袭王权专制时代后，社会变革为王朝更替所演绎，社会历史成了政权变换的历史，人们从事于社会变革的努力，变成为致力政权的夺取。社会理想与价值表现为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耳\”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以及\”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当然更为直白的是后来毛氏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些豪言壮语的喧嚣下，一部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成为政权夺取与失去的更替史，改朝换代成为社会变革的标识。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就循环在这种政权争夺的战火洗礼下，而事实上这些城头大黄旗的变换，只是执掌王权姓氏的变换，而社会专制王权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在这千百年历史的演进中，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那就是社会变革就是权力的更替，从民间而言，致力社会变革就是夺取政权，从统治集团而言，社会变革就意味王权易手与人头落地。在这种专制王权的思维下，权力成为人人得而据有的\”肥鹿\”，江山成了\”打\”出来的私产，以致公然有人说出\”老子的政权是几千万条命换来的\”，言外之意政权失去就是要拿几千万生命来换。在这种血酬定律下，社会变革的历史被简单置换成政权更替的历史，政权成了社会的中心目标，执掌权力者以保权、固权为宗旨，而无权者以争权、夺权为旨归，以至整个社会变成围绕政权轴心打转的磨盘。
后来马克思虽然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来揭示人类社会的演进，然而立足于此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却依然被中国社会演变成一种你死我活对权力的争夺。要说变化，也只是由王朝一姓演变成一党名义下的团体性争夺。本质上权力仍然是被作为一种私产，而社会变与不变依然以政权是否易手来衡量。也即是中国传统与今日的现实，在社会变革上仍然没有跳出盯着政权变更的范式。
导致中国千百年社会变革局限于官民对政权角逐的原因，是社会对权力本质的误读。国家政权究竟来自于何处？政权的本质与目的何在？这些问题在专制王权思维下都是被解读为\”神授\”与暴力夺取。在此权力来源的前提下，权力自然就被作为一家一姓一团伙的私器，以谋取一家一姓一团伙利益为旨归。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对权力来源与权力本质及目的认识，已经有了科学的全新视角。《零八宪章》集中解答了这个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的迷题，她精辟是指出：\”（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 \’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在此，《零八宪章》指明现代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是\”民选\”，现代国家政权的本质是\”民主\”，现代国家政权的目的是保障人权。既然权力的目的在保障人权，那么衡量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就是以该国人权保护的优劣为标尺。社会变革在这里就成为人权改善的题中之意。
《零八宪章》的主旨正是围绕人权的保护与改善，她陈述的是作为现代社会应该有怎样的人权？应该如何有效保护人权？直指的也是现代社会存在哪些与保障人权不符的制度与法规，应该如何改正这些不利于人权保护的东西。所以《零八宪章》的核心就是人权！
立足在人权上的《零八宪章》事实上跳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变革以政权为中心诉求的思维定式，也就超越了在政权更替上着力的模式，将社会人权意识的启蒙、人权观念的确立与人权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作为立足点，在人的共同权利需要与社会长远福祉上下功夫，从而实现了由中国传统着眼政权更替向现代着眼社会改良的飞跃。
《零八宪章》这种立足人权上的言说就注定了她对社会变革的路径选择是和平、理性与非暴力。《零八宪章》所致力的是改变社会历史的观念，转化社会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专制思维，用普世的人权价值来培植公民意识，在人权原则下寻求社会的广泛共识，也在人权标准上来改革社会一切落后腐朽的政制。
《零八宪章》立足人权的言说也超越了以往的阶级区划与官民对抗，她将一切自认为人而认同人的共性与共同人权价值准则的人都囊括于内，她既欢迎掌权者认同人权标准，改善人权环境，也支持民众维护自身权利，壮大公民社会。应该说《零八宪章》以人权为平台，筑起了官民共同协力推进社会变革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社会只是角色的分工不同，而目的却是共同创造人以保护下的美好未来。这种立足人权，超越官民对峙，弥合左右，在人权原则下实现社会公正与效率的努力，显然对社会良性、平稳而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零八宪章》如此一个和平、理性，寻求社会最广泛共识的，立足于人权普世价值的中国表达的文本，出台后何以招致当局的恐慌，进而出现对发起人北京宪政学家张祖桦的传唤抄家，对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刑事拘留（后改为\”监视居住\”），至今仍然关押着刘晓波先生，且在全国先后传唤、讯问上千名宪章签署人，制造出了一场全国性的清查、阻扰宪章联署运动？究其原因应该是当局仍然没有从将社会改良视同政权更替的意识中转换过来，仍然停留于将公民一切社会改良的努力当作要夺取政权的威胁的专制王权思维中，不能理解《零八宪章》对社会和平改良与理性建设的深远内涵，从而暴露出中国统治集团中一些人仍然仇视抵制现代文明与普世价值的顽固立场。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常常提及的名言。《零八宪章》正是对人类历史潮流的认知与宣示。在世界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面对人类数千年摸索、凝聚起的人权价值准则，怎么可以以自身的特殊而自在于外？这种将自己有意异化的行为，显然与人类文明准则悖逆，与世界发展潮流相左。而那种将一切公民立足人权的社会变革努力都视之为对政权威胁的观点，当然更是落伍的专制王权意识在作崇。一个自诩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面对公民理性、和平的人权诉求，怎么可能采取敌视与打压呢？所以最后我呼吁当局立刻释放刘晓波先生，停止骚扰《零八宪章》签署人，在人权的共识上推进政府与民间的协商对话，在共同改进人权的努力中消减官民对峙，建立官民互信，以值最终达成社会的真正和谐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