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国黑客攻入柬埔寨政府网站，并因此怀疑中国会干预即将进行的选举。这条消息被中国和柬埔寨政府反驳，在观察家眼中也没有引起任何涟漪。中国历经60年的苦心经营，如今已形成对柬埔寨的全方位影响，并将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渐渐挤出这个东南亚国家。而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在主要反对党被解散、竞争对手流亡海外的情况下，柬埔寨现任首相洪森将赢得一场几乎没有竞争的选举。如此局面之下，中国直接干预此次柬大选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当欧美国家纷纷斥责此次大选是一场“伪民主选举”、表示将在大选前夕制裁柬埔寨之际，日本成为唯一一个仍然与柬当局保持密切接触、并给予财务支持的重要民主国家。据报道，此次选举期间，中国向柬埔寨全国选举委员会赞助了价值2千万美元的设备，包括投票站、电脑等，还将派出若干观察员，而日本则捐助了一万套投票箱，价值750万美元。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政府不希望将柬埔寨拱手让给中国，却可能因支持洪森政权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
中国与洪森关系的转变
中国谨慎经营与柬埔寨的关系是从1958年中柬建交就开始的，但是，中国政府与洪森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今天一般的稳固。实际上，1988年，在越南支持下执掌柬埔寨政坛的洪森就曾公开声称：中国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切邪恶的根源”。洪森政权甚至将每年5月20日定为“国恨日”，这一天，在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中，人们高喊的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打倒中国扩张主义”。
冷战结束前夕，柬埔寨的政治势力分化成为两个阵营：一方是苏联、越南支持的洪森政权，另一方是中国、美国、东盟支持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由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奉辛比克党”（FUNCINPEC Party）等三方联合组成。
然而，正所谓国际形势风云变幻。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同年9月，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两年后，洪森政府与“民柬”三方签署《巴黎协议》，柬埔寨内战宣告结束。经过了一段短暂的、联合国监督下的过渡政府管理，柬埔寨于1993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洪森的人民党因得票数第二而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最后各方达成妥协，由获胜的奉辛比克党推举出的诺罗敦·拉那烈王子（Norodom Ranariddh）与洪森担任共同首相。
洪森与中国关系的转变发生在1996年，当年7月18日，洪森受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派出专机到柬埔寨迎接洪森，令其印象深刻，自此走上与中国“化敌为友”的道路。随后的几年间，柬埔寨与台湾断交，中柬高层互访逐渐频繁，洪森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中柬关系走向“正常化”。
西方渐失影响力
1996年，中国邀请洪森访华时，共同执政柬埔寨的奉辛比克党却没有受邀前往。有分析人士评论，中方的这一举动是在调整对柬关系的立足点，中国认定柬埔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实权人物是洪森，而不是此前与中国关系热络的柬埔寨王室成员。
果然，次年，洪森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将共同执政的奉辛比克党逐出政坛，从而实现了在柬埔寨的大权独揽。西方国家对洪森政府实行了有限的制裁，中国趁机大举对柬援助，让洪森感受到中国是他坚实的靠山。
西方对柬埔寨的制裁短暂而无力，实际上，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欧美国家对于洪森的独裁统治大多时都表现得漠视或模棱两可。分析人士将西方的这种态度归结为几个原因，《外交学人》（The Diplomat）杂志东南亚专栏作家大卫·哈特（David Hutt）曾撰文指出：一方面，西方认为，柬埔寨的稳定比民主更重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担心，向柬埔寨施加更大的制裁只会导致洪森政权进一步投向中国的怀抱。
英国阿尔斯通大学（Ulster University）的东南亚研究专家大卫·罗伯茨（ David W. Roberts）在他的著作《柬埔寨的政治过渡期，1991—99》一书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西方的政治家们已经对柬埔寨的问题感到厌倦，毕竟，这个东南亚小国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动荡，而且，是美国将柬埔寨这个中立国拖进了越战的泥沼，西方国家对于干预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有一种负疚感。再者，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家当中，无论是西哈努克国王，反对党领袖桑兰西（Sam Rainsy），还是被赶下台的拉那烈王子，本质上都和洪森差不多，都具有“反自由、反民主和反多元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里，柬埔寨换谁上台都一样。
罗伯茨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洪森政变的评价：“为什么我们（西方）要为柬埔寨人的内斗而惩罚自己？”这种观点很能代表西方政府对于柬埔寨政局的态度。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洪森政变后不久宣布，联合国“成功地帮助柬埔寨建立了可以促进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机构”。罗伯茨评论道：安南的这一言论是国际社会在一系列复杂环境中掩盖现实的最糟糕表现。
中国的支持使洪森毫不在意外界对其政权的批评，作为回报，洪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始终站在中国一边，还在公开场合多次颂扬北京“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经济支持”，同时对西方“带有各种条件的援助”表达出自己的不屑。中国逐渐取代了美国和日本，成为柬埔寨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国，柬埔寨也在进入21世纪之后，GDP连年保持7%左右的增长水平，从而更加稳固了洪森政权的“执政合法性”。
日本的战略考虑和角色分工
当西方国家在柬埔寨的影响力逐渐淡出之际，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仍然坚守着这块对抗中国势力的阵地。尤其是最近两年来，柬埔寨的政治环境愈加恶化，反对派领袖被监禁、被驱除出境、被禁止政治活动，西方非政府组织被强行关闭，异议媒体被封杀，而日本对所有这些都保持沉默，甚至对柬埔寨反对派要求日本撤销对“伪选举”资助的请愿，也表现得充耳不闻。很多西方学者对日本继续支持洪森政权提出过多次批评，认为日本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企图不会产生什么效果，这种长期的地缘战略会让日本失去民主国家对其的尊重。然而，面对这类批评，日本政府看似丝毫不为所动。
只有少数观察家认为，日本在柬埔寨的坚守有着一定的意义。《南华早报》援引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塔耶尔（Carl Thayer）的话说：如果日本现在退出的话，柬埔寨将变得更加依赖中国，从而彻底结束了这个国家任何走向民主的可能性。作为支持柬埔寨大选的最后一个民主国家，“日本可能认为它有义务来维持柬埔寨与自由世界的联系。美国除了负面批评之外，什么都不做。”
塔耶尔表示，“应该怎样在中国崛起的地区保持影响力？肯定不是彻底切断与柬埔寨的联系……这是一场漫长的竞赛，应该让日本保持其在东南亚的地位。”
实际上，日本政府的举动正是源于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的分工所致。自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之后，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分析人士指出，美日两国的这种分工基本上是美国负责军事防务，日本负责经济和投资 —- 日本充当“胡萝卜”，美国挥舞“大棒”。美日这种分工不光体现在柬埔寨事务上，在缅甸、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美日都是运用这一策略来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
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罗伯森（Phil Robertson）批评日本政府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向洪森当局施加压力，他认为：“毫无疑问，最大的赢家是洪森，他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对抗，从中获得最大利益。多年来，洪森已成为操纵国际援助的大师，现在，他正是这样置日本于手掌之中。”
塔耶尔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日本可能现在处于和中国抗衡的下风，但他们还是需要（与柬埔寨）保持良好关系，为将来做好准备。中国和柬埔寨的“钢铁般友谊”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机会到来时，日本就可以一把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