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登文章称，中国国内持续低迷的经济，正在挑战着当局同国内精英阶层之间的默契。这很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造成潜在的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在《共产党能否度过这轮经济危机？》一文中称，国内经济持续减缓，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社会不满日益上涨。虽然这些基层和底层的不稳定因素还不至于让中共失去政权，但它却足够诱使高层中的一部分人利用时局去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利用民众的诉求来削弱他们的对手，并在这个过程中，在看似团结的中共高层内部制造分裂和建立新派系。
以下是全文翻译：
直到最近，绝大多数中国问题观察家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具弹性和韧性。通过学习和适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最具威权且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看似变得富有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而且善于克服困难，常能化解掉那些本可能推倒专制统治的“威胁”。
确实，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国内，它常年保持经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在国际上，它则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避免和美国对抗，却又能有条不紊的获得威望和影响力。
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北京遇到了麻烦。问题很多：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就业机会，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成了通货紧缩的威胁，曾一度炙手可热的房地产行业也已跌得鼻青脸肿。今年中国经济的蹒跚不稳，给共产党所展示出的灵活性带来前所未有的最艰难考验。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经济状况比其它出现严重经济问题的国家要好得多。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有“绝缘层”保护的银行业基本上幸免于难。事实上，政府的财政资产负债表强壮到足以支撑其58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只有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是真正的新财政支出）。中国庞大的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其提供一个舒适的防护层来应对全球金融动荡。应该说，中国此次能够避免严重衰退。
但是，经济增长率从过去几年的11％下降到7％左右（世界银行对中国2009年的最新预期下调为6.5%，中国政府则提出保8％），严重的经济下滑将给中国带来巨大考验。每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新增加1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离开农村、到城市地区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工。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一年大约能转化为100万个新工作机会，这意味着中国的需要保证每年GDP至少增长10%，以吸收消化掉每年涌入的大量劳动力。
而全球性经济危机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中国的经济将持续低迷多久？经济的停滞不前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什么？许多人对这些问题密切关注。西方传统观念认为，经济低增长将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失业的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通过骚乱和抗议活动发泄他们的不满，也会加剧社会动荡。当然，这只是预测。
强劲的经济表现一直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重要资源。而长期的经济停滞会让日渐增加的中产阶级不再迷信共产党。自“六四”以来，政府持续保持的经济繁荣“成功的”让中产阶级对政治不再关心。
但对富人利多的经济政策已经越来越远离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二者曾经是共产党建立和取得政权的社会基础。即使是在最近经济繁荣的年代，基层骚乱频发。每年报告的骚乱、罢工、示威和集体抗议有九万起之多。这些不稳定局面在经济困难时期只会加剧。
似乎有理由期待，威胁共产党统治的主要挑战将来心有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受挫的大学毕业生和失业的农民工。如果这些群体在现实中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那么世界上持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麻烦就大了。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这种革命性的假想场景忽略了两个可阻止改变中国政治面貌和改变一党专政发生的关键力量：共产党威权体制的打压能力和对精英阶层的团结能力。
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可能会让中共统治更加棘手，但他们不会放松执政党的权力。稍微看看津巴布韦，朝鲜，古巴和缅甸的情况就知道，即使面对巨大的经济失败，相对团结的精英仍然可以严控军队和警察，甚至和最高权力层抱成一团。而如果统治精英层分歧严重，则会大大削弱政权的镇压能力，常常会导致统治者的末日到来。
中共已显示出非凡的能力，以遏制和制止长期的社会抗议和小规模的、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这一体制内有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是一支有25万人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防暴部队。此外，中国的秘密警察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率的国安部分之一。庞大的举报人体系更是增加了这一体系的反对抗能力。虽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控制信息变得更困难，但中国的审查人员还是可以迅速作出反应，迅速终结危险信息的传播。
六四以来，中国政府已大大完善了其镇压能力。每年应对成千上万的骚乱和抗议，让中国执法部门在控制和驱散人群上经验丰富。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使用的“政治斩首”策略非常有效——迅速逮捕抗议策划和领导人并解散、瓦解追随者，很短的时间内能让抗议和示威无疾而终。如果经济状况恶化导致潜在的危险政治局势爆发，中共会将继续坚持使用这些印证有效的手段、扑灭任何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
对共产党继续统治来说，如果持续不断的动乱不是的真正威胁，那又是什么？答案可能是国家精英的分裂。谈论中国“弹性的威权主义”的人认为精英团结是共产党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他们引用的证据有：技术官僚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争端不多见，高级官员提拔和退休制度标准化程序的建立以及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最高领导人的相对平稳继承。
但人们仍有理由对这种明显的和谐局面保持怀疑。目前的中共领导层是一个区域、派系和机构利益微妙平衡的联盟。这很容易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中国现在拥有强健的，有能力和果断的领导人。但对中国领导人本身来说，情况看起来有所不同。他们的简历非常相似，从政经历大体相仿。在所展现的领导能力、远见和取得的政绩上，没有一个人能明显高于其他人。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从这个群体中出类拔萃，也无法有超越别人的影响力和决策力。
迄今为止，真正凝合中共在一起的是一种巨大的赞助制度（patronage system）——该制度利用长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额财政资源以平衡国内各方利益，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需求，并收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这一赞助制度开支庞大——仅管理开支就消耗掉20%的中国政府预算。超过4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工厂和仓库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领域由国家主导并充满着笼络人心的捐款捐助。
换句话说，中国非意识形态内的管理精英之所以跟从共产党，是因为中共支付他们全部的开销。但是，当经济困难令这些信手可得施舍被终结的时候，这些精英们的支持和忠诚再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日益上涨的社会不满可能还不至于让中共失去政权，但它足够能诱使社会精英中的一部分人利用时局去谋求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这些政治企业家可以利用民众的诉求来削弱他们的对手，并在这个过程中，在看似团结的中共高层内部制造分裂和建立新派系。
社会精英中的任何不和或纠纷都会导致国家强制机器内部的混乱，使其控制社会中不稳因素的能力降低，从而导致形成不稳定活动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难逃一劫？还不是。过去，中共能在危机刚出现苗头时成功扑灭，甚至中共高层官员内部出现的一些紧张时及时化解。但现在，经济持续减缓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和冲击还是有可能的——当然，变化更容易来自上层而不是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