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中的文章，是我写给在美国留学的侄女晓云的书信中的一札。晓云于2002年8月中旬赴美留学后，我们依然保持著书信往来——谈学习、谈读书、谈生活……话题广泛。

说起来，促使我给她写下了这一札以《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为题的书信，虽出于偶然却又蕴于必然——具体说，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导引我讲出了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的答案。

下边，我们就先来讲讲偶然。

事情是这样的：西元2005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与晓云通越洋电话时，她谈到：前几天，几个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聊天，不知不觉中谈到了中国文化，虽谈得热气腾腾，有时还激昂慷慨，但晓云的总体感觉是，未见真章，她希望能听听我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罗深《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一书对作用于历史和现实的专制文化进行深层次思考：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专制社会为什么周而复始地运行了两千多年？中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始终跳不出专制藩篱？是什么纽带使专制如此久盛不衰？

电话中，我谈了一点看法，主要是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因为我认为，一个一味盲目歌颂自已文化的民族，一个不能认识自已文化中的糟粕的民族，是不能长久地立于世界民族之强林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包括西元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1949年以后的红色中国的历史，都提供了最充分的，活生生的证明。而中国文化中为祸最大、最广、最深、又最久远的就是“专制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奴才文化”、“作假的文化”——当然也举了几个实例，但是，由于时间所限，谈得非常的粗略。

事情本可以到此为止，但我觉得有必要将我在电话中所谈的内容更完整地介绍给晓云。于是，我写出了这个专题信札的第一封信，当时并未加标题。

第一封信发出后，我开始有了接着写下去的冲动，而恰在此时，一是晓云回话说，读了信后，感到受益匪浅，希望继续看到更深入的剖析；二是看了第一封信后的两位挚友，都认为我写的这个专题很有些特殊的意义，鼓励我以此信为开端，接着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剖析——并表示，他们愿意成为我的忠实读者。

就这样——冲动加鼓励，促使我放下手中的一个已经在进行的写作，转而进入了这一信札的撰写——第一封信的标题《沉重的认识》，就是在连续写出了第二、第三封信后，才补加上去的。

这个过程——由一个家常电话引发了这一批信札的撰写，很容易使人认为事出偶然。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实际上，能系统地撰写这批信札，却并非偶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这个专题的思考由来已久，答案的最终获得，正好是在2000年至2005年的这五年时间中，动笔将它写下来，本已在计划之列——靠后一些而已，现在不过是提前了；原来并未计划用书信的方式写，现在却只能沿用书信方式往下写了——也许这样更好——首先，它保留了我与晓云写信的原样暨保留了我写这个专题的初始样、原貌，其次，它较之历史文章，政论文章显得更灵动、更自然。

既然将“我对这个专题的思考由来已久”点出来了，那就少不了要对“由来已久”及相关情况作些交待。

追溯起来，对以上问题思考的起点是远在40年前的少年时代。虽然，由于一些原因，这个思考或停或动，时断时续，有时停断的时间还比较长，但始终没有从我的脑海中隐没、消失——这即是“已久”。

要将一个时间跨度达40余年的思考历程在此作一个交待将肯定失之冗长，一点不讲又不大合适——空口白牙。看来，选择几个将我的思考引向深入的关键点，简要地谈一谈——以构成对我的思考历程的管窥，倒不失为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一种选择——且依此而为之吧。

第一个关键点——少年时代的一段特殊经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949年）诞生的一代人，在大陆又被称为“解放牌”，我正是“解放牌”中的一员。与所有“解放牌”的成员一样，我从小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在“伟大、英明、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谆谆教导下成长的。

由于这样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使得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乃至共产党员）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十分崇高、伟大的，非常圣洁、完美的，甚至是不容批评的——至少在1960年我随母亲被迫疏散下放到农村前是这样的。记得在那之前的时间，每当唱起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歌曲，激情总免不了在心中涌动。

我的父亲在大陆解放前就从事公路建设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战公路运输之大动脉——滇缅公路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指挥者之一。解放后，又投身新中国的公路建设。作为公路工程局×工程处主任工程师的他，长年奔波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极少有时间回家省亲——因此，曾演出过这样的“笑话”——我快四岁时，在楼梯上遇见了回家探望的父亲却不认得——父亲也不认得我。当从父亲的口中知道找的是母亲时，我回头对着家门直叫“妈妈，妈妈！有人找！”。

我的母亲，贤慧、善良，典型的贤妻良母。自嫁给父亲后便随夫四处奔波，侍候父亲的生活起居。解放前夕在省城定居下来，一心一意抚育膝下的孩子（我是么儿），是没有工作的“职工家属”。

头些年，家境虽不富裕，但母亲将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一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平平安安，哥哥、姐姐的学业也很顺利，该上高一级学校的，都顺利考上了。

1960年中的某一天，因在公路局党组织拟定的疏散下放人员名单中，有我母亲的大名（一个职工家属，是如何被这么大的一级党组织在这种关键时候看上的，至今我仍难明究里），我这个尚在读小学的么儿，不得不随母亲来到××县×××公社营盘管理区（相当于生产大队）落户务农。

在营盘，我们共生活了近八个月——说来虽短，但是，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至今回想起来，仍是那么的清晰。

公路工程局派来“护送”我们疏散下放的两个干部，吆五喝六、横眉竖眼，一副凶霸霸的样子——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完全像在押送劳改犯。可能与我刚读完《水浒传》有些关系——因为我老觉得他们与书中的那两个天良已丧的公差——董超、薛霸太相像了。

疏散下放如此这般的开始，使我产生了多个困惑、疑问——其中最主要的有三：

我母亲何罪之有，受此对待？我何罪之有，受此对待？这样的做法，与我聆听过的共产党的行事主张，为何如此天差地别？在我所崇敬的共产党人的队伍中，为何也有董超、薛霸一样的人物？

1960年，正是“新中国”大办人民公社的年代，也是三年大饥饿的第二年。在营盘，深深地触动我这颗少年心灵的事情有许多，其中，又尤以以下这几件事情使人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