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89年“六四”事件期间，王维林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的情景。（资料图/public domain）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固然和中共结束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进入国内有关，但我必须强调的是，八十年代的这一次自由化浪潮，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场内部自生的运动。
产生这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共长期实行的极权专制，其中尤以“文革”十年为登峰造极。和传统的专制压迫相比，共产极权专制压迫要更普遍、更彻底、更残酷、更频繁，以及更反复。具体说来便是:
更普遍：这种专制压迫，不仅施之于前政敌，也施之于昔日的盟友，而且还施之于同志；不仅施之于知识分子，也施之于一般工农民众；不仅施之于下层，也施之于上层。
更彻底：共产极权专制的压迫，并不只限于政治领域，还囊括了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甚而还深入到各种纯粹私人的生活领域，无所不包，无孔不入。
更残酷：批斗、劳改、监禁、判决、株连亲友、祸及无辜。无所不用其极。
更频繁：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更反复：反复现象始于“文革”，今天我批斗你，明天你批斗我；今天是正确路线，明天又变成错误路线。除毛泽东本人外，其它各种政治派别轮番扮演吃人与被人吃的角色。
物极必反。正是出于对这种普遍的、彻底的、残酷的、频繁的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深刻体验，驱使一批有勇气、肯思考的年轻人，还有一些长期追随共产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批老干部老革命，出于对极权专制的深刻恐惧，自发地产生了明确的自由主义信念。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是通过对类似经验、也就是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尽管在程度上要轻一些）的深刻反思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该懂得在中国大陆自发地产生了这种信念是很可理解的了。在这里，西方已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成份，还有中国前几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哪怕是以只言片语，并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们所了解，都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贵的提示作用。
出于对普遍、彻底、残酷、频繁和反复多变的专制压迫的共同经验，少数人产生了自由主义信念，多数人则具备了接受这种信念的基础。
八十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启蒙的时代。所谓启蒙时代，不但是有人讲，更是有人听。
正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有些时刻，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处于彷徨徘徊的境地，他们十分渴望得到指点。人们的心灵恰为一片犁松了的土地，最容易吸收进真理的甘露。在这种时刻，思想的作用、真理的作用可以是十分巨大的。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时机，大多数人又会重新变得麻木不仁、听天由命，象板结的土地，真理之露纵然倒上去、流过去，却不能被吸收，不能使它肥沃滋润。“文革”之后的中国民众，恰好正处于那种最注意倾听真理、最容易吸收真理的宝贵时刻。
在八十年代，相当一批当权人物也对自由主义产生同感或共鸣。即使那些保守派，由于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大趋势之中，在压制自由化方面也常常有所顾忌或是力不从心。这就为自由主义的传播造成了较大的机会。尽管当局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自由化运动，但是每一次运动都搞的虎头蛇尾。而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争中，自由化力量愈战愈勇，自由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
八九民运功亏一篑，中国未能如苏联东欧一样实现制度转型。六四过去26年了，中国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党专制依然存在，自由民主仍须争取。在纪念六四26周年的时刻，我们回顾历史，回顾我们的来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去向，坚定信念，继续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