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到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参观，印象最深刻的文字除了大门铁闸上刻的「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这充满反讽的句子外，还有展览馆内一首由德国牧师Martin Niemöller留下的忏悔诗句：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for me.”
「当他们对付共产党人时，我默不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对付工会分子时我袖手旁观，因为我跟工会没关系。当他们打压犹太人时，我没有仗义执言，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到他们来对付我时，再没有人为我发声。」
当时虽被巨大的历史悲剧震撼，却没有切肤之痛。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以人民的力量，以50万人大游行的声势迫使中共及董建华政权放弃就23条立法，成功顶住了当权者的阴谋，展现了团结捍卫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决心。可最近一段日子Niemöller牧师的忏悔诗却一再涌上心头，因为诗中描述的境况正在香港渐次出现，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北京及特区政府如何千方百计对付香港民族党，并以此为借口收紧以至扼杀市民的权利自由与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
民族党自由不容干涉
香港民族党主张香港独立在政治上当然不正确，市民的支持也甚为有限。然而，民族党成立以来没有进行任何暴力或违法行为，主要透过宣传品、论坛、记者会等宣扬主张，对社会治安及市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什么威胁。换言之，这个组织及它的负责人只是在行使《基本法》及人权法赋予的言论结社思想自由，政府不应也不能干涉。
可是，保安局却忽然宣布将按社团条例考虑把它定性为跟黑社会一样的违法社团，予以取缔。黑社会长期为害社会证据确实清楚，依法律取缔合情合理。但民族党的所作所为跟黑社会是两码子的事，它的成员从未以暴力杀伤人命及损害公众与私人财产，性质跟黑社会截然不同，拿社团条例取缔实在毫无道理，只是政权在赤裸裸的打压言论、结社自由。
更可怕的是，社团条例打压只是第一步。这几天，其身不正的梁振英及他的打手们把战线扩大到外国记者会，批评该会邀请民族党主席陈浩天在午餐会发表演说是协助「播独」，他要求特区政府考虑收回外国记者会会址以示反对「播独」。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样向外国记者会施压，要求取消活动。
外国记者会虽已表明不会屈服，坚持陈浩天的午餐演讲将照常举行，但梁振英之流提出的威吓绝不能等闲视之。按他们的逻辑，即使只是邀请抱有不同或政治不正确主张的人士发表意见也迹近违法，甚至只是提供场地或协助宣传有关活动也得被追究，可能要面对政府以公权力作惩罚。这样下来，大学、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办任何有关香港前途包括有没有可能独立的研讨会都要被惩处，出版相关书籍、文章都有严重后果，传媒报道有关消息及新闻同样有被惩处的可能。
全体市民权利受打压
到了这地步，受打压威胁的就不仅是香港民族党或其他主张香港可以有不同前途选项的团体，而是整个公民社会，而是全体市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我们若不发声反对特区政府及梁振英之流的无理打压，类似法西斯的威权政府就不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是何时出现（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出现）的问题了。
要是大部份人对梁振英之流的威吓袖手旁观，没多久我们可能会有类似Niemöller的慨叹：
「当他们对付民族党时，我默不作声，因为我不是民族党党员。当他们打压香港众志时，我袖手旁观，因为我不是众志成员。
当他们取缔支联会时，我不发一言，因为我不是支联会成员。到他们对付我时，再没有人为我仗义执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