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爆发的七月政争，无论以内斗、内讧还是政变来定义，都隐含另一层意义：与权力斗争并行的路线斗争。
极左路线，这是习近平当政近六年来的明确特征。政治上强化党性，经济上国进民退，外交上反西方反文明，对异见者零容忍、不惜运动式镇压（如709维权律师迫害案）…… 无一不是极左的重症。
诚然，在其他方面，习近平政权又混合了右翼纳粹的特征：对反对者格杀勿论（监禁与谋杀），国际上恃强凌弱，军事上扩张冒进，地缘政治上唯我独尊…… 也混合了末代封建王朝政治的特征：腐败，彻头彻尾而又无可救药的官场腐败；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泛滥；小人当道，阿谀媚上成风……
相对于右翼纳粹和末代封建王朝的特征，用极左路线来定义习近平政权，还是最为确切。这套极左，无须外界来定义，而符合共产党本身的定义。加权时代系数，习近平的极左，与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极左，完全可以等量同观。唯一吊诡和具有欺骗性的是，习近平的极左，盗以“改革”之名，以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事实上，习政权用（毛时代的）旧手段对付新时代，新瓶装旧酒。
修宪，取消领导人任期制，习近平和王沪宁们居然天真地以为，历经十年文革和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仍然可以接受一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多么地不接地气！由此测量，他们距离人民有多远！他们距离时代有多远！
引用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观照习近平和王沪宁的表现。
“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有某个机缘，让他登上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托克维尔评查理十世）
跨越近两百年时空，托克维尔的这段话，对今天的习近平和王沪宁，竟是最精准的写照！文革期间，习近平从北京被下放到陕北梁家河，在那里度过七年青春岁月。他的一生由此停止在那个时刻。登上最高权位后，习近平声称：“梁家河有大学问”，发起荒唐的梁家河造神和朝圣运动。
文革中，王沪宁兄弟三人曾被父亲关在上海家中，手抄毛选，埋头硬啃马恩列著作，他的人生也由此停止在那个时刻。当上意识形态最高主管前后，王沪宁把手抄毛选演化成手抄党章，强制在中国社会推广，以至于演出“洞房花烛夜，新人手抄党章”的惊悚丑剧，而竟丝毫不觉得脸红！
历经七月政争，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和意识形态总管的王沪宁，虽然各自都暂时保全了他们头上的乌纱帽，而以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作为牺牲品和替罪羊，来为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免责脱罪。然而，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沪宁，都遭受重创，成为十九大七常委中权力遭受最大挫败的两人。
习近平权力遭重挫、威信遭削弱，体现在一系列现象中：全国撤除习近平画像及十九大宣传标语；几经反习派斗争和习派反扑，最终，从八月份开始，各党媒头条不再是习近平，结束丑陋一页。
王沪宁遭挫败，也体现在一系列现象中：从七月份的内斗到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王沪宁露面机会大减，几近“消失”，而曾几何时，王沪宁曾经是十九大后露面频率仅次于习近平的政治局常委，一度大出风头。王沪宁本人，重新回归“夹着尾巴做人”的套中人。
习近平和王沪宁，与其说是权力斗争的败家，不如说是自我打败的蠢人。习近平与王沪宁同属败家，但这两人并非同病相怜的族类，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各自弃船逃生，以至于发展到彼此厌恶、仇视，决裂、乃至绝交。
权力斗争固如是。问题是：历经七月政争，习近平的极左路线还能走多远？2018年8月，云遮雾绕而风险浪恶的北戴河，新老高官开会，必有一番争吵与恶斗，对习式极左路线，将得出何种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