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极权的国家，治国方略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维稳」。「稳定压倒一切」，是有些国家口中念念有词的一道紧箍咒，说白了，就是告诉治下的奴隶：你们必须安于奴隶的命运，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反之，将所有的异议都归入「不稳定因素」，比如，以推行宪政民主为宗旨的《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刘晓波，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十一年，成为当今世界唯一被关入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未曾想到，已经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居然也有一些趋炎附势的「维稳教授」。中央大学教授洪兰在《人间福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丢鞋，不如把鞋穿好》的专栏文章，以一副为人师表状宣告：「我们有责任教孩子明辨是非：踹部长的门、喷红油漆、丢臭鞋，这些是暴力行为，都是不对的。」看上去道德高尚、义正词严。遗憾的是，这位教授出版的劣质译著遭到读者的抗议浪潮，出版社认错并承诺收回退货。而作为译者的洪教授拒绝公开道歉，早已失去了以身作则的公信力，哪里还有什么教别人「明辨是非」的资格呢？
最大的暴力是国家暴力
洪兰教授将像扔鞋之类的民众抗议提升到暴力层面上，声称：「台湾是个有法治的民主国家，诉诸暴力是自贬身价，而且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扔鞋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抗议行为，一般鞋子都打不中对象，即便打中了，对方也不会「伤筋动骨」，以暴力来形容之，言之过甚了。
如果说扔鞋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暴力」，那么，残民以逞的县长强行拆除民宅，逼死屋主之后还要硬闯死者灵堂；军队里的一群长官将无辜的士兵凌虐致死，并上下串通、掩盖真相；刚愎自用的总统不顾主流民意的反对，续建核电厂，让全民生活在核灾的阴影下；血债累累的黑帮头子衣锦还乡、呼风唤雨，视法律如同虚设；权力无边的特侦组监听国会电话，宛如一出台湾版的「水门事件」……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更可怕的暴力吗？
真正的暴力是国家暴力。首先，统治者手上掌握了军警宪特等镇压机器，与之相比，民众反抗国家暴力的手段和资源相当有限，两者完全不对等。所以，掌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民众施加暴力，比如，台湾有「二二八」屠杀，北京有「天安门」屠杀，一旦掌权者发号施令，瞬间便是血流成河、哀鸿遍野。
其次，掌权者通常还掌控着庞大的文宣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反抗者妖魔化为「暴徒」。比如，多年来，国民党一直居高临下地抹黑反对运动，在其控制的媒体上将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全都描述成如狼似虎的「暴徒」，偏偏回避铁的事实：「二二八」屠杀的刽子手究竟是谁？江南案、陈文成案、林宅血案等暴力事件的幕后元凶又是谁？
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你不愿乖乖地当顺民，你就是一个跟蚂蚁一样、可以被随意踩死的「暴徒」。于是，在统治者眼里，满街皆暴徒，遍地是敌人。如此大量制造「暴徒」的政权，不是赤裸裸的「暴政」又是什么呢？
原以为，台湾解严以后，「暴徒制造法」已遁入历史。殊不知，这一套白色恐怖时代的宣传术，又在洪兰教授笔下「起死回生」——如今，人心浮动，国将不国，都是你们这群不服管教、不知廉耻的「暴徒制造者」惹的祸！要拯救国家，先必铲除你们！
洪兰和她的同路人宣称，扔鞋不能扔出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民主的真义就是，每一只鞋都是一张不可轻侮的选票，让当权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心惊胆战。
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呢？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暴力机器从来都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知识分子的天职之一，就是监督政府谨慎使用暴力机器，就是与弱势群体站在一起，就是奋不顾身地捍卫社会公义。如果用中国古代先贤的话来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爱人如己」，「爱那弟兄中最小的那个」。
作为每年演讲上百次、在诸多媒体上写专栏的洪兰教授，是一个拥有相当的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她不去谴责荷枪实弹的国家暴力，反倒去挑剔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哪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哪里是「与哀哭者同哀哭」？她信仰的分明是「哪边有权有钱，就倒向哪边」的「西瓜教」。
幸亏台湾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并不都是洪兰式的「西瓜教」信徒。那位抱着小孩向总统扔鞋的仙杜拉妈妈，遭到当局立案起诉之后，寻求民间的司法救济。司改会打电话给曾凯威律师，问他是否愿意为之辩护。曾凯威律师一口答应下来。
而后，仙杜拉妈妈打电话过去，跟曾律师聊完案情，很客气地问：「曾律师，那费用是？」曾凯威律师回答说：「你已经付了律师费。」仙杜拉微愣，以为听错了，自己并没有付过律师费呀。曾律师用一句话回答说：「当你丢鞋的时候，就已经付了律师费。」
曾律师对仙杜拉妈妈伸出援手，既是对「公民抗命」这一上帝赋予的基本人权的认同，其行为本身也成为「公民抗命」的方式之一。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二○一三年度「最感动台湾」的一句话。台湾社会的可爱之处，就在于有这样一些超越功利、坚持真理的好公民。
是的，那些向强权者扔鞋的人，就是需要关爱和支援的「最小的弟兄」中的一员。让洪兰教授不齿的「扔鞋暴力」，恰恰是一个社会最可宝贵的「公民抗命」精神。在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康德所说的「人心中的道德律令」。当某一法律明显违背良心和公义时，公民就有权不服从此种「恶法」。
为什么公民有「抗命」之权利？
在历史上，如此「以身试法」者络绎不绝：印度的甘地是一名违法者，他不遵守英国殖民政府的专卖法令，擅自率领群众去海边自行采盐；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恩是一名违法者，他挑战歧视黑人的法律，与百万民众一道进军华盛顿表达意愿；南非的曼德拉也是一名违法者，他一度领导拥有武装的游击队，号召民众对抗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政权。无疑，在洪兰教授眼中，他们都是作恶多端的「暴徒」（应该也包括孙中山先生）。可是，如果没有他们领导的各具特色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印度怎么可能摆脱英国的统治，最终获得独立？美国的非裔族群怎么可能奔向自由，与白人拥有「同一个梦想」？南非怎么可能埋葬根深柢固的种族隔离制度，走向全国和解的「彩虹之路」？
关于「公民抗命」，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个案。二战期间，当德国纳粹的铁蹄践踏法国之际，犹太裔学者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毫不犹豫地走出书斋，参加抵抗运动。她编辑并散发了揭露自诩为「合法」的贝当傀儡政权（Henri Philippe Petain，1856－1951，法国元帅、1940年7月～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傀儡，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真相的杂志，她还帮助一些逃亡中的犹太人弄到假身分证。这样做是违犯法律吗？薇依对协助她做这些事情的年轻姑娘玛卢说：「违犯法律，这是桩严肃的事情，应该三思而后行。在做犯法的事情之前一定要确信这是迫不得已的，而且要确信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真理的。公民不遵守法律，就不可能有民主。但是，我们带领年轻人潜入市政厅盗取公章，怂恿他们使用假身分，躲避强制劳动，这样做是事出无奈。」
「公民抗命权」是完整的宪政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一思想可追溯到宗教改革以来近代民主国家形成的历史之中，甚至更早。加尔文的继承者、在日内瓦学院任教四十年的学者泰奥多尔‧贝扎（Theodore Beza，1519－1605），在一五七四年出版的《统治者的权利》一书中，将宗教改革先驱关于「抵抗权利」的思考整合成一套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和个人自由本性的新结构。贝扎认为：「人民不是为统治者而造，而统治者是为人民而设。」这句话堪称划破中世纪黑暗的近代文明之曙光。
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再到贝扎的公民抗命和良心自由的观念，成为荷兰独立革命、英国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支柱。贝扎特别强调说，如果官员适当地统治，人民必须服从他，但是如果官员僭越了他的权威，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不仅有良心上的权利而且有良心上的义务去反抗这样的暴政。「任何已经根本地违反了向上帝和人民发过誓而就职的官员，都不应该被忍受。忍受这样的暴君就是冒犯了上帝，上帝要求所有统治者在尘世代表祂的神圣存在和权威，而且努力为上帝的人民寻找神圣的正义和公道。」
在这一背景下，审视包括扔鞋在内的公民运动，就会发现，这些公民运动绝非某些御用文人所说的「幼稚、野蛮、捣乱」，而是「顺人心、合天道」。如此起而行道的公民个体和群体，才是推动台湾社会向上、向前的健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