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的速度、规模、结构之研究（中）

四、腐败，“窥奸妇政治”的文化复兴

 

腐败是对公共利益的非法切割，也是合法暴力集团的自恋癖，如上指的道德优先论。在更深层次里，它是“窥奸妇政治”的文化复兴，这种政治文化结合赤裸裸的合法暴力的镇制，衍生了一种导致社会结构整体溃散的政治病毒。无一例外，所有贪官都具有双重人格：可能的表现之一，就是表面忠于意识形态、勤干有为，背地大肆捞取非法收入；可能的表现之二，就是面对罪行进行泪流满面的忏悔，实际上他们心中仍坚信政治达尔文原则——“点儿背别怨社会，命苦别怨政府”，只是由于自己不走运才被发现。在不道德的政治运行体系中，道德优先的信息扩散（政治语言叫做“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达尔文原则提供了某种保护色，特别是在更公共性质的领域，那种信息扩散提供一种得体保护功能。[见图3]

 

双重人格支持政治达尔文原则不仅存在于案发之后，而且在贪腐行为中是起了支配作用的，因此，贪腐行为在更多的时候既含有炫耀性又具有效用最大化的倾向。效用最大化与炫耀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统一于传统中的“窥奸妇政治”。

 

“窥奸妇政治”与国家政治的专制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专制程度越高，它越有发展环境。它被总结成政治术语，就是在中国专政治最高峰的明朝。一位名叫徐学谟的学者，曾官至礼部尚书（部长，内阁最重要成员之一），在他退休后写的语录中，说道：“一手诘盗，一手窃赃，故前盗死而后盗生。一面惩奸，一面窥奸妇，故前奸伏而彼奸犯。”2009年2月份由媒体公开的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经济弊案，是最新的一个证明。简单地说，执法犯法、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勾结成了中国当下“窥奸妇政治”的标志。郑少东卷入地产巨头黄光裕案件的主要原因是“其与协助黄光裕‘洗钱’的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被捕有关”，《证券日报》在2月23日的报道中如是说。

 

执法身份即徐学谟所说的“诘盗”、“惩奸”行为者作为意识形态化身，更容易利用资源便利获取腐败的效用最大化。也许“效用最大化”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用于政治分析中不太好理解，但是结合赌博作为理性松驰与感官快乐之心理学现象来分析，人们不难便当地解决一个悖论——贪官们冒着坐牢与杀头的危险博取了非法收入，为什么又多愿将钱扔进赌局（场）呢？简单地说，贪官好赌不是为博取更大的收入，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非投资行为。广东省于2009年1月份公布的“两市原政治委书记结伴豪赌”大案[余亚莲，2009]是为证明。《新快报》的报道说：云浮市委原副书记、政治委书记仁星葵贪污受贿，“公海赌博，一夜输赢数十万”；肇庆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黄平方任内受贿300万元，“多次与他人前往香港赌船和澳门的葡京酒店、假日酒店、回力娱乐场所等地，以玩‘百家乐’、‘大小’等形式进行赌博”。

 

无一例外，贪官们是赢少输多，最后由于处于相对拮据的状况下，暴露了赌博与贪贿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此两位政法委书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发生在奥运会成功之后。各地政法委是党权统驭公检法的重要机构，奥运期间也是安保的最高负责机构[见图4]。奥运的成功使它们具有荣誉感，希望补偿的心理也愈加扩张。可以预制，如果北京高层一定推行司法反腐败，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政法委书记因贪贿罪案落网。相反的情况则是，为了让这个机构行使政治控制乃至打压异见，就要对它的腐败采取宽容态度，或叫眼不见睫（历史之喻），或叫以腐败换团结（现实之策）。

 

五、计量分析：体制内信心指数的跌落

 

党控而不是民监的政治体系（机制）是中国司法腐败的根源，司法腐败对社会的影响也为体制内人士所惊惧，其云：“司法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人民代表对‘两院’有更高的期待。”[匿名者，2009]此种底线警示与政治上的期待，虽未直接表明党控政法阻碍了司法质量的提高，但是，民间的独立研究者所关注，或是反映于司法与民意的冲突上[滕彪，2008]，或是在个案解析上[綦彦臣，2008]，都能得到证明。

 

为印证本节的主题，不妨将上引的匿名者即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大代表之评论背后的数据整理成标准的统计表格，进行计量化分析（如下表）：

 

表一：2009年人大会议对“两高”报告评价

（设定误差率千分之一）

报告者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总票数		赞成变动率（C=A-B）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A)2009	(B)2008	C
最高法	2172	2287	519	525	192	120	2883	2932	73.5%	78%	2.7%
最高检	2210	2270	505	514	162	142	2877	2926	76.8%	77.6%	0.8%
合  计	4382	4557	1024	1039	354	262	5760	5858	76.1%	77.8%	-1.7%

 

通过表一不难发现：其一，人大代表即便不代表民意只表达其切身感受，那么对于司法公正的可能性也表现出非信心，即对“两高”总的满意程度比去年下降了1.7%；其二，法院系统的腐败、低效能够清楚地反应出来，代表们的满意程度下降了2.7%，是“两高”平均水平的1.6倍；其三，弃权的绝对增量（354-262）为92票，高出反对票增量15票（1039-1024）达5倍之多，接近总票数增加量（5858-5760）。

 

为了真实地考察人大代表的信心指数，不妨列出下表：

 

表二，司法公正信心指数

（设定误差率千分之一）

 

变动指项	最高法		指数(f) c=d/e	最高检		指数（i） i=g/h	平均指数(j) j=(f+i)/2
	2009(d)	2008(e)		2009(g)	2008(h)
弃权比总票（K）	6.6%	4.1%	1.61	5.6%	4.9%	1.14	1.38
弃权比反对（L）	1:0.34	1:0.23	1.48	1:0.32	1:0.28	1.14	1.31
综合趋势M=K/L	__	__	1.09	__	__	1	1.05

 

通过表二不难发现：其一，仍如表一反映的法院系统腐败与低效趋势一样，代表对他们“敢怒不敢言”的非信任倾向于选择弃权来表达，其综合趋势指数为1.09，高于平均指数；其二，中国总体司法环境恶劣，无论M项的总体趋势，还是几项的分散状态，都说明它不足以承担反腐败的国家政治职能分工。

 

抽象价值是：第一，政法体制至少在客观上保护了腐败；第二，非赞同意见增多，仍不足以促动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其三，意识形态集团内卷化倾向（如内部的“敢怒不敢言”）是腐败的关联因素。

 

六、典型分析：窝案作为内卷化证明

 

既然腐败在道德问题具有内在冲突性——“不言而喻”的道德优先性与意识形态集团的色彩覆盖[仍见图3]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缝隙，而且在提高自身无形资产（特别是换取国外认可时）需要腐败的受害群体来“共同维护”[仍见图4]，那么，其内卷化则不可避免。这种内卷化在各个相对低阶的分支集团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相对地，高层分支集团作为意识形态发生器则相对不明显。甚至说，相对高阶的意识形态分支集团为防止过度内卷化，还要利用打击相对低阶分支集团的内卷化，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

 

窝案现象，是内卷化的最明显例证。

 

不久前，代表国家权力对中央企业进行管理的高官李融荣，就古井集团以王效金为首的管理层集体贪污事件称：“有关部门对高管疏于监管，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致使腐败渗透于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最终导致这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教训极其深刻。”[孙文祥，2009]李还公开表示：“中纪委就此案向党中央递交了分析报告，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云云。但是不管什么层次的高级权力人物对窝案进行何种程度的关注，都无法改变窝案发生的机制——意识形态集团的内卷化是中国政治腐败的一个不易特征，因为各分支意识形态小集团不仅具有专业（经济）领域的决策权力，而且还是高级意识形态的解释者、分派者。抽象地说，在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意识形态集团本身具有产生“神性”的作用，在诠释与分派神性的过程中，他们的贪腐行为只是内卷化的一个副产品。最简单地说，他们具有自动隔离社会公众监督的“天然防火墙”。

 

尽管如此，由于高级意识形态分支集团的强烈需求，以及媒体的商业效果追求，大量的窝案还是被公诸于众。为了便于分析，仍用统计表格形式描述。见下表：

 

表三：近期部分著名窝案数据特征

 

案  名	公  开 时  间	报  道 媒  体	涉案人数 （个）	涉案金额 （万元）	其    他 特    征
广东增城地政腐败	2008.9.12	大洋网	20	14500	媒体报道温家宝指示严惩
云南铜业贪污贿窝挪用公款	2008.12.30	云南信息时报	3	11547(未计47.2万美元与60万澳元	__
重庆官员赌博牵出贪贿挪用公款	2009.1.19	重庆晚报	11	183.4	地方纪委书记卷入其中
中国轻骑集团（济南）偷税、信用证诈骗、挪用公款	2009.2.12	山东卫视	40	402902	—

 

表三中，单个窝案涉案人数最少者3人，最多者40人，人均涉案金额最小者十余万元，最高者超过亿元。且不论其腐败的数量特征，仅就其“平均人数”而论，每个案件有18.5人，尽管这样计算由于地域、案件行业诸因素被忽略而不太准确，但可以说明：其一，每一个权力分支集团都存在非常便当的腐败机会；其二，高层的震怒与下级监管者的“窥奸”行为之内在冲突，成为中国政治治理的绝大讽刺。

 

内卷化的倾向不仅造成了意识形态失效以及上层分支集团与下层分支集团的实质分裂，而且，它还大大地影响了行为人的个体心理，这种个体行为行理最终导致国家货币体系的效率漏损。个体心理的最主要行为特征是窖藏腐败所得现金，现金作为国家债务凭条应当是漏损率越底越好——最好的状态是每一张已发行货币都在流通中。

 

一些著名案例典型地反映了窖藏特征，如深圳舞厅大火案牵涉出的龙岗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有两亿多来历不明资产（亦曾花两千万买官），其案发后，太太在家“狂烧现金”，以销毁罪证。[练洪洋，2008]再如，南京政坛的“希望之星”潘玉梅，受贿近800万元，其中以现金形式匿藏170万元人民币、53万美元。[魏晓昕，2009]贪官窖藏现金是腐败盛行政风下意识形态内卷化的一个心理特征，也是“窥奸妇政治”之文化复兴的一个侧证。正如明代学者徐学谟经典化了“窥奸妇政治”一样，清晚期的周希陶[1869/1987]对中国勤俭观念的负面效应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如云：“勤，懿行也，君子敏于德义，世人则借勤以济其贪；俭，美德也，君子节于货财，世人则假俭以饰其吝。”

 

政治腐败在复兴古典方面正然是将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抛开，而行取糟粕去精华的反动道路。由此，也可更深地印证贪官的人格分裂生活——表面上勤干有为，背后却狂攫不止。

 

（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文献：

 

[11]余亚莲，2009：“广东两市原政法委书记结伴豪赌，一夜输赢数十万”，载于《新快报》2009年1月9日。

[12]匿名者，2009：“‘两高’报告非赞成票增加”，载于《重庆晚报》2009年3月14日。

[13]滕彪，2008：“镜城突围：司法与民意”，首发于《南方都市报》，转引自南方网2008年9月28日。

[14]綦彦臣，2008：“双重理性缺失下的司法改革窘境”，载于民主中国网，转引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2008年10月29日。

[15]孙文祥，2009：“李融荣指斥窝案‘知名国企’是古井集团”，载于四川在线网2009年2月27日。

[16]练洪洋，2008：“舞王大火案涉案官员的老婆为何狂烧现金”，载于《广州日报》2008年11月26日。

[17]魏晓昕，2009：“女贪官家中搜上26公斤重现金，累计受贿800万，载于《扬子晚报》2009年2月26日。

[18]周希陶，1869/1987：《增广贤文》，清同治八年刻本，岳麓书社1987年编印。

 

图3：医院里关于红包的警告，时常被就医者认为是“别忘了这项”的提示。而医生们对这类训诫也嗤之以鼻，说道：“哪个能搂钱的单位不都是花大钱做反腐败宣传呢？！”

 

 

图4：奥运会已经结束，各种“敌对势力”也没出来“破坏”。表明乞求民众配合愿望的高价广告牌子仍没拆除，而在寒风中“挺立”。在寒风中，底层社会的人们还是要谋求最低生活收入。所以说，腐败在任何关于细节的政治宣传上都在作“反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