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捷克与斯洛伐克两国总理在捷克国家博物馆纪念“布拉格之春”的展览会上合影（美联社）
今年，2018年，是“布拉格之春”50周年。
1968年3月28日至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选出了以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的新的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通过了党的《行动纲领》，提出了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开启了全面改革。其内容包括：修正共产党过分集中的权力；恢复在大清洗运动中受害者的名誉；以联邦制为原则解决斯洛伐克问题；开展经济改革，引进一定的市场机制；取消书报检查，落实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引进科学技术加强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时间，给僵化的共产阵营带来一股温暖的春意。然而不幸的是，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领导下的华约出动50万大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终结了这场为时半年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的中国，还处在文革的高潮期。那时我是高中生，还在学校里闹革命。我是通过阅读《参考消息》了解到布拉格之春的。在苏联武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共表示严厉谴责，称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出于这种反苏的立场，中共的媒体，尤其是《参考消息》，对布拉格之春，尤其是对苏军的侵占给出了较多的报道。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布拉格之春”有一个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叫“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人们对传统的社会主义那一套最反感的就是它的非人性、反人性，就是它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只是平民百姓，就连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都自发产生了一股强大的自由化之风，要求回归人道，回归人性。
乍一看去，“布拉格之春”仍然是一场体制内的改良运动。杜布切克们并不打算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也不打算恢复资本主义。“布拉格之春”最激进的举措莫过于取消书报检查，落实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本来就是载入捷克斯洛伐克宪法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青年马克思到晚年恩格斯——一直主张的，因此看上去并没有超出体制。然而就是这一条，就从根本上抽掉了共产专制的基础。对共产国家而言，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就会有多党民主，就会有自由经济。这就不仅仅是改良，而且也是革命。在“布拉格之春”5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有更深的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