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8年9月4日讯）批判共党体制，当在改革已死，没法推动的时候，就只能证明批判者是共党体制的失序者，被统一战线甩出来的，改革分赃体制的失意者，想加入而不可得反而被排挤出来的，也就是挤不上公交车的。至少处境和身份，以及说话方式思维习惯是这样的。所以会围绕着共党，中南海，就像月亮围绕着太阳，没有主体性。在议题设置上，共党抛出一个议题，一窝蜂一样围上去，啃呀啃，然后回写两篇文章以为自己下了蜂蜜。被牵着鼻子走，被动应牌，整天很忙碌，清点起真正收获，却如竹篮子打水。就像朝三暮四故事众的猴子一样。拿破仑说过，我每三个月给我的人民一个故事。我看共党每三天给一个议题。
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体现出来的效忠关系不同。你一直对共党体制进行主义的批判，说明你效忠于共党，说明你是党的人，不过是劝谏。为什么我不批判共党批判国民党，批判公知不批判共党，在于自己人动用的批判的武器，敌人动用的武器的批判，对敌人一直进行批判的武器，要么你是认敌做父做友，要么你就是一个神经病，以为笔就是枪和匕首。批判的武器，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只会被撕裂，要么是这一方的打手，要么是另外一方的喉舌，自以为超越于敌对两方之外之上的第三条路，就是一个幻觉，就像被买春的妓女在金主面前撒娇一下。我在讨论民间主体性的时候，经常被质问为啥要穿戴上民国标识，我说根据历史背景百姓好理解好辨认，类似于索雷尔直观的政治神话，而最强烈的反对，即使动用暴力，也可能是兵谏武谏，还是没有民间主体性。武器的批判，动用暴力诉诸于行动的激烈反对，肯定要比立场上的口炮，更具有民间主体性，但还是没有完成别人对你的识别。身份认同的政治，不能光靠自己们的渴望认知，而更需要外在社会的普遍渴望认知。简单的一句话，你批判共党体制久了，你反对共党体制久了，你就是共党的人，编制外的共产党员。除非你动粗。
所以以简单的标准：民国一边，还是共党一边；动不动粗，行动不行动的。就是有没有行动，有行动的就算当下是党的人，迟早也被党干掉。没有行动呢，那么为了和党的人区分开来，就简单地做一个民国人。
在香港，有新世代港独作为在党的领导下香港民主回归运动的超越，在台湾，有台湾新世代天然独作为共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否定。而在大陆，一波又一波的往前走的突破是被淹没，真是长江后浪盖前浪，一波又一波从体制反叛出来的新人，带着体制烙印，把半体制半人，半党性半人性的自己推己及人。在以前，谁要带着体制胎记都会不好意思得自动剖腹。而最近一些年，党内民主派复辟为保皇党的规模越来越大，体制怪胎成为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是一种荣耀，以此对抗激进立场的兴起。也就是说自由派两极分化，一头收缩为保皇党，一头激进为口炮党。披着改良与革命之争的外衣，本质上维稳与崩盘的争议。谁支持维稳，就要自动日减保皇。谁乐见崩盘，就要日趋于革命口炮。与香港台湾比较，港独和台独是政治想象物的创造，而大陆的不仅前浪没走出共党设定的“改良与革命”框架，而且被不断从后面气踹嘘嘘赶上来的退休老头老太太体制怪胎，作为后浪拍死沙滩上。就如大妈广场舞成为我们文化讨论的核心议题一样，每天就只能讨论它。
无关性
有一个故事说，96年申奥成功，北京举城狂欢，有两个红二代在北京饭店阳台上喝着红酒，品着咖啡，冷冷地看着街上狂欢的市民，说这一些傻逼觉得关他们有事一样。叫好者是林语堂口中的奴隶做主子想。批判共党与批判叫好的，都被卷入一种有关性中，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批判他做什么，好像你有资格批判共党一样，和你一家人一样。
批判带来的有关性混淆，导致自己的权力意志的幻觉：拉平了身份的不可逾越性。哥也是有微博的人，姐也是有微博的人。有一个朋友和我说，他给一个副省长的儿子做过家教，关系较好，有一次喝酒醉了，副省长的儿子怪罪他：你怎么生在那样的家庭。共党体制给了他们优越感，自以为神，众生为蝼蚁，众生就是原罪之子。
政治表达的无能，受挫感，无效率。 说真话很勇敢，然而没好果子。而且节节败退，屡战屡败，有战必败，还不如不战。不战而另起炉灶。只有自我圣化自我牺牲的道义英雄，才喜欢无用功。真理感取代胜利，同时构建作为社会的例外，不与社会同构的少数人，例如异议分子，例如反对派。
政治表达的无能，无效率这并不是中国政治进入法西斯主义时期的特有的，而是在八九改革已死时就有的，所有要求进步的呼吁运动，一旦成气候成规模，一定导致退步，成为热点就意味着原来空白地带被补上管制。这是八九后保守主义批判激进主义的原因之一，不管是九八民主党，还是维权运动中的各种小高潮，零八宪章，都是掀起一个波浪，然后宝塔镇河妖，打倒河里再也不能出头，这种做法是英雄王成式“向我开炮，老子出名啦，牛逼”。2003年命名维权以及对维权政治化的反对，也在政治表达的无能无效力，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行动优先，打口炮没用，能做就好。必须看到我说的节节败退，是民间是往上走，往共党体制走以求改良或翻转的，就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输赌一下输光，赌一下输光。而节节胜利，碎步前进的是社会，社会重建，这是往下沉，往下沉的在进步，在做大。社会重建以社会的存在为目的，它假设上层建筑的摧毁和大爆炸，也能活下来。往上走，围绕中共体制变革的，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除了浪费时间装悲情祝圣人之外，啥作用都没有，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相抵。
你可以看到从直接的政治表达退后到反讽的社会运动，从政治退到社会，不敢对其锋芒，游击地走。然而没用，一波又一波的，最后都与共党慢慢变老，就像雾霾一样，最后都变为长久的非常态。故，社会运动只有重建社会或者阻挡下坠的作用。要有政治上的突破，还是需要例外状态的力量，例如美国的地缘政治，还有例如民国。
我不管共产的，而是管站立在共产议题上的社会反应，这一些中产阶级只围绕共党产生反应，刺激和回应，吸纳和排斥，只围绕共党发牌和共党主体性发生，是为被动性，其所开展的社会运动或者反讽，都是被不断格式化后退的，可以说异议的花瓶用来装饰共党体制，综合矛盾统一体，虽然从中生长出民间社会空间，就像市场化于体制。拿市场化来说，做生意往往是维护体制，看不出有破坏体制的意图，非意图效果在于市场化的负面，例如我们搞的占房运动，抗税，挤兑，这一些能引发经济危机，然被格式化得并没有大规模发生。总结一句话，大凡能发生的社会运动包括网络舆论，都是无足轻重的隔靴搔痒的，不值得去背书的。舆论场上出一件事热闹一阵子的公知消费模式，它处在一种被格式化，隐形被中共体制化的必然性中，脚踩西瓜皮。对被体制格式化和决定的被动性，没有自觉，能干的是共党能对付的，或者需要的，想干的，例如占房运动，却没有舆论市场，因为舆论只随共党的脚步走。
我深切体会到维权时代出现的这一些人 真是层次太低了。个个街头卖艺，还以为自己是武林大宗师。四五一代四五运动都是太子党准太子党，八九一代广场上也是八十年代精英。局内人造反，层次就高。
维权自己名声做得再好，道义资源弄得再高，不外乎维权人士而已。维权的进步，就像以前你小学时多个十块二十块零花钱，就觉得不得了。可是你有一个亿时，会觉得十块二十块了不起吗？中国的问题在于总体转变，就像你有一个亿时怎么翻转为十个亿，一百个亿。停留在十块二十块的快感里做什么。维权就像摆地摊阶段。摆地摊有了第一桶金之后要做公司开工厂，然后做大销售，然后上市。天天想着摆地摊干啥。政治方案而言，对于90%以上的国人，成王败寇，你有本事成功了，就认你，管你道义资源高低，好人坏人。天天被挨打，也能被打成胜利？天天装悲情，悲情出胜利？
我的维权–民国，与本雅明的东西是吻合的，最近在把本雅明用来论证维权–民国，民国作为被共党镇压的，从而例外于共党体制，也例外于改革的知识分子–官僚王朝政治。民国作为本雅明说的弱的弥赛亚，对中共体制格式化中国例外的救赎。
像女权运动这样的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各种无政府主义，过于作为少数派的，作为社会例外同时支撑以真理感的，为什么会被共党体制所容忍，因为被格式化，其之所以被容忍，和有真理感，一个原因在于超前的与“世界潮流接轨”，乃至于说自己造的，投射的，并不存在的世界潮流。拿市场经济学说来说，这个地球上有那种抽象的，纯净水般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学说么？没有，投射出来的风月宝鉴。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说，共党已经在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方向超现代化的内卷化收缩，普遍主义走向特殊，是自我保存（政权的自我保存）的需要，因为其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内卷化，在危机恐惧中首先注意自我保存。可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话语启蒙运动，所谓的社会运动，是扩张的，要求更强更大更多的，虽然非意图结果可能是自我保存的。如此扩张才能自我保存的困境，就像不做人上人不掠夺就过不上小康生活，是妨碍迫害公共利益和集体富祉的，是毒药。其公共剩余价值不多，公共性不强，因此内卷化也是必须的，以民族国家为为其边界，为公共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模仿你的说法中共的国家化，社会运动也必须内卷到民族国家维度上。也要国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