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有“清华帮”一说，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杨继绳是在校时就相熟的同系校友，无话不谈。吴官正从武汉市长任升为江西、山东省委书记，关系有了微妙变化，到他当了政治局委员，杨继绳寄去自己的著作《邓小平时代》，在扉页上抄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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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受过正规文科教育，但年轻时想走新闻道路时期所做的准备，尤其是文史知识和人文情怀，让他对“生年不百岁，长怀千岁忧”、“朝闻道，夕死可也”这些体现价值理念的格言烂熟于心。杨继绳当记者期间，对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被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的调查报告就有30多篇。1972年，他和马杰的内参《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作了批示，中央并以“中共中央1972年第28号文件”转发全国，责令全军立即退出“文革”中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民房39万平方米，66军出动了两个连队搬家，腾出了被占作军部的天津师范大学。他还写了《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毛泽东也批示了。

1981年，他写了《外国合作者在渤海洋油田遇到的难题》，提出用改革开放的新观念重新审查、修改过去的“红头文件”。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了长篇批示，国务院就这篇调查召开了专门会议，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名义转发全国。

1982年，他和另一记者到七省市进行能源调查，写了《搞好我国节能工作的12点意见》的报告。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姚依林批示：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看法”，让国家计委主管能源的领导人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他们两人的意见，并将调查报告作为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转发全国。

杨继绳将自己的新华社记者生涯分成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1968年到1978年，他以稿件登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有12篇稿上了头版头条，回过头来，杨继绳说这一个十年，绝大部分稿子都应当烧掉，只有《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两篇是经得起历史考验、不感到羞愧。

第二个十年起头，杨继绳反思感到前十年真是白干了，但是有评职称等许多现实利益羁绊，还不能完全避免“跟着跑”。直到第三个十年，才更具有独立自主性，采访写作基本上不违背记者的良知。

杨继绳给自己的定位，是学者型记者（研究型记者）。他尝试着两栖于记者和学者之间，主张独立思考，独立调查，以记者的敏锐捕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他不同意有人说，采访的基本任务是了解事实，他觉得，仅仅了解事实是不够的，思辩性报道采访最根本的任务是摘取事实背后的智慧之果，提炼出代表这一时期社会思辨水平的最高结晶。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一个记者的成就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的话，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三个边越长，三角形的面积就越大；而缺少任何一个边，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零。”

老同学吴官正也渐行渐远

杨继绳在《我的记者路》一文中说过，“记者和官员是两条不同的路”。官员的职能是管理，主要在“做”，记者的职责就是“说”，说出事实真相，说出群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使人顿开茅塞的话，说出使人义愤填膺的话……“所以，真正忠于职业的记者，就会堵死做官的路”。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吴官正与杨继绳是清华校友

清华校友中当官的甚多，以致政坛有“清华帮”一说。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是比他高一年级、在校时就相熟的同系校友，很长时间内保持联络和来往，无话不谈。吴官正从武汉市长任升为江西、山东省委书记，关系才有了微妙的变化，“我去山东，他听说了就请我吃饭，但是说话就谨慎了；到他当了政治局委员，我工作单位托我请他吃顿饭，请不动了。”杨继绳还是给老同学寄去了自己的著作《邓小平时代》（香港版），并针对“满朝文武无官正（吴官正），反腐倡廉未见行（尉健行）”这句民谣，在书的扉页上抄了《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

吴官正同学：

政者，正也。子帅一正，孰敢不正？

老同学继绳

吴官正可能对这句话不高兴，从此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