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仍然要谢谢你，你是目前为止唯一用信件正式回应我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领导人和此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的参评委员。我把你的回应既看作学会的态度，也看作你本人的态度。
我在上封简短的回信里说：“你是我尊敬的报告文学评论家之一，而且如你说，我们应该是朋友——报告文学理念的同道者。还有一位评论家，我们在这里要向他致敬。他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周政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的评论家。我对你们的尊敬至今没有改变。”
你说到了学会的苦衷：“考虑到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为了不致使一件有利于报告文学，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有益活动流产，只好无奈地回避了我们心中一直崇敬的两位作家。”
你批评说，我的信认为“学会的这次评奖是在参与造假，言重了”，我把学会“希望你配合”等同于“警察要求的配合，就更是一种很不适当的联系”。
我在短信中进一步申明了我与学会领导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专家委员们妥协底线的很大差异，拒绝了你为学会的辩护，对你的批评也提出了商榷。你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同意，只是还要补充，真挚的朋友还应该是诤友。我说，有可能的话，将来我会系统阐述我的意见。
在兑现我的诺言——给你写这封信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跟几位作家、参评委员电话和电子邮件交换了意见；通过百度搜索到了2009年2月26日（也就是我《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写完发出的当天）《文艺报》关于这次评奖的消息及其披露的三十篇获奖报告文学作品的名单。不仅印证了我《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以下简称《信》）中所涉及的内容，而且对这次评奖活动还有新发现。
《文艺报》消息称：“评选活动自2008年启动后，先后收到全国各地报告文学作者报送来的近万余篇（部）作品，组委会经过初评和复评，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胡平和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杨匡满和郭宝臣的《命运》、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痴情》、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程树榛的《励精图治》、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邢军纪的《商战在郑州》、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张锲的《热浪》、贾宏图的《解冻》、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李新烽的《非洲踏寻郑和路》、吕雷和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杜耀峰的《秦道》、杨守松的《昆山之路》、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鲁光的《中国姑娘》、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30 篇（部）优秀作品。”
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未经我的允许、授权，把我的作品《以人民的名义》列入参选、获奖名单公布，是一种侵权行为。在我口头向负责评选的学会副会长表达了不同意见并申明要向学会提交正式信函，学会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此次评奖已有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把早先的获奖名单交给媒体发表；我的《信》在互联网发表一个星期后，仍然有主流媒体发表包括《以人民的名义》在内的获奖名单，学会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行为是相当不严肃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获奖名单。我相信，其中的门道，没有中国新时期三十年报告文学经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如果按照学会公布的评奖时间跨度以及“优秀”的标准以及“可以理解的原因”，以我有限的经验和一孔之见，这个获奖名单，概括起来大致有三大特点：1、避重就轻；2、删重取轻；3、以重托轻。
先说“删重取轻”。
我被告知，这次评奖主要是现实题材，不评历史题材写作，这就剔除了一些诸如钱钢、张建伟这样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但是，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显然是有现实由头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谁都知道“知青”是一个历史符号，只是问题累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知青围攻政府、上访、回城等一系列事件。为什么只评邓贤，不评钱钢、张建伟？张建伟写晚清，历史还远点儿，《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显然比“知青”的历史近得多。钱钢的《唐山大地震》1986年发表时，离地震刚十年！
《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1986年发表时，可以说是洛阳纸贵，举国震动，是那一年、也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和社会事件之一，而且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4600万以上，近十万人罹难、失踪，截止于2008年底的报告文学评奖，极而言之，忘掉任何一篇报告文学都可以，不可以忘掉《唐山大地震》。
静下心来检索三十年中国报告文学走过的道路，按照现在评出的结果为标准，可能也挂一漏万，我发现此次评奖虽声称有近万篇（部）报告文学参加评选，“忘掉 ”（是不是“忘掉”还存疑）的作家、作品还是很多，除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还有麦天枢《西部在移民》、《活祭》，贾鲁生《丐帮漂流记》、《第二渠道》，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沙青《依稀大地湾》，马役军《黄土地，黑土地》，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朱凌《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张庆洲《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南香红《王选的八年抗战》，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都是题材重大，创作严肃，理性冷峻，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变迁并引起广泛影响的好作品大作品，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水平和影响力远在此次一些获奖作品之上。为什么就被中国报告文学界你们这些老江湖给“忘掉”了呢？这些作家（记者）这些作品，你们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忘掉”？生的，活该？熟的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评奖本身？这是不是像中共选干部那个顺口溜，“说你行……，说你不行……”？
“删重取轻” 此其一。其二，获奖作家的作品，故意选了调子比较高，色彩比较积极、明朗，政治上比较贴近主旋律，麻烦比较少比较次要的作品，回避了题材重大、具有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品，譬如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以下简称《眸子》），理由的《元旦的震荡》，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
相比于《眸子》，不知道胡平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他与张胜友合作的《世界大串联》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作品。《眸子》讲述的是江西女子李九莲的故事，她因为反感文革，怀疑文革的正当性，讲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12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年被判死刑，临刑前，舌和下颚被竹签穿过被固定而不能言，几近张志新割喉、史云峰缝唇。为李九莲伸冤的烈女子钟海源也以“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更残忍的是，行刑时，她被枪击右胸，“活体取肾”，为一个权贵子弟进行肾移植。
为什么偏偏要选《世界大串联》？2005年，理由出了一笔钱，资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位报告文学作家的选集，其中有我和胡平，我的选集书名是《以人民的名义》，胡平的书名是《眸子》，可见胡平自己也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我的《以人民的名义》得到恩宠，为何胡平的《眸子》一边稍息？你是参与编选并作“总序”的人，你是了解情况的，没有站出来力争？
我注意到了胡平的合作者。我听一位评选委员说，当初这位合作者要求参评他的一个歌颂邓小平、歌颂改革开放专题片的电视解说词，评委们说不合适，电视解说词不是报告文学。这位合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学会副会长，是不是他提出要求，不评也不好，拿胡平垫背，跟他“合作”一下，既有了胡平这位不可或缺的作家作品，又降低了胡平作品的分量、风险，最后更照顾了张胜友，一举三得？
理由和陈桂棣的情况相同。相对于理由“小说式”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痴情》等，《元旦的震荡》更像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更有分量，1988年评上了“中国潮”一等奖。陈桂棣《淮河的警告》是部好作品，作品发表后，我出席过作品讨论会，会上还跟一位小说家就环境与发展问题有激烈争论，但是与《中国农民调查》相比较，影响力就差得太远了。
你说不选刘宾雁、苏晓康是一种“无奈的回避”——也就是我说的此次评奖的第一个大特点——避重就轻，但是，选取获奖作家分量较轻的作品，删隐他们的重要作品，恐怕就不是你说的“无奈的回避”吧？
初看删隐的重要作品，我百思不得其解：无论从哪个的角度（包括最挑剔最恶意的新闻、思想检察官的角度）看，让那些重大题材重要影响的篇目参评并获奖，都不会有任何问题，毕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著作嘛！诸位评委，有的还是这些名篇的责任编辑。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害怕？如果害怕，害怕什么？算日子，查台历，似有所悟。今年“节日”特别集中，可以说2009节日大聚会，“五四”九十年，“六四”二十年，西藏五十年，国庆六十年，这些作品集中到一块儿，显然与今年喜庆劲儿悲伤劲儿不“和谐”。展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成就，又不让“阴暗面”给幸福祥和、紧张敏感的空气添乱，必须拿捏其中的分寸？
我被告知，“你的《以人民的名义》是唯一一篇批判性的获奖作品”。卢某何德何能，享受“唯一”？为什么只选一篇批判性的作品？抑或只是拿这篇作品做这次评奖活动的装饰音？
“避重就轻”好理解，我在《信》中说了，主要是回避刘宾雁、苏晓康，制造了一个没有刘、苏二位的三十年“优秀”，同时也制造了“回顾和表彰报告文学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中所作的积极贡献”的虚假历史。“删重取轻”，理解也不太难，可以避免阴暗面大合唱，“上面”不高兴。第三大特点——“以重托轻”同样不堪。
仔细分析获奖名单，也许我孤陋寡闻，有一些我非常陌生的面孔和篇目，请教知情人，告诉我，这次评奖，陕西方面的赞助商有条件，要求评上他们指定的一些作者和篇目。“你可以看，里面有些大家不熟的人名、篇目就是。”
也就是说，赞助商用钱在报告文学学会和各位评委的那里购买了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的名额、标准。我问：“为什么不抵制？”答曰：“不那样人家不给钱。”我问：“那不是降低了标准？”答曰：“那没办法，社会都那样。报告文学学会还算好的。”我问：“社会都那样，我们就要那样？”答曰：“评总比不评好。”
活脱脱一个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嘛！只是管饭的由韩复榘变成了赞助商，表演者由关公、秦琼变成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因为我从未阅读过，我不敢说被赞助商指定并被各位评委投票评选出来的某些获奖报告文学是滥竽、鱼目，但是我敢说，这些被金钱指定评出的报告文学肯定不能代表中国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很难与同时获奖的其他作家比肩，更不能与你们刷掉的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贾鲁生、沙青、戴煌、张建伟、马役军、章诒和、陈徒手……等作家作品同日而语。
你说不客观不公平不权威吧，还有那么些有些儿脸熟的名家名篇托着，抵挡着可能的社会质疑；你说有名家名篇托着吧，又发现那些名家名篇个个都耷拉个脑袋，在一个总体的评奖氛围里，像是被打断了脊梁骨。而且，如果那些数出来的好作品评进来，被金钱指定的作品肯定会被挤出去，对于评奖者和某些获奖者来说大不利。
向金钱妥协，严格讲，报告文学学会不算是最糟糕的，一些所谓中央级的大报（包括我至今供职的中国青年报）出卖新闻版面，甚至出卖头版头条的版面，不是新闻。在我看，庸俗堕落，这只是舆论一律、新闻管制，掩盖事实、歪曲历史的另外一极。
评奖评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很难看了。权力掺和进来了，金钱掺和进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政治，也不能承受之轻——平庸，于是轻重搭配，不敢得罪权力，不敢得罪金钱，权力和金钱的面目清晰了，中国报告文学及其作家们的面目混沌了，历史也就扭曲了。于是，避重就轻，删重取轻，以重托轻，三管齐下，一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文学“最高水平”的庄严评奖，就大大打了折扣，成了米兰·昆德拉式的《玩笑》。
其实这些门道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破罢了。我知道，我扮演了指出国王裸体的“小男孩”角色。这是“小男孩效应”：国王突出了，小男孩突出了，看热闹的也突出了。我看见了惊诧而埋怨的眼光。请注意，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得罪国王还是次要的，真正得罪的是心知肚明、心怀恐惧、侥幸或沉浸在幸福里不愿意澄清事实的围观者！问题转化了：1、谁都看见了问题，谁都不敢也不愿意提出问题；2、小男孩存在本身是问题；3、人们不喜欢国王，更不喜欢小男孩。相对于国王，人们是“群体”的抽象的存在，是可以隐藏的，或有唏嘘，瞬即可以销声匿迹；相对于小男孩，人们是“个体”的具体的存在，大眼瞪小眼，有名有姓的。此时的威胁，可能不是国王，而是小男孩。此时，基于自身的利益，或潜意识，或表意识，已经没有是非了，人们可能更愿意站在国王一边，真的把空气看作“国王的新衣”，把小男孩给消除掉。
我在《信》中指出，学会和警察要求的“两种‘配合’间有一种内在的同构的逻辑”，你不同意。你的意思是说，一种基于“善”——让作家和报告文学事业受益的“配合”要求，怎么能与便衣警察“代表政府”半夜三更闯进无辜公民的家——基于“恶”的要求“配合”相提并论？而且秉持一种善意怎么可能“参与造假”？
我们来恢复一下那位作家被便衣警察夜半三更敲门入室的现场。三名便衣警察晚上敲开了他家的门，说是代表政府找他谈话，劝阻这位朋友不要参加明天一位敏感学者的葬礼。有搜查证吗？没有。有传唤证吗？没有。有拘留证吗？没有。夜半敲门入室，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只是根据可能参加第二天的葬礼这样的猜测，代表政府对这位作家（法律名词叫“权利人”）进行威胁性谈话，并在第二天十几个便衣警察三层防卫，对这位作家实施强制“配合”。
两种“配合”扯一块儿，我的理由很简单：1、就未经当事人同意和允许造成了既定事实——侵权而言，两种“配合”要求的情景和氛围是同构的；2、两种“配合”的要求虽然都有商量的口气，却都有强制性，虽然学会要求的“配合”的强迫是间接的，政治背景化的，便衣警察要求的“配合”是赤裸裸的专制；3、没有“法”（法律、规则），没有“理”（伦理、礼数、道理）；4、都代表着某级某个组织，虽然他们代表组织的性质有差异；5、它们给我的内心制造了同样的感受：恐惧。
结果往往与动机无关。研究历史、现实，动机很重要，然而动机不可考也不可靠，只能相信眼睛，根据事实、结果说话。举例如1960年的“信阳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与二战期间执行希特勒消灭犹太人计划的纳粹犹太处长艾克曼。路宪文秉持着“善”的动机、目标——“为人民服务”、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在出现了大饥荒的情况下，不开仓放粮，不准离家要饭，检查私人信件，封锁灾害消息，拷打不听话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活活饿死100多万信阳人民；艾克曼秉持“恶”的动机、目标，让数百万犹太人进了毒气室。相对于大恶而言，放到日常生活里，他们只是“庸常的人”（汉娜·阿伦特语）。但作为蔑视并伤害人的生命的符号存在，“善”的“路宪文”与“恶”的“艾克曼”岂止同构，甚或孪生兄弟！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我没有选择。你说不能因为刘宾雁、苏晓康而“使一件有利于报告文学，有利于报告文学作家的有益活动流产”。我的短信说：“我们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恰恰相反。我以为学会排除刘宾雁、苏晓康搞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奖，不会有利于中国报告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家，反而会损坏学会和作家们的声誉。如果说‘有益’，谁获益，我不清楚。我本人没有获益的感觉，九年前没有，今天也没有，否则不会忍无可忍，违忤各位熟人。”
钱钢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我的《信》发给钱钢后，他回信说，他也在九年前以几乎和我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而且前不久，国内的一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要选收他的报告文学《海葬》，他还以“不能删一个字”拒绝了邀请。他告诉我，他的意思是不能删文章里面的“赵紫阳”三个字。他坚信，要是在大陆出版《海葬》，一定会删“赵紫阳”。他说，如果发现获奖名单里有他的话，他也会拒绝领奖。他不知道，既定的评奖标准已经把他剔除了。
你为学会辩护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群众文学社团，可是，在今天这样的环境，又有几个能够名实相符的群众社团组织呢！只有政治规范和管理是真实的。你在报社，不就难以实现你的个人意志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了解中国国情，低估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一种压迫下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我同意你对中国人生存处境的事实陈述，甚至也同意其潜含的意思：你在报社也不过如此，你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有名实相符的群众团体，也没有名实相符的党报党刊党台。都是党的工具。
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还是有些区别。我在报社当要闻版编辑，被迫干过不少文过饰非的事儿，有一段时间还代表报社到中宣部开通气会，听喝听令，蛮横、霸道、矫情，真理在手，仇恨在胸，一大堆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回去都一字不漏地传达。谁要我们吃的是这碗饭呢？不同的是，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这种“名实不符”，戕害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的情形合理过；为改善生存处境，没有放弃过个人的努力，为此还付出了一点小代价。2004年写的《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致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常务书记赵勇的抗辩信》，2006年《冰点》被迫停刊整顿的声明，以及我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两百万字的非虚构作品的基本倾向可以证明。这些你知道。
对现有制度不合理部分的质疑、抗争，是每一个善良公民和严肃作家行为选择的应有之义。这方面，我不如王力雄（注：《漂流》、《黄祸》、《天葬》的作者）。2001年初，王力雄公开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其理由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把手以及中国作家协会集体的“平庸”、“荒诞”。
他统计，那位从某直辖市宣传部长任上调任中国作协的一把手，刚上任的一次书面报告里面：“党，24次；江泽民，8次；总书记，3次；邓小平，6次；丁关根，2次；中宣部，2次；中央，5次；宣传部长，6次； “三个代表”，6次；马列主义，2次；毛泽东思想，2次；先进文化，6次；重要思想，5次；指导思想，2次；伟大旗帜，2次；旗帜，3次；高屋建瓴，4次；领导，4次；指导，7次；倡导，2次；指引，1次；指南，2次；方向，10次；导向，2次；方针，4次；政策，3次；贯彻，4次；政治，9次；大局，12次；稳定，3次；宣传，2次；社会主义，10次；主旋律，5次；任务，4次；献礼，2次；“双百”，2次；“二为”，2次；抓好，2次；狠抓，1次；抓，2次；高举，3次；奋斗，6次；落实，6次；学习，9次；讲话，9次；认真，8次；加强，4次；坚持，12次；责任，3次；意识，7次；思想，15次；形势，8次；组织，2次；阵地，1次；核心，1次。其全文共4468个字，上述词汇总计字数为666字，占全文总字数的14.9％。”
他说：“看了这些东西，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东北人训练一只鹦鹉，拉它的左腿，它说‘你好’，拉它的右腿，它说‘再见’。某天东北人突发奇想，要是同时拉鹦鹉两条腿，它会说什么？结果那么一试，鹦鹉对他说：‘妈拉个巴子，你要撂倒谁呀！’”
王力雄说：“奇怪的是我们偌大中国集中了几乎全体最善文字者的‘作家协会’，怎么就只会说这种僵尸般的语言？”
王力雄迂。哪是僵尸呀，人家是活灵活现死乞白咧，是茶余饭后的笑料，当今政治的活宝！那位市委宣传部长到作协来升官（作协跟和尚、道士一样，都是有级别的，而且级别很高，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待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待遇），皇恩浩荡一番，语无伦次一番，臊的你王力雄落荒而逃，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玩的就是这副混不吝的滚刀肉境界。
他们一两个人玩儿倒罢了，问题是一些作家出身，寻常看起来还有些尊严的人也乜斜着上级组织的脸色，唾面自干，跟着搭台唱戏，混不吝地玩儿。为了让这位前市委宣传部长和他的前任、中宣部某副部长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如同 “ 拉普”或自杀作家法捷耶夫（注：《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领导过的前苏联作家协会——合法化，代表权力意志，管辖、操纵作家思想、创作，指挥和引导中国作家可以写这个，不准发那个，他们举手让两位跟“作家”这种职业毫不相干的人当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指鹿为马地让党棍通过了“作家”这道门槛。接下来的是，一位深受组织爱戴的乖女子登堂入室，接替巴金当上了中国作协主席，并且宣布“大师的时代结束了”（潜台词是“庸人的时代到来了”）。
再接下来，你看那江山如画：檀口轻唾，烽火一笑。
我承认，我们被组织了，我们必须以他们准许的方式和语调说话。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存在。放在当下的语境里，被组织被管制被压抑被蹂躏被害怕被恐惧逐渐演化为一种习惯，习惯又逐渐蜕变为自然，自然便顺理成章，为施虐受虐的习惯和自然辩护似乎也就天经地义了。施虐者和受虐者历史与现状合理性的论证是公然的，而且这种论证即是害怕、恐惧的心理释放，也是虚拟安全感和预期利益的获得。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式后极权主义变异？
这时，我们发现，要维护我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平时让我们非常厌恶且非常恐惧的制度安排，完成个体心理救助、补偿的社会性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我们对这种社会心理疾病的警惕、研究、防治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是治愈这一社会心理疾病的前提。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抑，即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宏观层面上，我们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却可以大有作为。有人说，中国当今社会是“没自由，有空间 ”，空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公共性空间”，而不仅是合理的利益空间）是挤出来的，争出来的，打出来的。俯首帖耳没空间，俯首帖耳的表现只能导致平庸、蹩脚、愚蠢和智力低下，可能那些你想讨好、献媚的权贵骨子里都未必瞧得起你。什么是挤、争、打的武器，面对专制极权主义，怎么才能让自己体面、有尊严？目前我能想到的，只能是专业主义。不能硬碰硬地提升专业意识，坚持专业标准，恪守专业伦理，抵制专制意识形态和人事侵入，于是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的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文学、艺术、新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团体办成了帮会（各级学会、协会少数人组成的被恩准的利益集团）、堂会（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下作和沦丧就是必然的了。
专业主义的伦理很简单，它是常识论理的专业化体现，容易理解，也容易遵守。面对金钱，我是以专业化标准和自尊获取利益的（可能利益更大）；面对强悍、蛮横的干涉、管制，我会说，我只想当一名好记者好编辑好作家好法官好教师好学者，而“好”是有专业标准的，你不是专业人士，请免开尊口。退一万步说，我只想做一个心智健康、言行一致的好人，我有起码的良知，我将用谦卑的口吻告诉你，你不应该强迫我跟着你学坏，香臭颠倒，是非不分，你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不允许了。这个要求不过分。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被告知：作为个人采取行动可以，作为组织机构就不行了。这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组织机构不是由每个人构成的吗？机构的意志，是每个人意志的集合。机构不是雨伞，不是个人卸责的垃圾桶。你说个人意志“难以实现”，那要看去没去努力，怎么去努力。我要提醒的是，我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看见了某些个人意志，这个“意志”是既有经验的精准印证，更有削足适履又不知其履有多大的惶恐揣度，当然也有既得利益最大化、万无一失的“自律”，以及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表态——你看我不是在添乱，而是在补台；我没有反骨，也不会提批评意见，我是个乖孩子；为利益预期增加筹码。
评奖是一种社会行为，我说“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是说我们的行为一旦具有社会性质，就要根据社会各种因素反应的可能性和被历史凝固的传播景观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选择，否则可能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甚至可能是助纣为虐的。我们不能永远用无辜“受害者”的角色来躲避历史责任。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始终在说：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罢了。
《信》在互联网流传后，有位此次获奖的老朋友追问我：你写《信》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在哪里，别人怎么玩儿我不管，也管不着，我只是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么玩儿。这纯属个人信念和历史心理问题，与别人无关。再者，我与王康兄有着共同的憧憬：自我启蒙，如康德所言，“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卢跃刚 2009、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