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每年春晚都要歌颂历任领导人，但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从不在其中。因为有人害怕民众的记忆会动摇统治，想要抹掉他们。”2月下旬，流亡纽约的中国学者高皋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书稿交付明镜出版社，在与多维记者交谈时，她没有特别留意到刚刚过去的2月19日是邓小平的忌日。

高皋在书中指邓、胡、赵三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新的“三头政治”，她的先生严家祺则把“三头政治”定义为“寡头政治向个人集权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机制”。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进入这种政治游戏圈的人要么胜出，要么牺牲，在成王败寇的环境中，得胜者随意编写失败者的历史，或者干脆让他们销声匿迹。高皋认为自己的书“闯了中国的禁区，真实记录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填补了一段被刻意造成的历史空白”。


严家祺和高皋夫妇俩在20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中，珍藏最多的除了记忆就是书籍。

严家祺和高皋夫妇俩在20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中，珍藏最多的除了记忆就是书籍，在他们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陋室中，书占了半壁江山。原在纽约卡布里尼医疗中心做护士照顾临终病人的高皋，2006年退休后，用这些书中的最新资料改写了她在巴黎的三卷著作《后文革史》，成就了今日的《三头马车时代》。 “三头政治”崩解与“太上皇” 在西方语言中，“三头马车”（Troika）和“三头政治”（Triumvirate）都是历史悠久的字眼，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头政治，当属古罗马的“前三头”和“后三头”。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公元前60年，庞培、克拉苏和凯撒结成了“前三头政治”。前53年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败亡，庞培与凯撒矛盾激化，前48年庞培兵败被杀，前三头政治以凯撒建立独裁统治告终。公元前43年，凯撒派系的屋大维、安东尼和李必达三人结盟，史称“后三头政治”。前36年屋大维剥夺李必达兵权，前30年安东尼被屋大维战败后自杀，后三头政治告终，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主宰，建立帝制，罗马帝国确立。

政治学者严家祺在分析“三头政治”的起因时告诉多维：“在专制政体中，一个人并不能完全控制权力，权力往往由三五人组成的寡头分享，其中一人起主导作用。在一定的情况下，寡头政治会衍变成三头政治。”

严家祺认为“三头政治”有它特殊的土壤，如在合议制的民主幌子下，权力被逐步集中到一人手中。除了古罗马的“前三头”和“后三头”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代历史中，也演绎了“前三头”和“后三头”政治。“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属于中央政治局集体，这和苏共政治局相当，在大权独揽之前，斯大林早期也搞三头政治，在残酷的斗争中，托洛斯基和布哈林被整死。”严家祺说。

“在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前三头政治’，文革打倒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毛泽东成为独裁者。文革后，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形成了‘后三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下台，邓小平成为独一无二的主宰。”

“在邓胡赵三头马车时代，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王震等元老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政治老人起了重要作用。”严家祺说。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江泽民被钦点为总书记后，表现得诚惶诚恐和战战兢兢，即使他当时没有想到庞贝和克拉苏、安东尼和李必达，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眼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命运已经足够令他不安。

“随着赵紫阳下台、学运被镇压，三头马车崩解，邓小平只能自己一人收拾中国政治残局。92年邓小平南巡、誓言继续改革开放，这时邓小平成了中国真正的‘太上皇’。”严家祺告诉多维。

“六四”之后，高皋和严家祺一起流亡法国。法国国家科学院给了他们及另外二三十人特别资助，希望他们用这笔研究经费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那时严家祺担任着民阵主席，他和其他刚逃出劫难的人们一样，很难安下心来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