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网络图片）

知青——知识青年的简称。在这里，知识青年并非指有知识的年轻人，那个年代，这个群体的知识匮乏是惊人的，许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它是指特定年代里数千万被强行驱赶至农村的城市中学生。知青是一个历史概念。
 
知青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知青包括文革前下乡的城市中学生和历年来家在农村的回乡中学生。狭义知青仅指文化大革命中，具体时间约为1968至1978年十多年间上山下乡的城市中学生。
 
文革前下乡的知青，那也是一个庞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承受的艰辛和苦难并不比文革中下乡的知青少。如果你看过邓鹏著的《无声的群落——1964-1965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及《无声的群落——老知青回忆录续编》，你就对先辈知青有所了解了。前书主要是一群一九六四至六五年到四川大巴山落户的重庆知青的回忆，《续编》则为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沙、贵阳、沈阳等全国各地文革前下乡知青所述经历。看过此书，你定会为他们的遭遇唏嘘不已。文革前下乡知青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他们普遍出身于“贱民”家庭。尽管学业优秀却惨遭歧视，很难被大学录取，只得“选择”去当农民。他们是家庭出身“唯成分论”的受害者，在文革前便沦为了政治难民。
 
文革中下乡的知青，依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可分为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和国营、集体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二者共计一千七百多万人。其中上山下乡知青约有一千五百多万，是知青的主力军。上山下乡的区域，覆盖全国。当年各省、自治区的贫困边远地区，遍布知青群。而一百多万建设兵团战士则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
 
知青中有一个被忽视的特殊群体，就是三线学兵连。他们是陕西等地的六九、七零级中学生，年龄比老三届小比七一至七八年下乡的知青大。他们当年是被征去修襄渝铁路的，他们也是文革的一代。虽然这个群体只有寥寥数万人，但他们所受的奴役和劳苦比下乡知青更甚，如果你同样看过吴迪著的《青春滴血：三线学兵绝唱》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五集《三线学兵》节目，你就对这一群体也有所了解了。十几岁的孩子忍饥挨饿从事着挑战他们极限的苦力劳动，其艰难处境和遭受的摧残超乎常人想象。知青作家邓贤所著《中国知青终结》则描述了另一特殊群体——赴东南亚金三角地区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其人数鼎盛时高达五万之众。这群高举“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旗帜浴血奋战的知青下场最惨，他们不但遭受肉体折磨直至肉体消灭，将青春、热血和尸骨抛洒在异国他乡，有些流落在外至今未归，晚年仍过着凄苦的生活；还要经受精神的折磨，在反省和坚持理想中苦苦挣扎。另有一类知青在有些人看来似乎不值一提，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叛国者”，大约有数万至数十万，这就是当年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知青。一些人成功了，后来甚至成为香港大亨和名流，但众多的知青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葬身鱼腹、枪弹之下，了却一生。
 
五十年前，1968年12月22日，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那样一个高度集权的荒唐社会里，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政府会议决议，甚至不需要一纸公文，只要伟大领袖一句话。不得有半点质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是一个语录治国的年代啊。于是，当晚听完广播被毛指示震昏了还没缓过气来的知青和家长们，感到终于轮到自己了。但他们首先要做的不是理清头脑、商讨“怎么办”？而是习惯性地、不由自主地、也不敢不做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其实早在12月22日前，上山下乡运动和动员已经开始了，因遭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抵制反抗，大批学生还“赖“在城里不走。于是，当时已经成神，靠着发表最高指示治理国家的毛站出来说话了。在当时的中国，这一招是万能的。一夜间，形势大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数百万无所事事，彷徨不定的中学生，顿时从城市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散落在祖国大地的角角落落。至此，大规模的城市中学生向农村的迁徙运动开始了，整整持续了十余年。如果不是1978年云南建设兵团知青们的觉醒，反抗，罢工北上，绝食卧轨，不惜以命相拼，迫使当局终止了这场运动，中学生们继续上山下乡和建设兵团知青回城还不知遥遥无期到何时呢。
 
 五十年后，当年十几岁的孩子成了六、七十岁的老人，估计再有二、三十年，这个群体的一生就该画上句号了。这是一个行将消亡的阶层，此后，人类历史上将不再有知青存在。
 
大概不甘忘记自己，也不甘被人遗忘，知青们眼下很活跃，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只要有知青，就有这帮人的结伴活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知青办的网站和微信上的知青群。每年都有知青的纪念活动：集体重返上山下乡之地，还有大型演唱会，唱歌跳舞，聚餐聚会，不亦乐乎。
 
知青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对每一个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其“知青情结”自然难以释怀。问题是，在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四十年；在极权主义时代各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和极左主义荒唐可笑的乌托邦实验已经被人们普遍否定和唾弃；普世价值已成为人们普遍共识的今天，如何纪念那场运动才更有意义呢？
 
是娱乐自己的苦难，消费自己逝去的不堪回首的惨淡青春，还是直面历史，揭去涂在伤疤上华丽的油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部人类史上罕见的，对青少年进行肉体和精神奴役的苦难史。
 
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就不能忘记那些英年早逝的知青兄弟姐妹们，我们要怀念和祭奠他们。
 
漫漫十年长夜，夺去了我数万知青兄弟姐妹的年轻生命。累死的，病死的、冻死的、摔死的、淹死的、饿死的、打死的、政治运动整死的、不堪忍受自杀的。等等等等，无法穷尽。据某年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统计：1974-1979年，知青死亡25690人，非正常死亡占60%。什么是正常死亡，什么是非正常死亡。因劳累过度导致死亡，因环境、条件恶劣损害健康死亡，因生病缺乏基本医疗救治死亡的，算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1974-1979年，知青死亡25690人，那么1968——1973年，死亡多少呢？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期间，知青死亡人数又是多少呢？知青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死亡的惨烈和无谓也就只有零星的报道了：1972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69名知青因扑救草原荒火被烧死，师长在追悼会上说：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这是一曲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壮丽凯歌！《内蒙古日报》以〝壮志凌云〞为主题报导，《人民日报》则号召全国知青向烈士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献出一切；1970年，广东建设兵团填海造田遭遇台风袭击。知青们手挽手跳下海，筑成人墙，护卫拦海大堤。台风过后，数百具男女知青的尸体漂浮海面；1972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50余人由于事故、疟疾、地蜂、毒蛇等原因致死；修建襄渝铁路的三线学兵连则有114名知青长眠于秦巴山中；异国他乡的金三角至今还埋没着众多不知姓名，没有墓碑的热血儿男；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则飘荡着数不清的为追求自由、幸福而罹难的难以安息的灵魂。而我的记忆里一个小学女同学的面容永远无法抹掉。这是一个文静、娇小、孱弱的女孩。当时知青们在农村收入微薄，因此，大多数人都选择逃票或扒货车回家。逃票是靠死乞白赖、软磨硬缠应付，列车员一般心肠都很好，放知青一马。当然也有半途被赶下车的，无奈就再等下一趟车。而扒货车是有风险的。为了寻找待发的、家方向的货车，往往要在火车下钻来钻去，有时要一连钻几列火车。文静、娇小、孱弱的她总是最后一个带着犹豫、恐慌，极不在行地勉强从车底爬过去。而有一次，死神终于无情地光顾了她，花季少女就这样凋谢于车轮之下。而在遥远的秦岭深山，则发生着另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我朋友队上的一名女知青下乡仅一个月，便遭当地农民强奸杀害。如今，荒没在密林深处的孤坟已人烟罕至，女孩心中的悲愤和怨恨去向谁人诉说？如此罪恶该由何人承担负责？那年头，无数个知青的不同悲剧在全国不同的地方都发生着。
 
面对知青如此惨烈的死亡，居然有人通过数字分析得出结论：知青的死亡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死亡率，因此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应以此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真是岂有此理。问题并不在于知青死亡率有多高，而在于这些知青是怎么死的，该不该死，值不值得死。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许多知青却这些生命本不该过早凋谢，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青春和生命献给无产阶级的壮丽事业”等无产阶级的豪言壮语催促着他们去献身。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实际是连长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排长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队长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们不是正常的死亡，而是死于制度之恶，死于畸形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绑架和胁迫，死于对于个体价值的蔑视，死于毫无价值的盲目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死于毫无人性的瞎指挥。死于极左路线的草菅人命。
 
二、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就不能忘记那些惨遭蹂躏的知青兄弟姐妹们，我们要揭露罪恶，抚慰他们的心灵。
 
漫漫十年长夜，无数知青的人生遭到扭曲：病的、残的、疯的、失踪的，还有伴随他们终身的精神创伤，同样难以尽数。上山下乡期间，知青们首先要遭遇恶劣自然环境的侵害，有的致病、有的致残，终身难愈。作家史铁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插队陕北，患上腰腿病，最终瘫痪致死。除此，知青们还要面对人为的更恶劣的社会环境。许多知青遭受地方各级政权和恶势力的凌辱、迫害，生不如死。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对女知青的性侵，以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为甚，施暴者大多是手握权力的各级领导。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等零散统计：1969年至1973年，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件。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辽宁3400多起；四川3200多起；河北1972年120起；黑龙江建设兵团360起；内蒙古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东兵团193起。 —–浙江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940多起，其中迫害女知青案件2557起，强奸1906起，猥亵、侮辱99起，逼婚31起，占案件总数86.9%，受迫害人数三千余人。刘晓航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揭露的残害女知青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她们有的留下妇女病，有的终身不育，有的成了精神病，有的性冷淡，心灵上永远留下无法痊愈的伤痕。对女知青施以性侵，对男知青则加以酷刑。据《国内动态》1973年7月新华社“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第18团有31个单位，其中23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手段有20种之多：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跪砖渣、老牛扳桩、捆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酷夏晒太阳，严冬浇冷水，等等等等。——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48人，被打知青110人，有的被打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失踪，有的自杀。对不听话的知青除了暴打还有拘禁以至以反革命罪名加以判刑，许多被逼无奈而失踪的知青至今下落不明。曾经的北大荒知青中有近三百人因各种原因罹患精神疾病，至今仍有多人住在远离家乡的佳木斯知青安养中心苦度余生。据说还有数万到数十万知青没有回城，仍然生活在上山下乡之地，他们中也许有人生活得很幸福，但肯定有更多的人生活艰辛，处境困难。不知还有着多少个难于启齿、不堪回首、不为人知的凄惨故事深埋在知青的心中。面对如此的凌辱和摧残，那位统计知青死亡率的先生不会又站出来说，知青遭强奸的比例和全国比不算高，这些花一样的姑娘，就是不在农村，在城市里也照样会被强暴的，不能以此否认上山下乡吧。
 
纪念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还要深深地忏悔。忏悔当年在农村的不当行为和给农民带来的危害。反省自己、救赎自己。
 
知青上山下乡，给农村注入一股清新空气，带来一些城市里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使农民开阔了眼界。我们帮农民办学校，办医疗点，办电站，做了一些好事。但是，喝狼奶长大的知青，也把多年受教育中被洗脑、灌输的一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到农村，把仇恨、斗争、打砸抢抄、打架斗殴带到农村。在那里，我们批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封资修”、早请示、晚汇报。把毛语录歌、忠字舞教给农民。我们也曾热衷于“捉奸”和抓坏人，丝毫不顾人的尊严。我们偷鸡摸狗，把不满发泄到农民身上。我们播撒爱情的种子却不去收获，让无数个心碎的“小芳”充满苦涩和惆怅。总之，我们在农村做了一些坏事错事，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青春有悔”。
 
四、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就要明辨是非。分清这场运动到底是灾难还是伟业，是苦难还是辉煌，是伟大的创举还是对人权的践踏。
 
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规模庞大的集体迫害事件，严重侵害了知青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对知青命运、生活道路自主选择权的剥夺。68年11月27日，周恩来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是轮到你们犯错误了。”透露出知青命运的不祥信息。毛说“——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更说明知青的命运由不得自己了。怎样说服？如何动员？这就是三结合的方式（学校、居委会、派出所）外加工宣队、军宣队的介入。这一套完善的五管齐下动员体系对学生、家长施以车轮战。他们用尽胁迫、株连等手段，不容商量，指定去处，限期走人。更有甚者，迁户断粮。实在不行，便祭出“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相威胁。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就公开说过：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当兵，等也是白等。因此，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知青都是被逼无奈才下乡的，不存在“自愿”的问题不知是谁的描述，真实再现了当年的一幕：“寒风凛冽，火车启动时，许多同学和送行的家长都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那场面，家长追着火车哭，学生们无数稚嫩纤细的手臂伸出火车窗外，仿佛要抓住父母的衣襟，车站广播喇叭的革命歌曲声混合着人们的集体哭声，雄壮而可怕，响彻车站。”
 
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做梦的年纪。是继续上学，还是早点工作替父母分担家庭重担；自己是具备音乐天赋，还是有绘画才能；去参军还是在体育方面发展；每一个即将毕业的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前程。而现在一切都由一个人给你安排了，一千七百万人只有一个去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改变了。现今的朗朗通过努力使自己登上世界音乐之巅，姚明远赴美国在NBA疆场上耀武扬威，杨利伟遨游太空，韩寒写作之余驾车驰骋赛场，而当年的一千七百万知青却只能从事修理地球的同一工作。知青们的智力和文化从此定格，凝固，追求幸福的权利被剥夺殆尽。
 
2、对知青精神的奴役、控制：上山下乡后，知青们有所觉醒，开始独立思考，陷入了迷茫和沉思。农村环境相对宽松，一些知青有机会阅读得之不易的政治历史文学书籍。而当局延续文革那一套包罗万象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知青思想。知青们在农村还要集体学习毛著作，早请示、晚汇报，唱毛语录歌、革命样板戏，跳忠字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忆苦思甜。当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中南海泳池的卧榻上沉溺于《金瓶梅》中露骨的性描写，无产阶级文化旗手观赏国外有色电影时，知青们只能偷偷摸摸地传阅少量的、被禁的书籍。许多地方还在查抄知青们阅读的书籍，追杀创作《知青之歌》的作者们。流行于知青中的手抄本更是重点打击的对象。知青歌曲则不过流露出对家乡父母的思念和对自己命运略带伤感的倾诉，便遭当局动用专政手段包括对作者判刑进行严打。半军事化管理的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和三线学兵连对知青的思想控制更加严厉。知青们几乎每天都要接受那些连长、指导员、排长、甚至班长的训话、灌输和检查。到金三角打游击的知青们，正是长期受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思想熏陶的结果，当共产主义游击队在东南亚各国烟消云散，和平民主宪政被各国普遍接受之时，这些为解放全人类而战的知青注定只能成为牺牲品，被所在国和自己的国家所抛弃，他们的死毫无意义，他们同样毁于精神的奴役。
 
3、择业权：在校读书为了什么，除了空洞的“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外，谁没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校时的记忆大概没人会忘记，班会上老师经常会问大家长大了做什么，于是作家、科学家、运动员、教师、歌唱家、医生、飞行员，在一片嘈杂声中被喊了出来，好像没听见谁说要当农民的。但最终大家却从事了未曾选择过的职业——农民。不要说想象中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就连做一个普通工人的愿望也终成泡影。
 
4、居住、迁徙权和监护权：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些权利被剥夺殆尽：注销城市户籍，赶出祖辈居住地，任意指定落户地。让一些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脱离家庭和父母监护。而这些孩子根本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在家全靠父母。知青们在农村基本处于失控状态，生活、健康、饥寒冷暖无人关照，自生自灭。年少的知青们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和处理意外事件的应急能力，不知保护自己。因此，得病、中毒、劳动伤害、自然伤害、动物伤害、歹人伤害便不可避免地时有发生。
 
5、与亲人团聚权：有人说，这算什么权利。“家”，一字千金，包含了太多的温馨。有诗云：家是避风港、家是黑夜里的北斗，家是沙漠中的绿洲，家是永恒的牵挂。谁没有尝过“想家”的滋味。在农村，知青们经常会说，再苦再累我都能挺过去，就是“想家”。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还好，队上管的松，有时也管不住，知青们说走就走。但离家千里之外的知青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生产建设兵团和三线学兵连，知青们想回家看看就更不容易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下乡年限最长，而有些人在长达八年，十年的知青生涯中只回过一、两次家；三线学兵连更绝，三年中大多数知青没有回过一次家。
 
6、知青上山下乡被冠以“运动”，但这场运动并非是由知青们发起、组织。它不同于五四运动、四五运动，是由参与者自发形成。其性质和中国历届运动一样，是由国家政权，甚至可以说，由一个无法无天的独裁者个人凭其主观意志发动的，没有民主程序，没有人民授权，它是新中国历史上无数个运动中的一个，与反右、整风、社教、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本质并无二致。其政治运动的性质，永远脱离不了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将大批人群驱赶至农村和边远地区实行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纵观世界，只有纳粹德国、苏联、柬埔寨、朝鲜等少数极权国家才干过。
 
 五、所谓“青春无悔”。
 
在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中，最臭名昭著和恶名远扬的莫过于“青春无悔”论了。这一论调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遭到大多数知青的鞭挞和嘲笑，穷途末路，几近消声。
 
上山下乡运动十年中，知青中没有人喊“青春无悔”，他们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知青们的皮肉舒服了，一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做惯了奴隶的知青开始给伤疤上涂油彩，加上正能量的引导和规范，于是“青春无悔”应运而生。
 
说“青春无悔”的知青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个逻辑错误，一个没有文化带来的错误。后悔也罢，无悔也罢，其前提是对自己的选择和决策作出的反应。上山下乡，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你有什么资格无悔呢！有无悔的人，就有后悔的人，为什么知青们普遍对上山下乡持批评态度，却没有人说他有悔（后悔）下乡了，因为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并没有选择权。你能说你后悔老毛让你下乡了？按着胸膛想一想，到底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无奈”？
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高喊“青春无悔”的人，相当一部分是一些眼下“混的好的”知青。比如一些部门的小领导，支书啊，科长啊，工会主席啊，宣传部、政工处干事啊、编辑啊记者啊，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啊——这些人当个芝麻小官，一天混吃混喝，捞了一些好处，就自以为了不起，飘飘然起来。还有一些是大款、企业家。这群人也挺矫情和烧包，是当然的知青活动组织者。因为——“一切费用我包了”。知青们在他们面前很自卑，同样是知青，我怎么下岗，人家怎么那样——。虽然有的知青觉得伤面子，但人家出钱毕竟是好意。但你搞什么“青春无悔”啊，让这些白白荒废了青春却没捞到什么好处的知青情何以堪。
 
倒是真有人有资本“青春无悔”的，就是那些被称作“赵家人”的。这些人目前非官即商，控制着国家的政经大脉。他们是知青中的极少数，有着高贵的红色血统和遗传基因。江山是他们老子打下的，享受一点小小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下乡时招工是他们，提干是他们，参军是他们，上大学还是他们。如今赚的金钵满罐的仍是他们。即使这样，他们的成就也与上山下乡无关，只关乎红二代、官二代的身份。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照样是权贵。另外一些知青富商的发迹也与上山下乡无关，他们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就是那些靠个人奋斗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知青，和当年的知青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能代表广大普通知青的命运和归宿吗？ 百分之九十的知青最终还不是沦为“低端人口”，而这些人是没底气喊青春无悔的，就是喊了，不是被胁迫，就是瞎起哄。
 
六、那些旧时代的陈词滥调。
 
尽管陈旧过时，但至今仍有许多人坚持将其作为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理由和依据。
 
所谓辨证的、一分为二的看待上山下乡；所谓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和视野中加以认识；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主流。——这些昏了头的党八股，真是不知所云。什么时代了，还拿这些高调吓唬、忽悠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党校，就是宣传部笔杆子写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高论害了一代又一代人。再丑恶的东西他们都能发现美，任何坏事，任何罪恶，他们都能找到让你歌颂的理由，所谓不能脱离当时历史现状看问题。——当时的历史现状是什么。是一个人把中国搅得天翻地覆，秩序破坏，经济停滞，人们无法安定生活，知青不能安排就业。所谓为国分忧解难，你不胡整哪来的忧和难。为什么一个人的过错要由全体国民承担，何况你开出的方子并非济世良方，既未解救国家，也未惠及人民，却是给农民带来了负担，给知青带来了灾难。不能以历史现状为借口把错误的决策合法化，使千万知青以青春的代价为错上加错的决策承担责任。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尝试和实践。——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所谓崇高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让他人去做实验品和牺牲品。世界共产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以革命的名义行乌托邦幻想，行恶干坏事，置人的价值于不顾，都不可能是正义的行为。不妨听听一则前苏联政治笑话吧，苏联老大妈都比你觉悟高：一位老妇人走进克里姆林宫，坚特要见最高领导人。于是，苏共总书记接见了她，问她有什么事需要解决。“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老妇人说，“发明共产主义的，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当然是政治家，”总书记回答。“哦，怪不得，”老妇人说：“如果是科学家发明的，他就会先用小白鼠来做实验。”。
 
所谓消灭城乡差别。——城乡差别是要消灭的，但并非毛时代那样，不是通过共同富裕，而是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的。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城乡差别的缩小是通过城镇化实现的。而当时的中国却与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人口倒流农村。知青下乡十年，不但没有缩小和消灭城乡差别，反而还造就了另一弱势群体——知青。
 
所谓歧视农民。有人说，“知青下乡最长也就是十年，而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一辈子都泡在苦水里，不如一头撞死算了”。——农民泡在苦水里，就要“搭救”他们，而不是把知青也扔进去，这对农民脱离苦水无济于事。请不要挑拨知青和农民的关系。知青们大都对当地农民怀着深深的爱，他们和农民感情很深，几乎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农民朋友。多年来他们都在思念当年上山下乡之地和感恩善待庇护他们的父老乡亲，视那里为第二故乡，以不同方式回报他们。其实歧视农民的正是毛和他的政府，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查出的反革命、右派、坏分子、如果不够坐牢条件就是被贬到农村当农民作为惩罚。
 
所谓锻炼了自己，磨练了意志和承受苦难的能力。所以应该感谢苦难、笑对人生。——经历了锻炼和磨难是不假，但那是无奈。为什么索尔仁尼琴没有感谢苦难使他写出《古拉格群岛》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揭露纳粹罪孽的犹太囚徒没有感谢集中营的苦难经历使他认清纳粹本质并使自己变得坚强，而一无所获的中国知青们却要感谢苦难呢？一位叫唐元的先生说的好：“我们不能因为曼德拉27年的狱中生活使他变得成熟，且完善了他政治家的人格以赢得全世界各界的尊重，包括他的反对者，进而肯定监狱生活是人生的必修课。”一切对苦难的歌颂都是无耻的。
 
还有很多说法和理由，没有能站得住脚的。
 
以上各种肯定、赞扬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从不同角度为其辩解的奇谈怪论和陈词滥调，有一个共同点，即用一套过时的、陈腐的、带着革命光环的所谓无产阶级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看问题，他们被牢牢的禁锢在这个理论里，如同华国锋不能突破两个凡是一样，他们也不能突破这个圈子，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固守僵化的、教条的、不变的、一贯正确的理论。他们还用当时的价值观看问题，不能突破自身命运的局限，不敢突破所谓的正能量和官方的限制，或仅凭当权者和某个领导人的评价下结论，不屑于也不敢使用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去衡量、定位、评价历史事件，其结论可想而知。
 
六、必须全面、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上山回城后无知识无文化无技能，只能从事低端工作，要房没房，要钱没钱，生娃碰上计划生育，人到中年轮到失业下岗。退休金又普遍偏低。以青春为代价换来了什么？他们是真正“失落的一代”、“耽误了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灾难而不是伟业，是苦难而并无辉煌，也许是创举但绝不是伟大的创举，而是对人权的践踏。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产物和结果，要向全面否定文革一样否定它。
 
一些知青网站、知青群、知青博物馆谈起上山下乡运动来，豪情满怀，赞扬有加，批评全无。一些网站还一面大谈知青精神，一面挂起“非礼勿谈”、“唯上为大”的破旗，以图为知青把握革命大方向。你可以肯定，也可以赞颂上山疯了多少，低端人口有多少。
 
只要知青存活一天，上山下乡纪念活动就不会消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争论也不会消声。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及后人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只会愈趋正确。我们后代看待上山下乡，绝不会觉得我们知青多么伟大、了不起，他们一定会对知青的自我评价感到诧异，对我们自吹的“共和国的脊梁”、“有担当的时代英雄”、“无私的奉献者”难以理解，他们只会可怜同情我们，受了苦，废了前程、毁了青春，还在赞美，多么不可理喻啊。我只想说，赶快让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不要让下一代嘲笑我们啊。
 
五十周年到了，这是知青们的盛大节日。几乎全国的知青都行动起来了。纪念也罢，祭奠也罢，只见公园里人头攒动，彩旗飘扬，男歌女舞；餐馆里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举杯高歌；酒足饭饱之余还要搞一场文艺汇演，把当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从记忆中扒出来自我娱乐一番，让人有一种历史穿越的感觉。彷佛回到了毛的革命年代。一些老知青还穿上当年造反时的红军装，跳起了忠字舞，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妄图找回了失去的青春，丢人现眼地过了一把文革瘾。
 
有人说，看到今天的一幕，就像看到当年的红卫兵。——其实，看到知青们在受了大半辈子苦后，终于可以放下肩上的担子，享享清福，感受改革开放新时代做人的乐趣，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要过于苛求步入暮年的知青。但是，做人也得有底线，我们尽可以去聚会、旅游、唱歌、跳舞、养生、打麻将，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苦难、涂抹伤疤、美化罪恶，歌颂暴君、娱乐致死。不要帮着把我们卖了的人数钞票，也不要为奴役我们的奴隶主唱赞歌。仅此而已。
 
上山下乡运动未能如愿将知青们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相反，它是知青们觉醒的始点，在农村，他们开始了思考，有了独立的思想。毛主席的红卫兵居然理直气壮地质疑起心中的红太阳了，他们开始了反省和反叛。如今，大多数的知青已经抛弃了毛时代给他们灌输的各种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思想观念，接受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美好的价值观念，使心灵得到净化，对世界、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对人生的最后阶段有了新的追求，这可能才是我们唯一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