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与敌人（网络图片）


在中国人传统的意识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汉奸比敌人更使人深恶痛绝，因为敌人是可以争取转化过来的，对于他们的改邪归正，有一种“天朝上国”圣光普照感化驯服蛮夷的成就感，而汉奸则不然，有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咬牙切齿。抗日歌曲《八路军拉大栓》中所唱：“瞄了一瞄准，打死个翻译官”。初次看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还纳闷儿，既然瞄准了为什么不瞄准旁边的鬼子，而非要瞄准翻译官呢？也许在中国人意识中，入侵者人生地不熟，如果没有诸如翻译官之类的汉奸引路必定会寸步难行，于是将过去的“擒贼先擒王”适时地转化为“破贼先刺目”了。西汉武帝时期的大将李陵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本打算暂且投敌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击破匈奴，不料这种背汉投敌行为绝没有真实和虚假的区别，一律罪无可恕，汉武帝下令满门抄斩，彻底断绝了李陵回归的道路，致使其只能死心塌地归顺匈奴，立北朝南独自涕泣了，死后所立的李陵碑也是背靠荒凉的大漠面朝温暖的江南，最后成了杨家将的老令公杨业自杀殉国的见证（杨业兵败头撞李陵碑而死）。相比起李陵，匈奴单于最后臣服大汉，汉帝远嫁认作干女儿称呼公主的宫女和亲，一点也没有算旧账的意思。“冤家宜解不宜结”看来只适用于敌人而不是汉奸。关羽投靠曹操后顺利回归而不起疑的例证，也因为其基础是结拜兄弟的私人情谊，而无法成为一种政治常态。
 
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则会有另外一种“翻译官”大行其道，譬如我与别人起了争执马上就要动起手来，总有一个帮我的朋友拦住我，将我拦腰抱住，把我控制得不能动弹，美其名曰：“不让我受欺负”。我则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敌人自由自在地在我面前张牙舞爪得不到任何限制，随时可以打我一拳、踢我一脚。这种掣肘摆明了就是帮倒忙、扯后腿。当时既然我的朋友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我一旦发作针对他（她），就显得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面对这么一个名为我之挚友，实为对方帮凶的所谓“朋友”，我除了表示感谢之外别无他法。这种类型的“汉奸”让人哭笑不得、一筹莫展。照这类事例所体现出的逻辑，汉奸的确是比敌人更可恶。敌人明刀明枪，汉奸则是吃里扒外，甚或“挂羊头卖狗肉”而逍遥法外。
 
前段时间流行一句话：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句话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改造中任何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任何人的谋生手段都借助于执政党的施舍而存在，反对政权即是叛变，敌人只会存在于国外，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则具有了更为罪大恶极的汉奸属性，照此逻辑，国内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逻辑的成熟状态就是喜欢内斗的本质的外化表现，寻找和打击叛徒比击退敌人更迫在眉睫，抗日期间，一旦“不抵抗”的帽子扣在了国民党头上，生死存亡期间的内斗便成为大义凛然、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惺惺作态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了。
 
对汉奸的重惩来自于对蛀虫的深恶痛绝，《红楼梦》里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想攻破敌方的堡垒最好的方法便是从内部瓦解，里应外合的内奸便变得尤为重要，杨子荣打入“座山雕”老巢威虎山内部，致使固若金汤的威虎寨土崩瓦解。只要没有内奸通风报信、煽风点火，一个系统便会固定千秋万世。如此说来，明朝的灭亡来自于日后成为“三藩”的大汉奸，而不是明朝的腐败和不堪一击以及清朝的崛起和兵强马壮。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后面都有汉奸的影子。汉奸的产生便成为了一个问题，最一般的看法是汉奸本人对荣华富贵趋之若鹜，以至于数典忘祖。此问题又延伸为道德体系的崩塌，仁义礼智信的缺失，致使汉奸们见利忘义。士大夫阶层的言行又成为道德的基础，于是文人成为改朝换代的妖孽。的确，宋朝和明朝这两个汉族政权实为文人士大夫的官僚政权，蒙古建立的蒙元政权和满族建立的满清政权倒是并非倒台于内部，而是自我腐败造成的离心离德？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乍一听蛮有道理，仔细一品则贻笑大方。一个政权和团体其被推翻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来自于汉奸的存在，而是其自身内部的抱团腐败，不是来自于引狼入室，而是来自于自毁长城，袁崇焕被崇祯帝千刀万剐民众争啖其肉的事例对明朝的毁灭性影响远甚于吴三桂降清。
 
中国人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敌人才能活下去，有了敌人才能区分出谁是汉奸谁不是汉奸，显然赞同敌人言论的都是汉奸，也就明确了打击对象。当下的中国，敌人是美国，而打击的对象则是赞扬美国文明进步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于是一片颂毛之声充斥耳蜗，成为如今最安全的护身符。曾经一度流行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内奸”成为冰火两重天的两个待遇，这两顶帽子却是可以随着当权者的喜好随时转化的，想要整治你时，那就是“内奸”性质，必须要秋风扫落叶般严厉打击，如果想要争取你，就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了。中国人历来喜欢搞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任何一个圈子的内外都是汉奸和敌人的分界线，尤其是政治圈子，圈子文化的存在就是这种“汉奸”议题普遍存在滋生的温床，非我圈内人皆属敌人，圈内人如有异心即为内奸。圈子和圈子之间：相离，则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相交，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共同利益，犬牙交错、相互交织；包含，则精英、草根同属大格局，又存在为富不仁和与民争利。于是乎，形形色色的圈子造就着“窝里斗”的阶级意识，只要把内奸定性为敌人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揭竿而起的口号屡试不爽。中国人也在这种类似乐高积木的拆分中一次次“选边站”，每一轮都有判断失误或机缘巧合站错队的情况，原本想投机取巧，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倒是掌权者大笔一挥，通途变天堑，人鬼殊途。几千年来，“敌人与汉奸”这一道选择题，一直是悬在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是解不开的“戈耳狄俄斯之结”。这也许是中国人喝完孟婆汤之后唯一还能记得住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