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是德国国家意识的核心
“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的落成，并不意味着种种争论的终结。建筑师、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教育家和政治家，以及生活在柏林的市民、路过柏林的游客，都有各自的视觉与思维路数，也都有权对此发表其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纪念碑不仅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在时间上也是开放的，它并不是处于“完成时”的状态，而是处在“正在进行时”的状态。
该纪念碑延宕到二零零五年才落成，此时距德国战败已经过去了足足一个甲子的时间。这是一种迟到太久的纪念。这一漫长的时间间隔，也表明人类罪恶的惯性以及自我反省的艰巨。德国经常被其他国家赞扬说，在反省战争罪行方面，他们在二战的战败国中是做得最好的，尤其是在跟日本相比较的时候有着天渊之别。其实，德国人并不是从战争刚一结束的时候起便对战争的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
战后初期，普通的德国人并没有像后来那么痛恨希特勒，第三帝国也并没有被直接地与“邪恶”划上等号，它一般还是同“好日子”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德国民众都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与大屠杀悄然分开。大屠杀只是处在有关战争本身的更大集体记忆的一个边缘位置，国防军和党卫军也被区别对待。大多数国防军士兵并没有负罪感。那些被揭露、被谴责和被审判的纳粹分子，他们的反应居然充满义愤：“大家都这么干，凭什么单找上我？”他们问：“我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就像每一个正派的德国人一样。凭什么该为这个受罚？”[14]他们在法庭上面红耳赤地为自己辩解，完全是一副无辜者的模样。
毫无疑问，无论属于哪一个种族和哪一种肤色，人类的记忆总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人类一旦开始记忆，其自我保护的机能便立即启动。虽然许多德国人的身边都有犹太邻居，但他们不愿承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发生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社区、他们的街道。人们百般推脱和辩解说，他们对犹太人的命运一无所知且无能为力。那些犹太邻居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那些犹太邻居究竟被送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大都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都假装不知道，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清白”。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才装扮出无辜者的模样大声惊呼：“怎么可能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要是我们早知道的话……” 对于这些人所代表的德国，卡尔·洛维特毫不留情地批判说：“这个德国已经与一切人性为敌，也因为这个德国坚决地否决了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的一切。如今卷入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任何的困境与死亡，都不能使我对这套体系产生的结果感到同情，因为这套体系根本毫无同情之心，而且正一脚狠狠地践踏着人类的尊严。”[15]
在德国受到追究的纳粹分子虽然比在日本受到追究的法西斯分子多，但仍然是冰山之一角。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这一个时期的记忆仍旧是正面的，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八年的时期留下了负面的、甚至是创伤的记忆，这便解释了常常为人诟病的民众之“麻木”。这些遗忘和创伤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就构成了汉娜·阿伦特一九五零年所描绘的“逃避现实”。[16]所谓“忘记过去，才能面向未来”，人们担心揭露、谴责和审判，无助于将数千万计的前纳粹的拥戴者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忠诚公民。
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件野蛮的事情。对此，英国学者布衣如是理解：诗，混杂着“私人的自鸣得意的思索”，是无法找到语句表达奥斯威辛那机械化了的、没有灵魂的、大工业方式的残忍的。诗歌是欢娱和美好的产物，因此集体屠杀无法以诗歌表现。[17]此外，同样的道理，奥斯威辛之后，修建纪念碑也变得困难了——从凯旋门到大屠杀纪念碑，转变的不仅仅是美学范式，更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而后者更为艰难。
竖立纪念碑是主动地、自觉地捍卫记忆之举，而记忆则是忏悔的开端，而且是一种集体式的公开忏悔。纪念碑不是摆设在家中的私人物品，而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公共建筑。学者徐贲在回答“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这个问题时指出，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18]人类并不孤单，从“共同创伤”到“共同记忆”，纪念碑成为一座桥梁，成为一道彩虹。
对于发生过大屠杀的德国来说，对于发生过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和天安门屠杀等一系列悲剧的中国来说，忏悔绝对不仅仅是某些人所说的“个人行为”和“个人隐私”，忏悔应当成为公共事件和国家意识形态。如果仅仅是暗地里的忏悔、仅仅是内心深处默默的忏悔，如果连被伤害者都不能感受到的忏悔，在我看来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忏悔了——那只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当反右运动中蒙冤入狱二十多年的老人们依然在艰难地维权的时候，当天安门母亲们依然不能公开悼念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当文革的红卫兵活跃分子纷纷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的时候，忏悔对于中国来说过于奢侈了，将忏悔当作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启动国家赔偿更是难于上青天。即便在德国，也是直到大屠杀之后六十年，“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方才在种种争议中矗立在柏林的市中心。尽管迟到了这么多年，但这仍然是一种勇敢的忏悔以及“有能力的哀悼”，正如美国犹太学专家詹姆斯·杨格所说的那样——“毕竟没有第二个国家把它对其罪行的回忆置于其首都地理位置的中心”。那么，我们呢？忏悔究竟离我们中国人有多远？
当然，纪念碑不是神话故事中的魔杖，它不能让死者起死回生，亦不能给死者带去像麻醉药一样的安慰；所以，纪念碑在追念死者的同时，对于生者的意义其实更为重大。对于像列娅·洛施和埃伯哈德·耶克尔那样推动纪念碑计划的民间人士来说，柏林应该成为全世界哀悼二战遇难者、尤其是犹太人的地理和精神中心；几百年后，这座纪念碑和纪念馆仍会向后人警示那段令人发指的历史，从而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而对于德国官方来说，修建这座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也是向世人展示当代德国推行民主改革的信心和成就。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德国联邦议院作出了赞同修建纪念碑的决议，将这一纪念地奉献给欧洲被屠杀的所有犹太人。议院达成这一决定乃是要明确体现出，德国把对这一空前犯罪行为的忏悔以及对其历史责任的毫不推却视为德国国家意识核心的态度。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在接受德国《犹太汇报》采访时说，这一纪念碑不是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而修建的，而是为德国人、为自己集体的记忆而修建的。
没有人可以说自己与大屠杀毫无关系。纪念碑是重新审视人与神、人与世界、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入口。在战后的废墟之中，一度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哀叹说：“柏林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炉，最终是一个火葬场。纵观历史，难道它只是一个火葬场，甚至最终连火葬场也不是，而只是一只垃圾桶和一个瓦砾堆？”[19]幸运的是，柏林并未堕落至此。有了这座纪念碑，柏林便从耻辱中被救赎出来，一个新的柏林有了新的地标，它显示了忏悔是德国国家意思的核心，是德国的公共形象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不仅在柏林，在整个地球上，每一处纪念碑都是人类与遗忘的斗争，都是人类与谎言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由纪念碑的倡导者、设计者和承建者来完成的，更由每一个参观者来完成的。
日本人的健忘，中国人的健忘，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当我漫步站在大屠杀纪念碑那蛛网一样的通道之间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日本。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本能式的反应。与许多同胞一样，我以前也常常将德国和日本放置在一种两极的位置上比较。如今，这种比较似乎更有道理了：在柏林的市中心，是“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在东京的市中心，则是让若干中国人咬牙切齿的“靖国神社”。日本人不愿为被他们伤害的对象竖立纪念碑，也不愿为他们的恶行竖立纪念碑，而是有选择地为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地竖立纪念碑、修建纪念馆。由此种比较引申开去，德国人似乎又成了富于自省精神的“优等民族”；而日本人简直就堕落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然而，这种比较本身便有致命的局限。德国人跟日本人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的差异之处仅仅在于：德国文化是深受基督教信仰浸润的“罪感文化”，日本文化是深受儒家和神道思想影响的“耻感文化”。当罪恶最终大白于天下之后，德国人选择了忏悔，日本人则选择了沉默。
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将德国与日本放置在善恶之两极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德国与中国之间不也存在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差异吗？在德国，处处都安置着纳粹屠杀的纪念碑；在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矗立起天安门屠杀的纪念碑来呢？在德国，希特勒和纳粹党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罪行也被条分缕析地写入历史教科书，为纳粹辩护不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一部分，而不折不扣地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相反，在中国，对毛泽东和文革招魂，不仅是许多信仰迷茫的民众的救命稻草，亦是一部分左翼文化人乐此不疲的使命，更是当局故意纵容的原教旨主义思潮。甚至一些声称追求民主自由的学者也认为，“毛皇帝”可以施施然地进入民间的宗教信仰体系之中。那么，这两个国度，哪一个高贵，哪一个卑贱？
其实，人性的阴暗与自私、人性的麻木与冷酷，在西方人和东方人当中、在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当中，基本上是一样的，从该隐杀死亚伯的那天便一样了。人心的败坏是整体性的，只是健忘的程度不同。这些年以来，最流行的书籍都是关于杀人者和凶手的，而不是有关他们的受害者的。希特勒们以满足人们猎奇心态的方式、颇具讽刺意味地复活了。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新泽西州一名三岁男孩因取名“阿道夫·希特勒”，近日被警方从父母身边带走。警方声称孩子们目前正在新泽西一家青少年家庭服务中心生活。报道说，小“希特勒”的家里到处装饰着德国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但小“希特勒”的父母希斯和黛博拉否认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希斯称给孩子取名“希特勒”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德国祖先，而且这个名字“独一无二”。希斯说：“这只是个名字而已，我的孩子还小，不会像纳粹那样长大。”上个月小“希特勒”过生日，由于这个独特的名字，很多蛋糕店拒绝为他做生日蛋糕。
这样的咄咄怪事，就发生在今天。还有许多貌似中允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发表写文章捍卫这对父母的“言论自由”，正如中国的毛主义者们也“勇敢”地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一样。他们不认为对凶手的歌颂，同时也是对被杀戮者的羞辱。他们为什么就不害怕死难者从万人坑中伸出手来抓住他们呢？至少在德国没有人敢于用“希特勒”来给孩子取名字。但是，如果没有纪念碑及其对记忆的捍卫、对善恶的区分，希特勒在德国也会像毛泽东在中国那样，继续鲤鱼打挺般地活在钞票上，继续香火缭绕地活在毛家菜馆门口，继续慈眉善目地活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毛杀人的数量，远超过希特勒，但毛比希特勒“幸运”得多——在中国，他仍然继续享受某些人的顶礼膜拜。中国作家巴金生前多次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而我的理想是将所谓的“毛主席纪念堂”改造成“文革纪念馆”；然而，巴金虽然活到了一百岁，仍然没有等到“文革纪念馆”奠基，他死不瞑目。
而毛泽东的幽灵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最近，毛泽东的侄女、湖南省政协委员毛小青，在一份政协的提案中，建议在韶山建立“共产主义示范区”或者“毛泽东城”。她认为，湖南作为毛泽东的家乡，“要肩负起更重大的历史责任”。长株潭城市群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考虑在长株潭范围内（譬如韶山），将“主席家乡”建设成不设检查站的“毛泽东城”，这“将是湖南人民对历史的又一伟大贡献”。这个在北京开办“毛小青美食城”的、自诩为“富人”的官僚资本家，居然又自称是毛主义的继承人。更为丑恶的是，还有不少人赞同此“议案”。一座红旗飘飘的“毛泽东城”似乎真的就要破土而出，谁会愿意成为其中的居民呢？谁会愿意成为一姓之奴仆呢？
我们的健忘尤甚于日本人。我们将杀人魔王毛泽东当作大救星，却忘记了大饥荒中被活活饿死的同胞，忘记了在土改、镇反、反右和文革中被杀戮的同胞。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太遥远了，那么天安门屠杀呢？二十年前，一千多万北京人亲眼目睹了这发生在身边的血腥杀戮，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告诉孩子真相。他们让孩子在温箱中长大，但用沉默和谎言能打造一个幸福的温箱吗？杀人与被杀，吃人与被吃的历史，仍然在延续。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没有尊严的生活之中，生活在没有记忆的生活之中，生活在被奴役与被杀戮的阴影之下。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纪念碑的生活。没有纪念碑，就没有记忆，就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只配得到样的下场，只配过如此卑贱的生活。日本人的健忘，与中国人健忘，如同五十步笑一百步。靖国神社之恶，与毛主席纪念堂之恶，不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崇拜毛尸的中国人难道不比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政客更无耻吗？
几年以前，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友人一起发起了一封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这封不能在中国的任何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信，在网络上却遭到了许多毛式愤青的恶毒辱骂。他们拿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发出的信息却是地地道道的《红宝书》中的毛语言，正如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知识分子克莱普克在日记中所说的那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觉察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20]中国人纪念杀人的暴君，而不纪念被杀的百姓，在淤泥中过着蛆虫一般的生活，有什么资格去谴责日本人呢？
我们的语言早已败坏衰朽，用旧有的语言体系无法描述受害者的苦难。我们的记忆早已千疮百孔，用已经被阉割的个人记忆无法呈现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只好沉默，却连一处默哀的地方都找不到——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几乎将整个的中国都包裹进去了。我们不断拆除老房子，不断篡改教科书，我们的城市变成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我们的心灵成了谎言堆积如山的垃圾场。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德国人有了若干处庄严肃穆的“记忆之地”，我们呢？惟一让我们有一点欣慰的是，我们有了两本书，尽管是两本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和发行的书：一本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一本是张戎的《毛泽东传》（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将这本书推荐给美国总统布什阅读）。这两位女性作者所写的两本书可以看作两座纪念碑：一座是为受难者设立，一座将暴君钉在耻辱柱上。我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两本书在中国大陆人手一册，这两座纪念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我们先不要指责日本人吧，我们先修建自己的纪念碑。什么时候，我们能拥有一座更加宏大的“共产主义大屠杀纪念碑”呢？当我告别“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的时候，心中只能作这样一种自我安慰：每一处的纪念碑，既是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设立的，也是为所有被屠杀者设立的。纪念碑所包含的信息，如被屠杀的对象、实施屠杀的凶手及屠杀的规模和方法等可能有所不同，但纪念碑对屠杀本质的揭露与批判却一致的。所以，我也暂且借用“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来纪念那些被“自己人”屠杀的中国同胞，来探究人性深处相似的邪恶与残暴。在此意义上，“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不是“他人”的纪念碑，不是与我无关的纪念碑，而是与我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纪念碑。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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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74页。
[2] 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10页。
[3]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页。
[4]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1页。
[5]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3页。
[6]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3页。
[7] 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91－292页。
[8]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3页。
[9]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41页。
[10]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89－290页。
[11] 沈祉杏《穿墙故事：再造柏林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90页。
[12] “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是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是纳粹时代德国的社会共识。德国民众的犹太人的仇恨不是被希特勒煽动起来的，而是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文化遗产。他在研究了大量集中营的资料之后指出：“每一个刽子手都对种族灭绝计划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少有人不去这么干的，即使他们自己可以作出选择，他们也不会置身于这种勾当之外。……德国人忠诚地、积极地普遍参与对犹太人的残杀，否则，大屠杀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除了那些由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犹太人而未能施虐外，凡是那些接触犹太人的人几乎全部都参加过上述各种行动。”此观点在德国和欧洲均引发巨大的争议。参见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3] 阿达·彼特卢娃、彼得·沃森《希特勒之死》，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5页。
[14]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54页。
[15] 卡尔·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9页。
[16] 扬－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42页。
[17]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84页。
[18]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13页。
[19] 卡尔·施米特《两座坟茔》，见《论断与概念：在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40页。
[20] 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年第1版，第2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