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自画像
“困惑”一詞，概念明確，决不使人困惑。
“困惑”一詞，現代漢語，由“困”加“惑”並列、意義重疊而成，指感到疑惑，不知該怎麽辦。
甲骨文之“困”，其結構同“囚”，其義亦相類似：指生存受條件局限與製約而趨於悲苦，找不到出路。甲骨文之“或”，同“域”，指國之邉界。“或”屬“心”類，指思維對概念的邉界難定，不知它應劃在哪裹——小到一個字義，大到人生的價值、意義與方向。
人類是唯一懂得困惑，並一心想走出困惑，却永遠走不出困惑的動物。因為他們一代一代地總是事與願違地在製造着無窮無盡的困惑。
因此，讀完朱大可先生的《中國散文的五種困惑》一文，就多少有點令人啼笑皆非了。
顯然，《中國散文的五種困惑》闡述的並非朱先生個人對“中國散文”的困惑，而是他宏觀地全局性地在總結“中國散文”找不到出路的五種局面或困境。說穿了，他是在吃碼字匠的飯，操文化部長的心。説輕點，肉食者謀之，何必間焉；說重點，你在僭越，失了本等。
朱說“散文的第一種困惑”，不存在。此問題由來己久，且是“世界性”的，不獨中國，也不獨當代。所以幾乎可以斷言：這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不是困惑的困惑。二十幾年前，王一川將毛*澤*東評定為“散文第一大師”，不是鮮有噴痰者麽？異議者小心問之：“毛之文恐非文學？”答曰：“不是散文，難道是詩？”
朱說“散文的第二種困惑”，也不存在。讀小學時我就懂：任何文學形式（詩歌、散文、小説、戲劇等）都無髙下之分，近山近水，各人之性也。正如味之於咸甜，聞之於哀樂。故諾貝爾文學獎非唯一之標準，只能算一個屁，說它香它就香，說它臭它就臭。它既不能證明中國小説比中國詩歌、散文的成就要高，也不能使假文人的余秋雨變成莫言式的假農民。所以幾乎可以斷言：這不是詩歌、散文、小説等形式上孰髙孰低的問題，而是詩歌、散文、小説等中國大陸文學是不是真文學的問題。因此在我看來，詩歌固然閉眼頌之舔之，膩媚如狗；散文亦矯情似奴，把謊言都說得來鏗鏘有力。站在體制外之角度，説輕點，你是隔靴搔痒；說重點，你在買櫝還珠。
朱說“散文的第三種困惑”，即“只有在中國，散文才是中學語文課本的主體”。這似乎仍是個形式問題。既是形式問題，也就不成其為問題。在我看來，易幟後之文壇，幾無文學可言，蓋因“為政治服務論”、“工具論”已成懸於文學頭上的逹摩克利斯利劍。故教育亦成洗腦之重災區，你我數輩人身受其害，而且還將繼續領受下去。而中學語文課本以散文為主，也屬自然現象。因為散文有非文學散文如政論文、科技文、記叙文等“應用”之文，而詩歌、小説决無非文學性者；教材有“應用”，亦理所必然。故以賤民角度視之，説輕點，你在緣木求魚，混淆體質；說重點，你在刻舟求劍，誤導蒼生。
朱說“散文的第四種困惑”，即當代中國大陸散文中，充斥着“媚雅”（我們一般人所謂的“媚俗”）。這似乎觸及到本質了，但可惜並未深入，仍停留於表象，連“粗痞化”、“犬儒化”、“碎片化”等我們耳熟能詳的評判都不屑用之，遑論對“媚雅”的追根溯源了。比較説到點子上的，是這“後三十年”大陸散文的“装B”。滿以為他會順藤摸瓜，他却說“散文是最容易被人用來‘裝B’的一種文體”。——冥頑不靈地又把問題拉回到“形式”。常識告訴我們：在裝B時代，任何一種文體都容易被人用來裝B。正如皇帝的那無數新衣，只有很傻B的那件，却没有最傻B的那件。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巷口賣燈草及蜂窩煤咒咒的瞎子阿貴說，“百花齊放”使人變成寒蟬。朱先生却老是在“形式”上表演他的太極拳。所以以常識之角度，説輕點，你在東拉西扯，言不及義；說重點，你在邉綫带球，死不傳中，看得人心緊。
朱說“散文的第五種困惑”，是散文家自身形象的递减和其“話語方式”（又是形式！）的“内縮”，以及網絡散文的文學性缺失。這哪裹是什麽“困惑”啊？第一，文學自身形象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育者）、“社會良知的擔待者”（引領者）、“傳統價值的叛徒”（反叛者），到“漢語創新的手藝人”（實驗者），再到“碼字匠”的所謂“递减”，正是八十年代文藝復興良知“祛魅”的結果。宗教與類宗教的神秘性、神聖性以及它的魅惑力都被人們好不容易解構、消解了，大好事一桩，又怎會變成“散文的困惑”呢？你該不會説天逢元帥變成猪八戒後連人話都不會說了罷？第二，所謂“話語方式”，從國營話語的一統天下，到胡適、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等的重新走紅，從楊、秦、劉社會主義元話語，到王朔、王小波、林清玄、董橋等異端的亮相，以及“還有人在熱烈叫賣木心和胡蘭成”，都是大陸讀者的幸事，也是中國大陸散文的幸事。對此，恐怕只有紅都女皇才會產生困惑：“中國人都怎麽啦？八個樣版戲還滿足不了精神需求？”第三，網絡本是上帝賜給中國人的禮物，它基本改變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态和生存心态。——每個網民隨時都可以更换其身份：既是看客，又是運動員，還是裁判！而且易容、換装、變性瞬間而成；隻手可打群架，一人會唱雙簧；中指拇可以頻摔，隔夜屁可以過洋。總之，文學回歸本位，自由俺們初嚐。至於它是否被主流承認，王怡説“載滿鵝的火車已經進站，阿門”，李承鵬會用吃火鍋的舌頭抽你耳光。
總之，縱然困惑如影隨形，無處不在，但起碼它表示人對某事物疑惑不解、不知其底細、不識其面目，甚至完全搞不懂其因果邏輯，其内涵與外延。阮籍臨歧途慟哭而返，正是因為對“前途”一無所知，無從抉擇，所以他才困惑，他才無路可走而傷心。然而朱說“五種困惑”，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常人都曉得大陸文學的出路何在，只是各人心知肚明而不說而已。朱先生不僅强説，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西瓜皮當瓤，教人有些沮喪，有些氣血不暢。
於是有了困惑：當代公共知識分子都怎麽了？
於是知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淵明先生何以“悠然”——南山雖雲遮霧障，却從不令人困惑，不像人心，更不像聖言鬼語，而像至交，像情人。追慕自然的他，又焉能不徹底放松而悠哉游哉。
於是更加向往彼岸。
朱說“散文的第三種困惑”，即“只有在中國，散文才是中學語文課本的主體”。這似乎仍是個形式問題。既是形式問題，也就不成其為問題。在我看來，易幟後之文壇，幾無文學可言，蓋因“為政治服務論”、“工具論”已成懸於文學頭上的逹摩克利斯利劍。故教育亦成洗腦之重災區，你我數輩人身受其害，而且還將繼續領受下去。而中學語文課本以散文為主，也屬自然現象。因為散文有非文學散文如政論文、科技文、記叙文等“應用”之文，而詩歌、小説决無非文學性者；教材有“應用”，亦理所必然。故以賤民角度視之，説輕點，你在緣木求魚，混淆體質；說重點，你在刻舟求劍，誤導蒼生。
朱說“散文的第四種困惑”，即當代中國大陸散文中，充斥着“媚雅”（我們一般人所謂的“媚俗”）。這似乎觸及到本質了，但可惜並未深入，仍停留於表象，連“粗痞化”、“犬儒化”、“碎片化”等我們耳熟能詳的評判都不屑用之，遑論對“媚雅”的追根溯源了。比較説到點子上的，是這“後三十年”大陸散文的“装B”。滿以為他會順藤摸瓜，他却說“散文是最容易被人用來‘裝B’的一種文體”。——冥頑不靈地又把問題拉回到“形式”。常識告訴我們：在裝B時代，任何一種文體都容易被人用來裝B。正如皇帝的那無數新衣，只有很傻B的那件，却没有最傻B的那件。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巷口賣燈草及蜂窩煤咒咒的瞎子阿貴說，“百花齊放”使人變成寒蟬。朱先生却老是在“形式”上表演他的太極拳。所以以常識之角度，説輕點，你在東拉西扯，言不及義；說重點，你在邉綫带球，死不傳中，看得人心緊。
朱說“散文的第五種困惑”，是散文家自身形象的递减和其“話語方式”（又是形式！）的“内縮”，以及網絡散文的文學性缺失。這哪裹是什麽“困惑”啊？第一，文學自身形象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育者）、“社會良知的擔待者”（引領者）、“傳統價值的叛徒”（反叛者），到“漢語創新的手藝人”（實驗者），再到“碼字匠”的所謂“递减”，正是八十年代文藝復興良知“祛魅”的結果。宗教與類宗教的神秘性、神聖性以及它的魅惑力都被人們好不容易解構、消解了，大好事一桩，又怎會變成“散文的困惑”呢？你該不會説天逢元帥變成猪八戒後連人話都不會說了罷？第二，所謂“話語方式”，從國營話語的一統天下，到胡適、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等的重新走紅，從楊、秦、劉社會主義元話語，到王朔、王小波、林清玄、董橋等異端的亮相，以及“還有人在熱烈叫賣木心和胡蘭成”，都是大陸讀者的幸事，也是中國大陸散文的幸事。對此，恐怕只有紅都女皇才會產生困惑：“中國人都怎麽啦？八個樣版戲還滿足不了精神需求？”第三，網絡本是上帝賜給中國人的禮物，它基本改變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态和生存心态。——每個網民隨時都可以更换其身份：既是看客，又是運動員，還是裁判！而且易容、換装、變性瞬間而成；隻手可打群架，一人會唱雙簧；中指拇可以頻摔，隔夜屁可以過洋。總之，文學回歸本位，自由俺們初嚐。至於它是否被主流承認，王怡説“載滿鵝的火車已經進站，阿門”，李承鵬會用吃火鍋的舌頭抽你耳光。
總之，縱然困惑如影隨形，無處不在，但起碼它表示人對某事物疑惑不解、不知其底細、不識其面目，甚至完全搞不懂其因果邏輯，其内涵與外延。阮籍臨歧途慟哭而返，正是因為對“前途”一無所知，無從抉擇，所以他才困惑，他才無路可走而傷心。然而朱說“五種困惑”，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正常人都曉得大陸文學的出路何在，只是各人心知肚明而不說而已。朱先生不僅强説，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西瓜皮當瓤，教人有些沮喪，有些氣血不暢。
於是有了困惑：當代公共知識分子都怎麽了？
於是知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淵明先生何以“悠然”——南山雖雲遮霧障，却從不令人困惑，不像人心，更不像聖言鬼語，而像至交，像情人。追慕自然的他，又焉能不徹底放松而悠哉游哉。
於是更加向往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