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穆木天)
 
 
2015-03-29蕎麥子在“文學評論”網上發了一篇《穆木天的“變臉”:從新詩“純詩化”到新詩“大衆化”》。分析得還算到位,只是有意回避了“穆木天”在現實中的“借鑑”意義。於是就此,匆匆寫了如下跟帖:

文革中,喜歡新月派和象徵派詩歌。因此,我編的《中國新詩大概選(1917——1927)第一分册》選有穆木天十首新詩。在我心目中,他屬於二流象徵派詩人,名次排在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廢名、穆旦之後。但他的《譚詩》却是中國新詩最初十年裹,第一篇象徵主義詩歌理論的探索文章,影響很大。因為中國新詩向來缺乏“理論”,尤其“象徵主義”,幾乎還是空白。所以,縱然是涓涓細流,也算一流;縱然毫無體系、浮光掠影、一鱗半爪,也算“理論大家”。

穆木天是留學日本的。他從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23年,考入東京大學攻讀法國文學,1926年夏回國,一共六年。前兩年算大學預科,故只是普通學士而已。而且他的“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及其理論等知識,全係二手貨,日譯本,這點,較梁宗岱差遠了。但梁只充當了“傳聲筒”,而他,則純然是自己的聲音,是自己對“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及其理論的領悟。加之中國新詩最初十年,口語化(白話化)、民眾化(普羅化)必然表現出的蒼白與無味,使穆木天的“詩歌理論”文字有一點“荒漠甘泉”與“暗夜流螢”的味道——稀有而且珍貴。其悟性,决不在《人間詞話》之下。

然而,上天注定,他的成就僅限於此。

他1926年回國,先後在廣東中山大學、北京孔德學校、吉林省立大學任教,幾乎從詩壇隱退。到九一八事變前,思想感情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奉天譯中》等詩作,標誌着他的“變臉”已經開始。1931年他從東北流亡到上海,加入“左聯”,從此“變臉”昇級並完成,甚至,走上“大衆化”的極端:

 

我們在自由的天地中,

歡呼吧: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全中國全世界勞動人民萬歲!

全世界全中國勞動人民領袖

偉大的斯大林,

偉大的毛澤東萬歲!

 

       ——穆木天1949-9《在自由的天地中歡呼吧!》詩


 

當然,“變臉”的又豈止於一個穆木天!比如同是象徵派二流詩人的峩伽,一轉臉就變成有無產階級情懷,歌頌“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大詩人艾青。只是這些“變臉”者没得穆木天在詩的“純粹化”、“唯美化”中吼得那麽出名而已。

當然,所有這些“變臉”者即穆木天、艾青們,都没有好果子吃。1957至1958年統統都當了右派,都經歷了二十多年地獄般的艱難生存。雖然艾青平反後寫了不少有“峩伽味”的反思詩,撈回一些詩名;而穆木天晚年僅以“兒童文學翻譯家”鳴世,安全得就有點世故了。其對生命的悟性,就比投湖自盡的王國維差遠了:王之死,像一首純粹又唯美的象徵主義詩,而得享晚年的穆木天、艾青等右派們的死,則絕大多数與俗衆無别了。

詩,本來就是小衆中的小衆甚至是天才的語言競技游戲,“大衆化”是詩的死路一條。而懸在一切文學頭上的逹摩克利斯劍其中一把就是“大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