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
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时，书中说，一九八二年，他与太太从法国地铁出来，看到一摆摊的卖主是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他同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他们夫妇解释，他们觉得很亲切，问她怎么会讲中国话。
她说她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原先住在一个难民营。她一面说一面呜咽，柏杨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柏杨夫妇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柏杨说他“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旧中国积贫积弱”，或说因为没有“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可是“老厉害”了。也许吧。可就在这一百年的前三十年里，也不知有多少国人感到很悲观，甚至怀疑老天爷“偏心眼”。就连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当年平津沦陷后，伤心欲绝，大放悲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
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陈三立，如此悲观者大有人在，且悲观得更甚。
当年西南联大法学院有个教授叫陈瑾昆，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就是在上课时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当然喽，“这种人”若是在“今天”，早就被班上的“积极分子”告密，也早就被开了。谁叫民国时期倡导的是“兼容并包，平等自由”呢。
联大历史系里还有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同样，这个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如生在当代，也早就让他“滚出”了大学校园。
再有，就是那个曾翻译过日本《源氏物语》的“汉奸文人”钱稻孙，“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以上所引皆参见岳南《南渡北归》）。
可见有多悲观。至于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如此悲观，有没有不便说出的隐情，本人孤陋寡闻，也不知钱某人后来有没有讲出具体原因。
其实当年胡适有句话也是这意思。如谓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胡适之是如何说的。
一句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另一句：“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
总以为，胡适这两句与鲁迅心思最相通，说出了鲁迅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鲁迅对这个国家确实很悲观，曾对人说：“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吗？”（[日]山上正义《谈鲁迅》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87页）
当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有位教授（同时兼任《猛进》周刊主编）徐炳昶，在跟鲁迅通信中说：“必须要是一种不平的呼声，不管是冷嘲或热骂，才是人心未必全死的证验。……不管他说的写的怎样好听，那人心已经全死，亡国不亡国倒是第二个问题。”（《鲁迅全集》第3卷《通讯》）可见，当时有这种认识的知识分子不少，那就是人心是否还活着为第一重要，亡国不亡国倒在其次。
还说上面胡适那两句话。后一句不说，只说前一句，今天听着简直就是“要命”的话。
后来胡适跑到台湾，加之死得早——1962年2月24日就辞世了。有时想，胡适当年对中共许给他的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大图书馆馆长的位置当真动了心且留在大陆，寿命又再长久一些，单凭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也被批斗或打死了，绝逃不过文革。若不幸长寿活到今天，那更是要被像“带鱼”之类的唾沫淹死。
真是“无可救药”。
转眼胡适先生去世半个多世纪了，现又临他忌日，特作此短文，以为纪念。
2019.2.23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