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

 

現在是北京時間四月十五日，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國人民尊敬的開明國家領導人胡耀邦去世。胡耀邦逝世引發了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但是最後以大屠殺告終。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六四”大屠殺。中國近代的民主運動是從100年前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為起點。“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新文化運動”產物。在紀念一九八九年那場偉大民主運動三十周年和“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日子裏，我們這些“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在紐約聚會，發表『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宣言。

 

 

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開始，中國人民以天安門為中心發起了三次民主運動，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七六年的 “四五”運動和一九八九年以“六四大屠殺”註入史冊的民主運動。第一次的“五四運動”以反對列強和不平等條約為出發點，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以悼念國家領導人為出發點。這三次運動都是學生和其他廣大民眾對當時中國政府的政策懷著強烈的不滿而爆發的，目的都是要改變中國，讓國家強大，人民富裕，建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中國。但是三次天安門運動結局大不相同。

 

第一次天安門學生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的目標得以實現，強化了中國人民不受屈辱的意誌，是後來國民黨政府、共產黨人以及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力量。沒有五四運動的勝利，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

 

第二次天安門運動，雖然當時遭到了鎮壓，但在三年後在中國大地上恢復了真相。可以說，1976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不翻案，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

 

第三次天安門學生運動，由於鄧小平把悼念胡耀邦的學生運動在《人民日報》社論上稱為「動亂」，由於學生要求鄧小平承認學生運動不是「動亂」，最後遭到了數十萬軍隊參與的、動用坦克機槍的大屠殺。三十年來，中國沒有正義、沒有法治,貪汙腐敗、冤假錯案，充斥大地。天安門母親和六四受難者沒有一天不生活在痛苦中。

 

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不久，毛澤東針對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學校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是共產黨專制王朝的開創者，他都知道不能鎮壓學生運動。一九八九年發生的第三次天安門運動，不僅是鎮壓了學生運動，而且是對學生和北京市民瘋狂的大屠殺。三十年過去了，至今還活著的“六四”儈子手李鵬沒有得到懲罰。人們在問，為什麽毛澤東所說的「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對李鵬等人沒有適用？

 

 

人們常常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聯系在一起。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兩個不同的運動。 五四運動是一九一九年五月月四日以北京學生為主體的抗議運動,新文化運動從一九一五年開始,目標是“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 在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一分為二,一些人仍然主張自由民主,另一些人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王朝以來，除了辛亥革命外，造成王朝更叠就是軍事政變和農民戰爭。毛澤東的革命，是繼太平天國革命後又一次農民革命。毛澤東為了讓這場農民革命穿上了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外衣，就把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而進行的暴力革命，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以學生為主體的、抗議北洋政府賣國的運動。當年毛澤東26歲，在五四運動爆發前2個月，毛澤東離開了北京，回到了家鄉湖南。毛澤東肯定五四運動，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狹義的五四運動，就被毛澤東誇大為劃分時代的一條分界線。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中華民國時期。歷史事實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改變了「五四」後中國的方向，共產黨用暴力奪取大陸政權，根本無關民主，完全談不上什麽「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一次新文化運動發生在“五四”前。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發生，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直接相關。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廢除了皇帝，建立了國家元首有任期的共和政體。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不久，就想當皇帝，為了登上皇位，大搞尊孔祭天。在尊孔祭天的大環境中，袁世凱公布了《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由5年改為10年，連選可以連任。袁世凱確立了總統終身制後 ，下一個目標就是恢復君主制，正式稱帝。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向袁世凱大總統獻上推薦書，推薦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袁世凱正式稱帝，這一年改為「洪憲元年」。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與袁世凱尊孔、稱帝密切相關。

 

毛澤東在取得共產黨的領導權後，打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通過暴力革命取得國家政權，「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新的王朝，這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紅色王朝。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將自由民主思潮一步步在中國大地上加以清除。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自由民主被徹底埋葬。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持續政變，通過提倡個人崇拜、打倒走資派，建立了毛澤東一人的絕對權威，毛澤東成了紅色王朝專制帝王。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運動——“四五”運動是向毛澤東專制權力的挑戰。歷史事實表明，沒有第二次天安門運動，沒有這次運動的翻案，就沒有一九七八年後開始的改革開放。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是王朝循環和分合循環的歷史。現在，這種歷史似乎又在重演。一百年年後的中國，習近平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手廢除了一九八二年憲法對國家元首「連任次數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宣告，他的中國夢就是皇帝夢。二零二二年，他要不顧一切，將其皇帝夢做到底。

 

一百年前，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要做皇帝，一百年後的今天，名為「共和國主席」的習近平，要當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新皇帝。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習近平廢除憲法「連任次數不得超過兩屆」以前，實際上已經一次又一次踐踏了憲法。憲法明文規定，中國的最高行政權屬於國務院，習近平作為憲法上的「虛位元首」多年中一直竊取國務院的最高行政權、一次又一次地違反憲法第35條規定，踐踏人權。習近平一次又一次踐踏憲法得逞而沒有受到制止，終於在去年公開廢除了憲法「連任次數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文。

 

正是在習近平企圖稱帝時，中國到處出現了揭露批判習近平的事件。二零一八年年二月，清華大學許章潤發表文章《保衛改革開放》、王丹等人在紐約《世界日報》上發出了《關於中共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緊急聲明》。同年三月《冰點》前主編李大同、學者趙小莉、楊鵬、胡佳，對修憲刪除任期限制發表公開的抗議。中國女企業家王瑛公開批評習近平恢復終身制。五月，北京大學樊立勤在北大貼出大字報《中國必須堅決反對搞個人崇拜》。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湖南株洲女孩董瑤瓊，在上海陸家嘴海航大廈旁，現場視頻直播向習近平巨幅畫像潑墨。她直播中說，「反對習近平獨裁專制暴政」。在國外，反對習近平廢除任期限制的海報首先出現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廣告欄裏，隨後蔓延到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九所大學。這就是繼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的新運動——第二次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一百年來的兩次新文化運動，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要找出辛亥革命廢除了皇帝制度後，本來是普普通通的人，還想做皇帝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說，要從中國文化中發掘出一個人有了權，就想擁有專制權力、終身獨裁的思想根源。兩次新文化運動，帶有政治性，是提倡新文化的運動。

 

儒家文明既有精華，又有糟粕。一百年前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一百年後的今天，在儒家復興中，掀起了吹捧王陽明的熱潮。十六世紀初，王陽明在貴州流放了三年，在習近平推崇王陽明後，貴陽市修建了王陽明主題公園，建立了博物館展示他的成就，將他曾經居住的洞穴變成一個神殿。

 

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有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沒有儒家，就沒有中華文明。文明與國家、民族相比，是一個外延更大的概念。一個文明是形成一個人有“歸屬感”的最大文化圈。美國和英國都屬於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圈，對印度尼西亞和中東的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文明高於他們的祖國。中華文明是文明兩字的一種廣義用法，是以儒家為基礎、包含佛教和中國化的其他宗教在內的文明。亞洲一些國家也推崇儒家，這些國家的一些地區，也包含在儒家文化圈中，但不能說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儒家又可以稱為儒學、儒家學說、孔孟之道，是一種非宗教的倫理思想和學說。儒家「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輕徭薄賦，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保國安民，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維基百科）

 

人類社會存在多種文明，是一種自然現象。每一種文明有它自己特有的形成、發展過程。文明也會變化，但需要有百年、千年才能看到明顯的變化。一些文明也會消亡。宗教倫理是構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建立在宗教基礎上不同，儒家文明不是以宗教為基礎的文明。儒家文明有三大精華：

 

一是儒家富有理性精神。儒家是一種理性主義的人際關系思想，這就是孔子提倡的「仁愛」思想。十九世紀末，康有為發起孔教運動，以對抗日益增長的西方影響。起草中國民國憲法時，康有為的追隨者要求以孔教為國教，引起了激烈爭論，最後遭到否定。儒家無法「宗教化」，儒家重視現世生活，不求來世。儒家的天，不是神，而是一種對人、包括對帝王有巨大威威懾力的一種力量。

 

二是儒家富有包容精神。陳寅恪說：「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並論。」正因為儒家不是宗教，信奉儒家的人能友好地與各種宗教教徒相處。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沒有歐洲那樣的宗教戰爭，沒有幾百年經院哲學的繁瑣爭論。儒家有能力吸收外來文化，不斷地改進自身，使儒家學說適應於時代需要。

 

三是儒家富有全人類共同精神。儒家崇尚真善美，倡導誠信、仁愛、和而不同、「己所勿欲，勿施於人」等。這些精神與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與普世價值是相通的，是普世價值的中文表述。

正因為儒家文明有這三大精華，第一次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是錯誤的。儒家文明不是有神論文明，從孔老夫子起就相信存在一個「仁愛的人際關系」的理想境界，儒家學說就是要在人間實現這種理想的「人際關系」。孟子提出「仁政」，著意把孔子的「仁愛」思想搬到君王和民眾的關系中，這是孟子與孔子的區別。經過漢朝的董仲舒，和孔子後1600年的宋朝的朱熹，以及明朝的王陽明，大大修正了孔子的儒家學說，為中國專制政治制造了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朱熹提出的「理學」和王陽明提出的「心學」，是中國崇拜君權、扼殺人權的「理學」和「心學」。在儒家的歷史上，特別是朱熹和王陽明，融合了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把儒家思想塑造成一種為鞏固專制統治、禁錮人思想的新的儒家學說。

儒家除了精華一面外，還存在糟粕。西漢董仲舒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南宋大儒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明代大儒王陽明的「心學」，是明顯的糟粕。問題是許多糟粕，在專制主義中國的大環境中，今天還被當作精華廣為宣揚。2015年兩會期間，習近平說，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精華與糟粕，是非混肴、黑白顛倒。這些糟粕，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是在提倡「仁義」「道德」時，沒有「權力限制、權利保障」觀念。儒家並沒有否定一切權利，但缺乏「權力限制、權利保障」思想，儒家提倡在人與人相互關系中要講仁義時，這只是一種模棱兩可的道德限制，而否定了「每個人有一個不容官方或他人進入的、不容侵犯的權利領域」的思想。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子還說，一個人還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有人願意遵循孔子這些教誨，是他的權利，但當君王和官方用這些話來約束民眾、並形成社會風尚時，每一個人擁有的言論自由和其他自由勢必受到侵犯，甚至剝奪。王陽明所謂的「心學」，假借「良知」，把「良知」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涉及政治，判斷對與錯的標準就是維護專制秩序。儒家發展到近代階段，這種糟粕使假仁假義在中國大地上泛濫成災。

 

二是在提倡「德治」「仁政」時，缺乏「法治」「憲政」觀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馮友蘭一九四七年在美國寫的《中國哲學簡史》中說：「在儒家的政治哲學中，只有聖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君王。」馮友蘭還說：「孟子認為，國君如果言行舉止不配做一個國君，按孔子『正名』的主張，他在道德上就已不再是國君，而變成了一個『獨夫』」，「殺掉國君，只是殺一個不義之人，不算『弒君』。」在儒家的政治哲學中儒家政治理想是君王要實行仁政，這是孟子從孔子的「仁學」中發展而來的，是孟子學說中的“民本”、“王道”、“性善論”等政治理想之一。所以，儒家把「國」看作「家」的放大，主張君王要實行德治和仁政，王道就是聖王之道。儒家這種「德治」「仁政」「王道」思想，長期以來被當成了儒家的精華，實際上是儒家的糟粕。翻開中國的全部歷史，只有個別君王在一段時間內實行了接近儒家理想的德治、仁政，絕大多數君王都做不到，當暴政橫行時，中國就發生農民起義或軍事政變。改朝換代的結果，中國仍然是君主政治，不能走出王朝循環。法治是法的統治，是憲法至上，君王也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也就是君王也要受法的統治，而儒家完全沒有這種法治觀念。所以，儒家「德治」「仁政」「王道」思想是維護專制政治的意識形態，是中國幾千年不能擺脫王朝循環的思想根源。

 

三是看不到國際關系與人際關系的區別，用儒家「家天下」思想處理國際關系。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儒家經常把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用到治理國家和處理國際關系中。「國」不是「家」的放大，國際關系也不是人際關系，只有極少數政治家在發揮個人魅力時，儒家的人際關系思想可以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儒家還把全世界看作「天下」，儒家的國際關系觀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在這種觀念支配下，國力上升時，會狂妄自大，產生「天朝大國」、「萬國衣冠會長安」的妄想；國力衰退時，會遭受屈辱，導致清王朝和北洋大臣在與外國談判時的萎靡狀態。一百年前，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引發了五四運動。看一看中國在談判時的外交姿態，就可以看到在中國處理國際關系中的儒家烙印。全部人類史表明，國際關系不是人際關系，國家的決策中心並不是固定一個人的大腦，而是由統治者或首腦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驅動的。今日中國，還陶醉在「天朝大國」、「萬國朝聖」的夢幻中。

 

“五四”一百年來，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的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現在的中國社會，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是一黨專政下的兩極分化的「老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事實上被中國人民所拋棄，中國社會思想形成了一個大空隙，傳統儒家思潮趁機在中國復興。今天中國儒家復興中最大危機是，儒家糟粕，沈渣泛起，又使中國社會中彌漫在皇權崇拜中，這是儒家糟粕對普世價值的最後一次抵抗。

 

 

在“六四”屠殺三十周年後的今天，在中國大地上調查“六四”大屠殺真相刻不容緩。在中國大地上調查“六四”屠殺真相，就是讓正義的陽光照耀中國大地。“八九”民主運動不是暴亂，不是動亂，“六四”的鎮壓是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個國家，只有在正義的陽光照耀下，才能有法治、才能有全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在“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中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正在興起。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後，由於西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傳入中國，新文化運動實際上被打斷。在一百年後的今天，當習近平學習袁世凱時，一場大規模的新文化運動，從北京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華人區域蔓延。

 

第二次新文化運動與第一次一樣，是為了探討探討幾十年前的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怎麽擔任了國家首腦，就想終身在位，是為了探討帝制復辟現象在中國文化中的根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知道，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礎，孔家店不能打倒，但儒家文明中還是有糟粕，只有剔除糟粕，發揚儒家文明的精華，中華文明才能真正復興。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雖然共產黨保住了政權，但共產主義被中國人民拋棄了。在共產主義被人們拋棄時，儒家復興的同時，儒家的糟粕趁機泛起。今天我們在第二次新文化運動中要做的是，堅定不移地剔除儒家糟粕，把儒家精華發揚光大。

 

當“六四”屠殺真相在中國大地上得到曝光、當正義的陽光照耀中國大地時，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儒家，將面臨一次二千多年來的偉大革新。從二零一八年以來的中國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將在吸收全人類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剔除儒家維護專制政治的糟粕，使儒家文明在21世紀得到復興。在未來，當的糟粕了糟粕的儒家文明、將成為猶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以及其他文明之間的和平友好的橋梁。

 

 

王 丹 （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王軍濤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李進進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

嚴家祺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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