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文化决定论漫谈系列（四十六-五十一）

 

或谓马列毛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马克思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的思想，对现在执政的中共是一个威胁。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列毛主义就值得肯定。

对于邪教来说，不仅有来自于真理和正义力量的威胁，也有来自不同的邪教或邪教内部不同派别的威胁。马列毛主义对现中共的威胁，就是原教旨对修正主义、即马左对马右的威胁。

或说：“中共想用马列毛主义来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但是有很多有思想的年轻人，包括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大学生们，他们发现马列毛中批判、造反的理论也可以用来批判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剥削和奴役的现象。”

答：用马列毛中批判和造反的理论来批判现在社会不平等、剥削和奴役的现象，就是以马左批马右，以邪批邪。这种批判，对中共利弊双存：不利于现实政权的稳定，大有利于其思想理论的稳定。

其实，不平等、剥削和奴役本是马家政治的本质。马左成功，只有变本加厉。这是不以批判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马左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更加残酷，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对国人的奴役和剥削更加深重。

马帮的剥削，首先表现在税之杂而重。例如，“一房四吃”就是马邦特有的现象。所谓“一房四吃”，“一吃”土地出让金，“二吃”转让住房所得20%的个税，“三吃”房地产税，“四吃”遗产税（正试点）。而杂税重税只是表面性剥削，马帮的剥削是多重性综合性的，公有制和国企是更加沉重的隐性剥削。

马路就是通往奴役和地狱之路。左道右道都是邪道，左派右派都是邪派，左道左派更邪恶。东海对马学，批右更批左，不留余地，并一再强调，儒马不两立。马学是最大的政治灾难源、道德污染源和思想剧毒品，马学在上，儒学难兴，一切好东西都会异化毒化恶化。

有一篇题为《伊斯兰主义》的文章，前言曰：“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确认几个基本事实：1、穆斯林大多不是恐怖分子；2、恐怖分子大多是穆斯林；3、伊斯兰世界和世俗世界产生普遍冲突。”我想，如果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可以确认几个基本事实：

1、马家人大多不是贪官恶吏；2、贪官恶吏都是马家人；3、马家之国贫富悬殊，道德崩溃，矛盾深刻，官与民、官与官、民与民、人与人之间普遍冲突。

 

2019-3-23

 

灾难有两种：一种外来，主要由外部原因引起；一种内生，主要由内部原因产生。个体、群体、国家、民族的灾难，都可以分为两种。外部灾难，相当于天作孽；内部灾难，无异于自作孽。

《尚书•太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意谓上天降灾还可躲开，自己作孽无法逃避。孔传：“言天灾可避，自作灾不可逃。”《说文》：“孽，庶子也。”这是孽字本义。宗法制度以嫡子为正，庶子不正，孽因而带有贱义，引申出妖孽、灾难、祸乱等义，作孽就是作恶、作乱、造祸、制造灾难等。

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儒理，即是天理。任何自作孽的个体群体，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对于它们，最好乃至唯一的救助方式是让它改邪改恶、停止作孽。舍此之外任何救助，都可能沦为助恶帮凶，都会演绎农夫和蛇、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

古往今来邪教恶势力都是自作孽派，其中又以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为最。它们都特别善于害人自害，都热衷于内讧内战自相残杀，大规模地制造自己的政治难民、宗教难民和精神难民。

归根结底，两极势力所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文化灾难，它们所制造的难民都是道德难民，毛左群体和宗教难民就是典型。对于这类特色难民，如果无力改革它们的思想信仰，改良它们的文化道德，远离它们、任凭它们自生自灭就是最正确、最人道的选择，是民众明哲保身的必须，更是政治上敬天保民的必须。

注意，前面说两种灾难，只是指内外因侧重点不同。内外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外因是灾难的条件,内因是灾难的根据，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任何灾难都是内外因结合的成果。

 

2019-3-23

 

可以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把易经换成佛经就不行。佛教于天道所得有限，只知道体之空寂，不知道体之生动。其于人道，也是略通。故佛教论及人事，论及政治和孝道，难免浮皮潦草，似是而非。

不通天道，纵知人道也有限。反过来，不通人道，纵知天道也有限。天人合一故。从好处说，佛教毕竟于天道有所得，大不易；从不好处说，佛教于天道人道，都是不上不下的半吊子，半通天道半通人。

《易经》说，易知易从，有亲有功，可久可大，贤人之德，贤人之业，天下理得，成位其中，弥纶天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知周万物，道济天下，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不过不遗，全体大用……诸如此类的话，只能用于易理和儒家。

就这一句“曲成万物而不遗”，佛教就万万配不上。儒家不仅成己成人，而且成物。《中庸》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成物，是智慧的发用。人类智慧的开发和作用无止境不封顶，故可以曲成万物而不遗。非佛教所能也。

注意，半通天道半通人，也是很不错的，仅知道人性本善，其价值就非同寻常。这就是“半通人”之处。古今中西绝大多数学派宗派都是不通人道不同天、昧于人道昧于天的。半通人道者，唯自由主义；半通天道者，唯佛道两家。2019-3-23

 

在极权社会，很多自以为善良的人也并非善良，貌似无辜的人并非无辜。在极权主义文化、政治、制度这个综合性系统中，不仅强权集团有罪，很多弱势群体也有罪；不仅做官是作恶，很多平庸普通、习以为常的工作，也是作恶或助恶。

东海早就指出，很多事务、事业和发明创造不仅无价值，而且负价值，是反自由、反文明、反进步的，是作恶作孽，是对人民和民族的犯罪。它们工作越努力，政治越野蛮，社会越落后，国民苦难就越深重。

例如，计划生育、马学教育、舆论导向、封言删帖之类工作，都是邪恶性质和负面意义的。这是马邦特色的恶，也可称为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这个概念出自于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一书中，阿伦特指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所有无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恶。

极权社会是最典型的恶社会，上上下下都在作恶，无数平庸的民众也在助恶。在阿伦特平庸之恶的基础上，东海在此为恶下一个具有马邦特色的定义：凡有利于极权主义之维持稳定，凡不利于政治文明、社会进步和儒家复兴的工作和言行，都是负能量，都有反动性邪恶性，都在不同程度地制造苦难和人祸。2019-3-24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男女都怕立错场，站错文化立场。文化的核心是三观，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三观，文化立场错误就意味着三观错误。这是人生最根本的错误。这里一错，价值标准、道德追求、社会理想、人生道路就不可能正确，轻则出偏，重则入邪，彻底丧失成德成圣的可能。

宗教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信错教就是站错文化立场。安伦先生说：

“避免信仰风险，就是避免信错教的风险。信错教的风险对于许多信教者来说是一个没有清醒意识到的严重问题。如果你在超市错买了一瓶洗发水，可以退货，也可以送人，实在不得已扔掉，损失也颇为有限。但如果你因为任何原因选错了对你来说至高无上的宗教，毕生虔诚信仰，最终竟与正果无缘，那将是人生最大的悲剧。”（《理性信仰之道—人类宗教共同体》）

说得好，信仰风险亦属于文化风险。信仰有正邪之别，信邪是人生最大的错误，是最大的悲剧。有必要进一步说明，正信又有圆缺高低之别。邪信不足道，即使宗教信仰中的正教正信，正义性也是有限的，佛道二教也不例外，遑论耶教。建立人类宗教共同体，意义有限，利弊双存。

唯“性与天道”信仰才是最中正的信仰，唯仁本主义立场才是最中正的立场，唯仁本主义道路才是最中正的人生道路和政治道路。

 

2019-3-26

 

社会可以按照文化道德水准分为三大类：君子社会，小人社会，盗贼社会。

君子社会，君子主导并主流，官民德智最高，社会和谐度、人民幸福度最高；小人社会，小人主导并主流，国民德智很低，和谐度幸福度很低；盗贼社会即恶社会，盗贼恶棍主导并主流，官民普遍盗贼化豺狼化，一切反常，苦难深重。

君子社会，君子在上，小人边缘，刑措不用，盗贼罕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代，属于古典君子社会。现代没有君子社会，只能期待于未来。

小人社会，小人得势，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君子边缘化，但有一定的言行自由。春秋战国和民国，都是小人社会。

盗贼社会，豺狼当道，率兽食人，小人相食，君子隐遁，或被迫害。马家时代就是典型的盗贼社会，现在开始，从盗贼社会向小人社会升进。

介乎君子社会与小人社会之间，还有一种正人社会，正人主导并主流。论社会品质，大逊于君子社会，但又远高于小人社会，盗贼常见，冤案不多。汉唐宋元明清盛时，正人社会也。

 

2019-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