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89年4月在北京种下的树如果没死，年轮该增加了三十圈。当年6月天安门广场上那场惨剧的定性，由“动乱”到“暴乱”最后停留在“政治风波”上。死了多少人，受难者家属、执政者、外国媒体和政府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数字。韩国光州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历史已还其本来面目，罹难者多已合眼。天安门事件离此还有多远？如果没有当年的镇压，三十年后的中国是否会是另外一番气象，一批过来人讲述了他们的观点。
1989年6月3日到5日，中国北京发生了坦克冲锋枪支持下的正规军射杀抗议者事件，导致严重伤亡。事后中国政府承认有人死亡，其中包括不少军人，但从未公布过伤亡数字。海外报道数字要比中方公布的多出好几倍，史称“六四事件”。30年过去，这个伤亡数字还是一个谜。
王丹：六四镇压导致今天腐败不堪
六四那场惨剧，是许多人的梦魇，也是流亡者扬帆起航的起点。六四枪响，许多积极参与者流亡或被流亡海外。去国几十年，今日向何方？北大学生王丹名列镇压后通缉名单榜首，他在中国坐牢多年，流亡美国读书多年，台湾教书多年，如今回到美国办智库。六四三十年之际，他对美国之音发表感言认为，中国的发展和腐败，几乎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当年学生主要诉求就是反腐败，而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学生，就是强硬拒绝反腐。所以六四镇压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腐败合法化。
王丹说：“在八十年代中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当时被称为‘官倒’，这种腐败现象的既得利益者是开始形成的权贵集团。” 这位广场学生领袖说：“当他们尝到腐败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的好处的时候，学生却要用民主来剥夺他们已经得到和即将得到的利益，这就是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党内主流支持镇压的根本原因。”
从各方面来讲，当今因腐败被整垮台的中共高干，当时都属于力主镇压的邓派。
王丹在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四开枪，是腐败的胜利。六四之后，尽管中共表面上试图抑制腐败发展，但是，且不说那只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分赃不均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没有民主机制，没有来自民间的监督，任何腐败都是无法遏止的。” 王丹认为：这就是腐败一路发展，最后变成制度性腐败的原因。
斗转星移，“六四”后二十三年，被认为曾同毛泽东离心离德而遭到整肃的高干习仲勋，其儿子习近平上位了。乘着经济发展的“高铁”，他在2012年秋中共18大主政后开始大力反腐，重归毛路线。在其“同志”王岐山的主导下，中共打了众多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国家级领导就包括了一大批，从最高层高干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胡锦涛大秘令计划、红二代代表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再到政治局的徐才厚、郭伯雄两位上将，特别是军委，将十六大、十七大进入军委高层的上将们几乎一网打尽。这是北京宣称的在经济发展和法治发展的两条战线的“辉煌战绩”。王岐山在一次讲话中非常谨慎地评估了双方对阵态势，他说：两军对垒，成胶着状态。
从广场暴风骤雨下走出来的王丹说：可以说，没有六四镇压，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今天的腐败绝对不会如此严重。”
八九民运，能否见好就收
王丹提到了一个假设：如果八九民运成功。六四镇压时已身在美国的学者胡平一直有个八九民运应“见好就收”的观点，遭到一些六四过来人或观察者的抨击。胡平的理论也是着眼于这一点：如果见好就收，八九民运就可能成功。六四三十周年，胡平对美国之音说：“关于六四，其实很简单。1，六四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们愿意的？是不是最坏的结果？2，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在八九期间，有好几次有两派主张，主张撤的和主张不撤的，如果当时依了撤的主张，后果又将如何？例如，阎明复到广场劝撤，12个知识分子到广场劝撤，联席会议决定5/28撤，等等，答案是显然的。”
1993年春，也就是六四镇压后的第4个年头，几乎所有学生领袖和海外民运积极活动人士聚集华盛顿召开“联合大会”，期间，记者曾向一位广场著名学生领袖提问：学生是不是也可以撤退呢？这位学生领袖正色回答说：学生怎么可以撤退？！
胡平：见好就收，的确可行
被称为民运理论第一支笔的自由派学者胡平说，赵紫阳5月17日代表5常委的书面讲话，如果当时学生撤了，情况完全两样了。
胡平讲了中共理论者李洪林（1925-2016）的故事。在78年那场真理大讨论中冲在前面的知名理论干部李洪林，那年5月一直同严家祺、于浩成、戴晴等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退。他后来回忆说：八九民运中特别是最后关头，本来是可以见好就收的，但是，“学生中的激进派一个人改变了历史”。
1989年5月初，大批学生和市民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从12日开始在那里静坐示威绝食，好多绝食者缺水和营养，以至于有段时期，救护车警笛声不断。由于高层决策层未统一思想尚允许媒体报道，这种状况牵动了国人之心，引发了世界关注。
李洪林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六四后被调出北京贬到福建任社科院长。他对八九民运有深刻的检讨。他后来说道：1989年的学潮，过激主义对事情的破坏作用，“我比别人更有切身的体会。 ”李洪林说，学生绝食，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和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奉命去调解，5月13日他们请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率领正在报社座谈时局的十二位学者作家劝说学生撤出广场, 回到学校，然后和政府对话。
李洪林说：“我们说服了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但是还得去广场直接劝说全体学生，因为这些要求民主的学生，并不服从自己选出来的代表的领导。这使我们很奇怪，要求民主的人，为什么自己不遵守民主规则呢？”李洪林说，但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种问题，已经毫无作用，我们这些书生，也只好直接到广场去，和绝食的学生面对面进行谈判。
当时，学者和学生的对话方法是用扩音器和大家讲，然后听学生们的反应。李洪林回忆说：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快半夜时谈好了，学生只有一条要求，赵紫阳或者是李鹏跟他们见一面说几句话，他们就撤出广场回学校。
在六四后被关押一年的李洪林说：“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领袖突然冲过来，从戴晴手里抢去扩音器，大声对全体学生喊话，他像疯了一样怒吼：同学们，请你们跟我宣读‘绝食誓词’！誓词最后有八个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的煽动力非常强，整个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都跟着他把这八个字连喊三遍，场面立刻完全失控，人潮涌过来把我们冲得谁也找不到谁了。
李洪林：一个人改写了历史
在六四后遭到整肃的中共理论工作者李洪林说：“这次对绝食学生的劝说，就这样被一个激进分子搅得功败垂成。我是十二学者之一，当时正站在戴晴旁边，亲眼目睹那个学生领袖的突然袭击，我们就这样亲自吞食了失败的苦果。那个场景，真是刻骨铭心！就那么一霎那，一个人把历史改写了。 ”
胡平提到的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5月17日曾发表了一个书面讲话，谈当时的北京局势。作为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信任的理论工作者的李洪林说，5月17日有一个全市各界大游行，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代表书记处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实际上否定了《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是“动乱”的定性，而且答应和大家对话。
因六四镇压坐牢出来后的李洪林，曾来美国探亲。他在多次场合下都提到了他这段经历。2013年李洪林接受沈洪的采访，这个长篇问答成篇标题为《百年道路话沧桑》，原文载于《当代中国研究》。他在这次采访中说：“我觉得这正是撤离广场的最好机会，当天晚上约了于浩成（1925-2015宪政学者六四后流亡美国多年后返北京）和严家祺再一次对绝食学生进行劝说，我们三个人到广场上去找学生绝食指挥部。严家祺跟学生有交往，比较有威信，我和于浩成平素和学生没有什么接触，不过是写的文章有点影响。实际上学生们在广场上也很困难，有些人长时间不喝水晕过去了，有些人躺在地上起不来了，真是毫无必要地硬撑着。”
“我说你们没有到非死不可的程度，为什么非绝食不可呢？政府已经答应对话，有意见提意见，能对话就对话。况且赵紫阳也表态了，这个时候体面地撤回学校多好呀！ ”李洪林后来回忆说。
李洪林曾积极参加了解放思想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勇敢开始批毛，曾被誉为新启蒙运动旗手。他说：学生指挥部的人也同意了，但当时指挥部有人不在，他们答应，等指挥部的人都回来就可以作决定，并表示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学生都撤走，于是我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到广场一看，学生还在那儿，我知道一定是指挥部里有人要坚持绝食斗下去，因为在这种场合，不在乎多数少数，总是最激进的“豪情”压倒冷静的理性，于是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事端，就这样又一次被激进主义断送了。
被作家戴晴称为是做笔杆子却不做喉舌的李洪林说：古人云：“凡举事，勿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这些人做的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六四惨案发生15年后，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到香港外国记者协会演讲，记者曾问他：六四过去十几年了，学生有无反思一下自己在那个时候有什么做的不对或不好，他回答说：都是（时任总理）李鹏等六四刽子手们的错，学生什么错都没有。
吾尔开希说，批评意见接受起来不容易，但如果能虚心接受，就能化为动力，让人不断进步。吾尔开希认为，那些对学生领袖或民运提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学生和民运人士也在不断反省。无论如何，对别人的批评，他是心存感激的。
记者问参加了八九民运的清华学生、现在美国做经济学者的李恒青，作为六四一方（不论正方反方），学生们这方到底有无错，错在何方？或许是和胡平所说的那样，没有见好就收？历史无法假设，假如再来一次，学生一方能否做得更好？李恒青回答说：当时学生做到了最好。
李恒青：“见好就收”行不通
亲身参加了八九民运全过程的清华学生李恒青，不赞同胡平这种“见好就收”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名当年的广场学生，我也曾认真地还原过自己参与过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环节，检讨过自己的对错。应当说，当年的学生们已经尽了全力，我们做的真得够好的了。”
目前在美国从事经济研究的李恒青说：如果非要在操作层面上寻找不足，批评学生无法做到“进退有序、收放自如”，其实是不够公允的。一个民众自发的群众运动，要求做的像有政党在背后运作的样子，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大家都经历过文革，没必要再解释了。他说：至于胡平先生总在讲的“见好就收”，没什么可讨论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个“好”，同时也没有可能“收”。当时，真正有机会改写历史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最高执政者，是邓小平。他没有这个远见卓识，历史就此定格在了1989年6月4日。
邓小平：六四和美国之音
中国最高领导铁血人物邓小平在痛下杀手“平定”了天安门之“乱”后，于1997年2月香港回到中国管辖前去世，终年93岁。他在六四后的7月就会见了美国总统老布什派到中国的特使，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一度把怒气发向了美国之音。中国老资格外交官吴建民写道：“当会谈结束时，斯考克罗夫特‘客气地说：邓主席身体很好。’邓小平反应敏捷，马上回答道‘老了，85岁了。美国之音放出谣言，说我病重、死了，可见谣言不可信。’”（吴建民：外交案例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5页）
中国出动坦克和正规军血腥镇压学生和市民，引起全球震惊，西方国家严辞抨击了乱开杀戒的邓小平垂帘听政的北京执政当局，美国领头的西方世界弥漫围堵制裁中国的声音。吴透露：老布什总统1989年7月1日派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位秘书，三人在绝密情况下访问了中国，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客人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7国制裁我们，70国也没有用！”
不过，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后来在香港说，中共高层（集体领导），而不是邓小平一个人，需要为这次事件负责。
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在1995年1月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六四的确死了很多人，包括军人，有些人死得很惨。经常搀扶着邓小平外出的邓榕说，之所以有如此结局，是因为在处理群众游行的事情上缺少经验。（李鹏也有过类似的讲话）。邓榕说：不这么处理后果会更严重。邓榕后来还对法国记者说，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解决了1989年暴乱之后，中国社会稳定了，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证明，“采取了这些坚决措施后，社会效果是好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邓榕到美国访问曾说：六四是一场悲剧。
六四后的三十年，有一段话，流传甚广：能同邓小平一起讨论最机密核心问题的某老这样看待八九学潮：不惜杀二十万人，保几十年稳定。这就是今天北京不惜重金维稳的根本原因和理论基础。经历了1989年腥风血雨的美国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当局动了杀机，学生收不收已无意义。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中国作家苏晓康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了电视政论片《河殇》而名气很大。这部政论片也成了六四后当局清算的目标，被认为是“学生造反”的精神来源、支柱和思想基础。
六四后，苏晓康和一批被称为“八九学运幕后黑手”的知识分子遭到通缉而流亡美国。六四三十周年之际，苏晓康和记者有这样一番对话：
问：有没有充足的证据或充分论证，证明如果是八九不以流血收场，而是中国高层和学生达成共识，继续改革开放，实行民主法治和法制，今天的中国的道德不会如此滑坡，环境也不会如此恶劣？
答：没有。邓小平在4.27大游行之后，消失18天，去调兵了。他已经起了杀心，从这天起，中共这个体制，就没有机制可以扭转它了。
问：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答：这就是中国，两千年了！
问：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今天想什么呢：幸亏把学生娃们给打趴下了，不然中国今天不定乱成啥样呢！这就是当政者的心态？
答：没有什么心态。他们处理社会危机方式，就是杀人。
问：你的意思是：再遇到棘手事情，尤其是社会大动荡，他们还会出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