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7月，刚读完小学高三册的我，在大人的怂恿下报考护国中学，本想去试一试，不料竟考上了，于是我成了一名初中生，其时十一岁。
此时共产党的部队已渡过了长江，正向华南、西南挺进。但小镇上依然平静。因为交通闭塞，川滇公路上一二个月难见一辆气车；收音机、有线广播之类，许多人听也没有听说过；报纸几乎是惟一的信息来源，但小镇上订报的人也只有四五家。乡民们对外界的了解，大多是商贩们去县城或去泸州做生易带回来的道听途说。所以小镇上店铺照常开门营业，乡下的佃户们照旧交租种地，绅良（那时没有地主的称呼）们照旧收租纳粮完税。
但小镇上一批又一批的军队开来又开走了，有的从四川开住云贵，有的从云贵开住四川；有的说换防，有的说打仗；有的荷枪实弹，有的一支枪也没有，全是才招募的新兵……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无疑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每逢赶场的日子，都有身着黄色道帽道袍的道人、道姑手持巾幡，拖着缓慢的步伐在拥挤的街道上大声呼喊：“大劫将至啊！人人遭殃呀！”“保全性命啊！20天不见白呀！”……声音凄励嘶哑，十分恐怖。这叫“喊黄天”。在旧时，每到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时候，都有道人“喊黄天”提醒百姓防范、保身。
我问外婆什么叫“20天不见白”？外婆说：“就是20天无白米下锅。”可见被“解放”前，大家对灾荒的标准还是很高的。后来的社会实践证明，岂止20天，200天不见白，终年吃糠咽菜，甚至吃芭蕉头、“神仙米”也是常事。那是毛泽东的赐予。
一、 躲藏
国共两军要在这一带打仗的谣言四起。学校办不下去了放了长假。我回到乡下。一天傍晚，父亲从镇上回来，很紧张地说：“来了来了，共产党快来了!要到岩上躲藏一段时间。”
大凡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两军撕杀的时候，都是百姓的灾难，抢劫、奸淫、杀戮，历来如此。老百姓为了减轻灾难，惟一的办法是躲避，躲到深山老林绝壁古寨外人找不到的地方。在川南，人们把相对平缓的浅丘区叫“坝下”，而把海拔较高、地势高耸的台形山区叫“岩上”。岩上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地势险要，四周都是悬崖绝壁，只留陡峭的石梯与外界相通，在险要隘口处用石头砌成寨门围成寨子，寨子内多是家族聚居；族长统一部署防务，寨门处派人把守，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种建筑，据说是明清年间，甚至可以上朔到宋元时代用来防范匪患兵灾的。《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扈家庄就是这种寨子的典型。在冷兵器时代,这种防范体系是十分有效的。到了民国，社会大体平静匪患基本消除；而枪炮的应用，使寨子这种古老的防御体系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已经废弃不用了。现在社会动荡，人们又想到了寨子。
在故乡，大李村岩上是有名的岩寨，四周高耸，绝路相通，寨门石坚墙厚，寨子内部山高林密荒野偏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有虎豹野猪出没，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不管国军还是共军，想来不会祸及这犹如天地尽头一般的地方。祖母的后家正在那里，是再好不过的躲藏之地了。于是收拾好细软，我们一家就逃亡到那里。父亲留下来打听消息。
二、 八角仓的炮火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清晨，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密集的枪声有如哗哗流水，不时有霹雳般的炮弹爆炸声，穿过晨空传到50里外寂静的大李村寨，直到中午时分又复归平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天后父亲上岩告诉我们：“解放军来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叫解放军,他们在纳溪县与兴文县交界的八角仓地区与国军72军一个师打了一仗。父亲说解放军纪律很好一切都很平静，几个月来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一些，悬掛着的心似乎暂时地放下了。
几天以后我们又收拾行李回到了家。
八角仓岩上的枪声结束了一个朝代又开始了另一个朝代，是改朝换代的枪声。在这样一个历史剧变的时刻，所幸为我等草民遇上了，由此深刻地烙印在记忆里。更有幸者在这新旧朝代更替之际，没有重演历史上抢劫、杀戮。这既是解放军的纪律严明，也是国军的纪律严明——这是所有怀着阶级仇恨心理的人不愿提及的事实。其实在1949年秋冬季节国军频繁调动的日子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军队扰民事件；至今我所读到的解放战争回忆录之类，也没有国军因败退而烧杀掳掠的记载。倒是宋希廉的回忆录里谈到1949年秋他率部沿长江西退，路过江津时，有两个排长因偷摘农民柑橘而被他枪毙的事。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不是政治宣传中的土匪。
从八角仓岩上传来的枪声来看，战斗应该是非常激烈的。但我至今没有读到过有关此事的文章，也没听说牺牲多少烈士，勒石纪念，建立烈士陵园之类的事。倒是听说，解放军入川时，国军72军军长郭汝瑰（早已参加地下党）便在宜宾宣布起义，其时正在八角仓地区布防的一个师，姓白的师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下令部队开枪、放炮、甩手榴弹，乱鸣一气之后宣布部队解散（后来知道此人叫白衡，重庆钢梁人，任国军72军34师师长，他不知道郭汝瑰要投共，所以才下令部下开枪。部队解散后白衡回到钢梁老家，不久抑郁而亡）。那些国民党的士兵树倒猢狲散，把枪支弹药遍地丢弃，然后各奔前程。那个时候谁愿意搜集枪支弹药，都可以到八角仓岩上弄到许多堑新的美式手枪、步枪、机关枪和一箱箱尚未启开的子弹、手榴弹。这是后来“救国军”兴盛一时的直接原因。
三、 摘帽徽
生活好像又恢复平静。但人心浮动，大人们忧心忡忡。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和几弟兄一如既往地玩耍、爬树、摘丝栗，赶场天还上街看共产党和解放军。不过我好几次都没看见。那个时候解放军从云南、贵州经川滇公路入川，都是路过，地方政权还无人接收。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一群穿黄色军装的人，我料定那就是解放军，便向他们走去。不料肩膀被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穿灰棉衣灰棉裤戴灰帽子的人，他操着外地口音说：“小朋友，把你的帽徽摘下来。现在国民党已经被打垮了，青天白日帽徽不要再戴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共产党有两种，一种是穿黄军装戴黄军帽的解放军，军帽上有一个五角星帽徽；一种是穿灰制服灰裤子戴灰帽子的工作队，帽子上没有帽徽。
那个时候的中学生，春秋装是麻制服麻裤子，冬装是青大衣青帽子，帽子正前方都载有一个瓷质的青天白日帽徽。那个青天白日帽徽戴在头上，有一种文静而庄严的气质，要我取下来一时真不习惯。我对那个工作队员说：“你给我一个五角星帽徽好吗？”他笑了，说：“我都没有呢，我又不是军人。”
这个时候，护国镇已经被穿灰制服戴灰帽子的工作队接收了。不久，工作队贴出了安民告示，叫各行各业开门营业，安民告示是手写的，落款是叙永县护国区区长 李寒影。
四、 复课
不久学校复课了，通知学生回校上课。
我早早地来到学校。改朝换代后学校十分凄凉，门窗桌凳多有破坏，一片狼藉。小礼堂正中央，还有蒋中正的画像，静静地挂在那里，很是凉。我一转背，就传来啪的一声，镜框和画像就被人砸烂在地上。砸像人是姚某某，在泸州读书才回家不久。此人后来被逮捕坐牢，但他为什么要砸蒋中正的画像？不解。
回校的学生不多，三百多人的学校，复课的不到四十人，于是不分年级就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基本没有回来，外地的早走了，本地的也因各种原因不再来。只有校长郑祖修一刻不离地坚守岗位，保卫学校财产，组织学生上课，维持正常秩序。
课程安排是上午主要上政治课，由区工作队派人作报告，人员不固定，内容更不固定，讲什么内容，由报告人决定。倒底讲些什么，已记不得了。但有几件事还很清晰：
1、什么叫“改放”？ 那个时候，我们真不知道什么叫“解放”？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叫“解放军 ”？为什么要“解放”我们？恰好有一个工作队员大概知道我们的疑问，上课时就给我们讲什么叫“解放”。但是不知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把“解放”说成“改放”，引起一阵哄笑。
他说：“什么叫‘改放’？就好比你的双手是捆绑住的，现在我把绳子给们改开，这就叫‘改放’。”有一个同学突然大声说：“我的手没有被捆绑啊，怎么‘改开’？”全班大笑。那工作队员一时愕然，但很快镇静下来，他说：“我是打比方，我们手脚虽然没有被捆绑，但是我们的思想是被捆绑了的，所以需要‘改放’……”他还没说完，教室里就闹起来了：思想怎么会被“捆绑”呢？那工作队员显然没预料到这样的问题。赶忙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过去只能喊蒋介石万岁，你敢喊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吗？这就是你们的思想被‘捆绑’，也就是被束缚了。”这是个多么愚蠢的举例！如今只能喊大救星、共产党万岁，不能喊蒋介石万岁，那不就是我们的思想又从新被“捆绑”了吗？
2、谁领导抗战？ 有一天一个工作队员讲“共产党领导八年抗战”。大家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全体学生都很惊愕。大家历来都知道，八年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国军浴血奋战牺牲了几百万英勇的官兵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认识已经札根在每个人学生的意识里。小学国文课本中就有一课专门讲台儿庄大战，我们还听说过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湘西大捷这些故事，都是蒋委员长领导的国军打的。就说我们小镇吧，在抗战中牺牲的官兵就有好几十个。大家回头看着坐在后排的李征胡同学，他的父亲是国军的一个团长，就是抗战中牺牲了的，难道这不是事实？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赢的？学生们一时无法接受。合班上课秩序本来不好，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课堂大乱。那个上课的工作队员可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红着脸结结巴巴说不清楚。
放学后我回家对父亲说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父亲久久不说话。后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对母亲说：“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
3、别样的“东方红”。 有时政治报告后时间还充裕，就教唱新歌。老师是赵月秋，她原来是小学老师，地下党，丈夫杨祚泽是地下党总支书记。她教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她知道大家都不识曲谱，就把歌词写在黑板上，然后示范唱一遍。不料她刚唱第一句后，我们就非常熟练地按黑板上的歌词一流二水唱下去了。她觉得非常奇怪，就问：“你们好久学会的？谁教你们的？”于是我们就大声唱另外一首别样的“东方红”：
“我要走，你要来，一手拉着我的腰皮带，心想给我当太太，呼尔嗨哟，又怕我要开小差！”
唱后全休同学笑成一团。
原来这样的小调在国军中十分流行。我们早就从驻在小镇上的国军那里学会了。
4、扭秧歌。下午都是敲锣鼓扭秧歌。从此“锵！锵！锵锵吃！”就不绝于耳。这个北方来的呆板单调的锣鼓，就代替了四川人喜欢的川剧锣鼓，谬种流传几十年直到今天。
赶场天就上街扭秧歌搞宣传，呼万岁，呼大救星万岁，还呼朱总司令万岁。那时大救星还比较开明，不但自己万岁，也准许他人万岁。后来就一个人吃“独食子”，就他一个人万岁，不准别人万岁了。每个赶场天都是如此，大家就厌卷了，来扭秧歌的人越来越少。记得有一次人太少，郑祖修校长就把卖柴给学校伙食团的那些农民留下来，叫他们参加到游行队伍当中来。那些农民很老实，想走又不敢走，杠着挑柴的扁担跟着扭秧歌的队伍无缘无故被折腾了半天。他们说：“再不卖柴给学校了”。想起来很好笑。
五、被打散了的国军官兵
国军72军34师在八角仓和共军打仗之后，就宣布解散，愿意参军的跟解放军走，不愿意的由解放军发给路费和路条，遣散回家。我在小镇对岸的大洲驿看见过多起国民党的士兵，或三五成群，或十个八个一队，从公路上经过。他们还穿着军装，但军帽上的帽徽已被扯下，留下一个深色的印迹。他们神情谙然，疲惫懒散，早已没有一丝军人的气质。有的人可能觉得路费不够，拿着路条到大洲驿街上的大朝乡乡公所要粮食，但国民政府的乡公所已人去楼空，这些亡国之兵无人理会。
国军军官们各奔前程。他们知道军官不会像士兵那样可走可留，是要被送去“学习”——也就是被逮捕整肃的，其结果是杀头或者坐牢。于是有的军官带领人马上山打游击；有的潜逃，但身无分文，就不得不拜码头，找帮口，“拿言语”。
有一天晚上我在护国镇一家茶馆里，看见一个脱下了军装，穿着长衫，扮成商人模样的国军军官，正在给袍哥仁字旗舵把子刘逢章“拿言语”。茶馆桌子上放着两碗茶，刘舵爷口含长烟杆坐上席，商人打扮的军官坐下方。那军官站起来，按袍哥规矩双手合十，十指指尖相对，然后中指弯曲，左中指压在右中指上，抱在胸前，低头含胸对刘舵爷说道：“兄弟我在家姓李，名曰某某；出门姓潘，排行老幺。来到贵码头拜见刘舵爷，若有礼节不周之处，还请大爷海含。兄弟我本是万州巫山人士，因效力国军72军，滥叨上尉连长职务。本应保卫国家，无奈主将叛投，官兵保命，部队土崩瓦解，兄弟我遂逃离部队流落江湖，来到贵码头已身无分文。久闻刘舵爷仗义疏财，体衅弟兄。在走投无路之时，兄弟我投奔刘舵爷帐下，请刘舵爷高抬贵手不吝施舍，使兄弟我能回乡与家人团聚，孝敬父母，供养妻儿，则舵爷恩德，我当三生不忘”云云。
原来袍哥的始祖是明清年间江浙一带一个姓潘的走私盐贩。所以凡参加袍哥的弟兄在外面都一律姓潘。他们还制定了一些特殊的行规行话和礼仪。
刘逢章拿开口中含着的烟杆，长叹一声，说道：“如今民国已亡，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共党上台，是祸是福，实难逆料。然观其以打土豪分田地蛊惑人心，恐凶多吉少，大难必将至矣。每念及此，老朽我寝食难安，故江湖上的事情也无力再管了。但天下袍哥是一家，李兄弟有难，当不能坐视。无奈财力不济，区区小数还请小弟不必见笑。”说罢使从荷包里取出早也准备好的一些大小银币交给那军官。那军官接过银币，上前单腿跪下，躬身作揖致谢，然后黯然离开。
刘逢章确有浓厚的江湖义气，那个时候对任何一个地主来说已经风声鹤唳自身难保，但还是慷慨周济别人，实属难能可贵。
这个军官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法知道，但伪军官的身份恐怕没有好果子吃。而刘逢章，既是袍哥舵爷，又曾是副团总，他当然十分清楚共产党的本性。十五年前红军经过护国镇时打盐店的暴烈举措，就是砸烂他的店铺，洗劫他的财产，他岂能忘记？要不是他率家人即时躲藏，恐怕早已身首异处。如今他说凶多吉少大难将临的话，则一语成谶，此后不到一年，镇反运动到来的时候，他是护国镇首批处决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