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王朝贡献最大、最出风头的王爷无疑是恭亲王奕訢，他是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被封为亲王。
 
清帝国如同中国历史的秦制王朝，自然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清帝国就像一个庞大的家天下的家族企业。皇族自然拥有最大的控股权。世袭罔替的爱新觉罗皇帝只是最大的终身制董事长，当然，那些大股东也有“发言权”、“决策权”。在晚清的垂暮之年，当然诸事不能绕开这家家族企业的幕后总裁–慈禧太后。
 
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中，奕訢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囿于眼界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奕訢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无疑是完美的，可以力压群芳，独步天下，有“历史的终结”之感概。他认为晚清只是在经济、科学、军事上暂时落后洋人。自从接触过英国人后，奕訢认为英国人办事认真、严谨、有效率，清王朝除了政治体制不能学习西方列强外，其他诸方面均可以学习借鉴。
若没有慈禧的赏识与支持，奕訢自然没有大展宏图的机遇，反过来，晚清残局中若没有这位大名鼎鼎的恭亲王，会更加迅速走向衰亡。
 
自1860年奕訢与英国人惨痛的打交道经验之后，他就成为一位比较注重实际的务实派。重新出山的奕和李鸿章均认为中国不应贸然与日本开战，而是通过外交斡旋寻求和解。当中日甲午海战在主战派鼓噪下爆发后，奕訢依然期待能在战争的间隙找寻外交妥协。当一切希望如同泡影破灭以后，他和李鸿章又不惜代价的议和，为中国觅得和平发展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
 
一个人的眼界、格局和历史观决定了晚清这位举足轻重的“铁帽子王”能行多远，能否成功将晚清带出内忧外患的“泥沼”。
 
但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失利后，奕訢并没有痛定思痛，反思清帝国的政治体制的弊端、痼疾，而是觉得像维新派的康有为等人包藏祸心，怂恿光绪帝重建中央政治机构。在他敏锐的政治鹰眼里，康有为等人大有“废我军机，谋我大清”之企图。所以，在戊戌变法中，奕訢又是一个颇大的政治阻力。
 
在奕訢和李鸿章等人艰苦的努力之后，中日《马关条约》给大清这条千疮百孔的巨轮赢得了喘息之机。此时，奕訢决定改革内政、企图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期待不出乱子的恭亲王奕訢仅仅煞费苦心地维持了三年，由于政治体制所限，最终，这些举措和努力成为一场幻梦，无疾而终。中国这艘破败的巨轮随时有可能分崩离析，自德国人不宣而战的强占胶州湾后，这种可能性骤然加快。
 
胶州湾事件激起国内民众尤其是中下层人士极其强烈的反对，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为代表的士人、知识分子对奕訢领导的这个腐朽政府严加鞭挞。指责奕訢知识褊狭老化，精力不济，不了解国内外诸情。致使中国一误再误，错失一系列发展良机。他们呼吁清廷尽早展开政治体制改革，重构新的行政体制和政府。
 
年老体衰、精力不济的恭亲王此时不仅无力推动、引领晚清的这次重大的政改，而且打心里觉得康有为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主张对拯救大清王朝于事无补。1898年1月11日，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有关政治改革的指示时，研究是否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帝师翁同龢竭力赞同光绪皇帝的看法，虽然对康有为的主张有所保留，但是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工部尚书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叛徒，坚决抵制派遣他出洋考察。
 
若奕訢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鼎力支持这些年轻的志士。不过，此时的恭亲王已哺乳垂暮之年，奕訢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张完全赞同，甚至不仅不完全赞同，而且反对清政府按照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进行变革。他已经似乎意识到，清政府如果按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就意味着清王朝的历史终结。此时，清王朝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十字路口，但任何改革都应该慎之又慎，尤其不能因为改革葬送了清王朝，因变法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
 
虽然，奕訢与慈禧有着诸多的恩恩怨怨，但他是道光帝的儿子，是大清帝国的大股东。所以，不会因为朝廷中的权斗而牺牲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在许多重大事项上，奕訢倾向于支持慈禧太后，反对光绪帝。
 
1898年5月26日，奕訢进入弥留之际，此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闻讯几日里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告诉光绪，大清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只能是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
 
奕訢死后，大清帝国的政治变革如野马脱缰而奔，加之满洲贵族一味刻意维护自身利益，推行假立宪及皇族内阁。大清这座帝国大厦终于在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运动及各地风起云涌的民变中轰然坍塌。
 
2019-7-23
 
本文编撰参考书目：
《晚清四书》马勇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