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个世代是悲观的。那倒不仅仅是因为圣经对人之罪性的揭示，从社会到教会，一次又一次地理想主义的投身，在触底的黑暗基底上，只见到淡淡的划痕，而除了在天国的册子上，那划痕也渐渐地被血与谎言所抹平。在这个无耻的世代，一切都可以廉洁出卖的，谁还在意绝对价值呢？良心都在降着价待沽了。香港事件的可贵，也就在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所为才具有绝对的价值。当急难的挑战出现在天枰的一端，则另一端就秤出人格的分量。在急难中，自由被置于天枰的一端，在另一端的生命与爱情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裴多菲所吟唱出来的不甘被压迫之灵魂的分量；在另一端的利益与安逸都不能撬动，这便显示了香港人民的意气之重；若是一瞧见另一端放上了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这一端的自由就立即消失了，与食物等价的人格有多少重量呢？也许，就是基于这一类人格，其代表才把“吃饱肚子”设定为至上的人权。既然“吃饱肚子”是人的最高权利，则自由，生命，更不用说爱情，都要以它来定位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讨论显示了“崇尚自由”与“吃饱肚子”的文化冲突。本文只是提醒讨论的某一方，不要被带着走上其它的节奏，作为绝对价值的自由，必须一直是衡量一切的基点。无论有多少现实的考量，自由仍然不容失去其绝对性。绝对价值总是悲情的；只有在最大的舍弃里面，其绝对才会绝对地显现。
香港对大陆经济的重要性及其以往和现在对大陆经济发展的贡献。此类诉诸讲的都是实话，但却落到了“吃饱肚子论“的同一基点上，可以说，是良善版的“吃饱肚子”论。如果香港对大陆经济没有什么贡献（诸如，那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们），其人民的自由就可以被取消吗？
香港人民的爱国心志（比如为大陆的自然灾害捐赠了多少钱）。这也是实话，不过，“民族“是否可以置于至上的位置呢？若把讨论放在这样的基点上，民族主义已经以多数的名义胜利了。也不要绝对地做“党”“国”的分割，尽管那是有力的一击。就算把“党”排除了，“国”仍然不是绝对价值。即使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名义取得了德国上下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希特勒就有权利剥夺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吗？我不支持“港独”，也不相信香港人民寻求的是香港独立，但是，在民族大义的基点上讨论此次事件，恰恰遮盖了事件的本质。
香港示威的和平程度。当然不假，暴力只是此次示威中小小的非主流变调，而且以警察的非常规暴力程度为激发此变调的背景。可是，“非暴力”只是手段；即使非暴力是表达绝对价值的最佳手段，但它仍然不能超越其服务的绝对价值。对香港示威中暴力的夸张渲染，就要触动那些把自身安全作为至上价值的人群。当人们把自我安稳视为绝对价值的时候，以“暴力”的威胁才会发生效力。尽管香港人们也是爱和平从而非暴力的，可他们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者们有着全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在与施暴示威者的切割问题上，香港人民有着切身且清醒的认知：不同意他们的手段，却不以此分割于他们的诉求，因为所诉求的东西以绝对性而超越了手段。
运动的成功可能。诉诸这一理由的人已经很少了。成功可能的推测大多都基于外部因素（大陆上层的内部变化；其它国家的干预与威慑）。也许成功本身的定义需要从新设定。若诉诸的是绝对价值，则成功与否就不能单以功利论了。在此世对绝对价值的理想诉求，其命运可能就是一道划痕了。然而，这种向着“无”的跃入，却是绝对价值以自我牺牲而自我实现的方式。只有非功利地不断向着“无”全然跃入，在世间无有的东西才可能被创造出来。划痕只有不断地划着，才不被血与谎言都抹平，从而，洞开了自由的绝对空间。香港的划痕为华语世界保存了什么，又在呼召着什么，只有以生命去划，才可能知道。香港街头开始响起“唱哈利路亚赞美主”的赞美诗，这表明那里的人民已经开始诉诸当下世界以上的主宰，那就是不断地涌流着“划”力量的渊源。
顺便说一下，本文论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化，面对的也不仅是施行公共政策的执政者，而主要是奠定某种执政风格的文化基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