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社会学学术研究的田野报告。
发生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河南艾滋病事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曾经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这本书，原本形态地呈现了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事件中艾滋病疫区农民的命运遭际和世态万象。作者刘倩，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一位社会学学者。本书是一位体制内学者深入民间，置身艾滋病疫区现场，与事件中人一起对事件的共同见证与解读，十分难得且可贵。
本书记述河南艾滋病事件全过程：从血站兴起、“全民卖血运动”，到疫情爆发蔓延，大批“献血员”感染艾滋病发病死亡；从信访、群访的民间抗争，到派工作队进驻艾滋病村的官方介入；从疫情初发，只能依靠“私人医生”“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民间自救，到抗病毒治疗的官方行动；从“五个一”到“六个一”工程。内容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所有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从医者仁心的高耀洁、桂希恩、王淑平、孙永德等，到“单采血浆第一人”老科学家刘隽湘；从爱德基金会、关爱之家、智行基金会、全球基金、亚洲博爱基金会等国内国际非政府机构的救助参与，到国家高层领导人温家宝、吴仪到访视察艾滋病村。全方位展现这场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前缘后果及其国内外背景，以及官方与民间、国家与地方、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关系，在具体的叙事中，使这一段历史清晰可见可触摸可感知。
最可贵的是，这是一部用“心”之作。作者不仅用“心”写作，还用“心”行动。她是带着锅碗瓢盆到艾滋病疫区“安营扎寨”的，可见其做这件事的决心和耐心;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和乡亲们一起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她想方设法为艾滋病村寻求救助、联络资源开办孤儿院、甚至为了寻找生产自救门路亲自带着村里女孩子到上海求师学艺……。
全球基金是中国在卫生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对中国抗艾事业有过很大的支持和影响。作者对于全球基金从进入中国到最后的退出整个过程的记述，也是来自她的亲身经历和用“心”观察，包括关于全球基金在中国召开的那次著名的“武汉会议”的独到描写。对于会议结束时艾滋病人与会代表突然聚集一起呐喊着冲上主席台的惊心动魄场景的“抓拍”，除了刘倩不会再有第二人。由于她的力争，银庄人得以走出去参加了“武汉会议”，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议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惊讶、惊喜、不习惯：大会报告、分组讨论、举手表决、填写征询意见书，还包括入住的宾馆、会议用餐。特别是，在会议上他们作为草根组织代表的“主角”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使他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被重视、被尊重。书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台上每个艾滋病感染者代表，都情绪激动地讲述了他们的艰难处境，他们的愿望和诉求。话筒最后传到了银庄感染者代表栗华中手中，这显然使他惊惶无措，他紧张无助地手握话筒眼睛盯向台下的我，半晌无语，静场。突然，栗华中哭喊道：’俺那，俺那死多少人啊……！都没人管俺们哪！’气氛推向高潮，台上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台下人无不动容。走下台后的栗华中依然不能平静，他抱着我痛哭失声，仿佛心中有一百年的怨愤委屈翻江倒海滚滚而下。”也许某些人——比如那位研究所所长——看来，作者所做的这些，都是“学术研究”以外的事情，可我却从中读到作者同情弱者的悲悯之心，她与底层民众心气相通患难与共的深厚情义，不能不被深深感动。正是因此，才会有后边更加感人的一幕：国务院检查组来到河南疫区前夕，作者被强行“接回”的夜晚，数百名艾滋村的村民为她送行，“……簇拥着我乘坐的汽车一路慢慢前行，穿过银庄又穿过白集镇集市。4个村庄数百号人浩浩荡荡，黑夜中只听得咵咵脚步声没有人说话，从来没有想到众人聚集一起的脚步声，竟像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很是庄严肃穆悲壮，……”不知不觉中，作者已经从一个“局外”的观察者走进“局内”与故事中人融为一体，也成为故事中人。也许作者的这些写作和行动，真的不属于一般传统“学术研究”范畴，它们已经超出社会学学术研究的边界，完全打破了“学术研究要保持客观中立、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戒律”。但是她却用“心”，将学术研究做到了“极处”，——从国内到国际，从民间到官方，《中国艾滋》切切实实反映了中国艾滋病事件的全貌，而且她的书写和行动，都是那么由衷地发自内心，那么真实那么自然。
书中描述了计划生育对中国农民造成的巨大的灾难性伤害，以铁的事实揭露了计划生育工作对艾滋血祸的直接影响，这也源于作者用“心”的观察和思考。从户籍所长“捏”出来的人口统计数字到村民刘桂枝被“照顾”为“隐瞒不上报户”，从“超生集中罚款”、办“终结证”、“解脱证”等等五花八门的“土政策”到白集镇人民政府文件《关于97年度开展计划外生育“乡征县管 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都是作者田野调查中用“心”的发现。作者由此分析官方人口统计、计划生育罚款、河南农民卖血，这三个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又通过对银庄个案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有理有据，以事实和确切数据，揭示出河南艾滋病疫情的严重程度和严重后果。书中关于计划生育对中国农民造成的巨大的灾难性伤害的描述 ，渗透着作者深深的同情，透过那份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关于计划生育罚款的文件，可以对“堡垒内部”做真实的一瞥。
书中关于2005年河南省沈丘县“7.15”案件的描述、关于“黑龙江省北安建设农场职工医院输血导致19人感染艾滋病民事赔偿案”直接导致高法民事审判庭口头通知“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予受理”的记述，都揭示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被权力玩弄于股掌，底层百姓被肆意欺压求告无门的不公现实。最后一章描写“扶贫攻坚”新形势下发生的种种“做项目”“建政绩”的荒唐闹剧，描写广州发财回乡发展的长毛的遭遇，以及“小官”莫召红的“退居二线”， 真实展现了“艾滋后时代”河南艾滋病疫区的新动态、新问题与新危机。
这种用“心”，也体现在作者的学术自觉上。作者写道：“行进在乡间送葬的队伍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历史感’，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正在历史中行走，我正置身于一场人间灾难，一场人类的大事件。”“走过历史，记录历史，书写真历史研究真问题，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正是这种清醒的历史观和理论自觉，使得这本书层层深入，从起因根源到严重后果，有事实有逻辑，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事件真相，以及真相背后深层的体制性痼疾。
这种用“心”，还使本书的写作从具体的人出发，在体悟到艾滋农民对苦难生命所作出的承担之际, 分析何以这一巨大的社会不义得不着合理变化的理脉。这种情深义重的理解在行文中渐次地分明而出，作者庖丁解牛的全书视框的呈显，为当年因卖血而逐渐消逝的农民留下了定格存影的政治历史性的框架，使“艾滋血祸”这一“国殇”，不因中国政府的“华丽转身”而被抹去！这一页历史是属于中国所有农民的，也应当被所有中国人记忆。
最终，作者又在一个开放的更大的视野中审视艾滋悲剧，以历史的全人类的眼光，在世界范围内，透过艾滋病的故事，分析人类社会、人性中的共性问题，以敬畏谦卑之心探讨人类与自然与整个客观世界的关系，将对艾滋病事件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新的视界高度。
全书以长长一份死亡名单收笔。这是银庄这个艾滋病村庄截止到2019年5月已经死亡的273名艾滋病病人的名字。作者完成了自己的承诺：“为在这场悲剧中死亡和受难的人立文正名，把他们的名字篆刻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
感谢作者，以她生命的写作，为历史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见证。
孔黎霞
2019年盛夏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