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们特别发表北明女士这篇文章，呼吁世人帮助中国艾滋病患者，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制止黑“血浆经济”。我们在这个日子，特别感谢中国的反艾滋病英雄高耀洁女士，向这位伟大的女性表示敬意。让我们悲哀的是，这样一位高尚的仁德老人，却在80岁高龄时被迫流亡美国。她的经历可谓是个象征，让人们看到仁德之道在中国的处境。
高耀洁教授是退休之后开始全力展开阻止艾滋病扩散和救治工作的。
这是一个人的战争：13年来，这项慈悲事业耗去了她所获得的全部奖金100多万元人民币。为调查艾滋情况、救治艾滋患者、宣传防艾知识、揭露输血感染，她的足迹（后来走不动则以出租车代步）遍布大半个中国，她沿着那条看不见的血河，明察暗访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15个省区。她走入过100多个村庄——出访一天，一般情况是查访两三个村庄，多的时候一天查看过7个。
她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到访之处，她留下金钱、药物、资料和口述的防艾方法；化解患者的悲愁、绝望和怨怼；延长前方探访的道路，增加未来救治的工作量和新方案。她亲自编写、自费印刷的各式不等的艾滋病教育普及读物100万到150多万册。她没有发行网路和渠道，只能利用邮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两个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全国各地艾滋家庭的地址和需要寄出的各机构单位地址。
她曾背着12000张自费印制的防艾宣传纸，风尘仆仆地奔到火车站，站在寒风中向往来过客散发。后来则与医院、学校、报亭、报章杂志社建立联系，请求帮助，定点散发，或者请自己的熟人带往农村……她发往中国公安机构的防艾资料就有30万分，据信全部从邮局消失，没有抵达。
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它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已经出版）。12年4380天，平均每天她要收到三四封救援的信件。而她没有让任何一封来信泥牛入海：每个写信人都会得到她的回复。回复信件的背后，是具体的救助工作。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至今以80高龄的记忆，她能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这样的孤儿，即便救出一个，也不是一件易事。而通过她的努力，受到她的鼓舞，香港那位慈善家杜聪拯救的艾滋病孤儿，总数已超过10,000名。
她的家成了艾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来访问，多的时候一天接待过58人。高耀洁教授没有机构和组织、没有经费和资助、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当然也没有薪水和报酬。13年来，她先后有过100多位追随而来的“防艾”义务工作者，却“绝大多数畏难而退”了。这天大的事，中国国家总理应该过问的事，中国国务院、中国卫生部、中国民政部、中国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县、区乡各级政府和官员应该负责的工作、恪守的职责，高耀洁教授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担当了。
2007年，80高龄的高耀洁教授突破封锁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奖，这是她在国际上获得的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美国维护女性权益组织的捍卫人权“环球女性领袖奖”。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在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地表达自己对高教授的钦佩。凭着美国普通人的直觉，她将高耀洁教授与特丽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相提并论，并指出：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丽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特丽莎修女在世87年，其中后49年献给了被贫穷、饥饿、疾病、遗弃折磨的人们。她的人生脚步从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的首都斯科普里自己富裕的家庭迈出去，沿着自己悲悯铺设的道路，12岁走到了修道院大门口，18岁走到印度被贫穷包围的修道院，21岁走到加尔各答的圣玛丽高中教书，38岁她走出修道院，走进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高耀洁教授，除了坐牛棚、挨批斗，在痛不欲生的文革岁月中自顾不暇，她把一生所有时间精力情感和心血，都折进了女性健康事业，再折进性病防治工作，再折进艾滋病救助事业。这位伟大的东方女性，等于把自己嫁给了中国妇科病患者、性病患者和艾滋病患者，精湛的医道和毕生的精力与关爱，就是她无偿的嫁妆。高耀洁教授就是中国的特丽莎修女，是中国贫病交加者的福星。不过，确如那位千里迢迢要见高教授一面的美国妇人所言，还不止如此。
高教授不是在正常环境中背起艾滋病救助的十字架的。她身材矮小，体重只有50公斤；她来自旧世界，双脚缠过又放过，那无量无数的山路、土路、崎岖坎坷的路，她要用自己那双半畸形的脚，一步一步挨下来。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还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中遭暴打损伤，切除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按照医学定义，她是一个残疾人。日常饮食必须严格控制，否则就得再上医院躺下。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候，老伴病倒住院了；在她在山东调查采血黑血站的时候，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候，老伴去世了。她是一个母亲，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过刑关冤狱，心身严重受损，一生活在恐惧中；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了工作，很长时间无以为继，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她在回忆录中宣布：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如果人体的血液可以沦为一种经济形态，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免于明码标价出售？如果艾滋病是从血库和医院这等人体保健机构传播，还有什么能够保证人的健康？如果人跟动物一样不能丝毫摆脱性器官的支配，那么对于一个被金钱撵得满大街乱跑的民族，性病艾滋病就必然成为另一种赚钱的市场。80年代的中国，性病、艾滋病从20年的消歇中无声地爆发，于是，不管你是谁，只要胆子大、心肠黑、善周旋，敢承包医院相关科室，敢到宣传机器上吹牛，就能打出正式的“防疗性病艾滋病”的招牌，就可以赚得黄金万两。于是，高教授的面前，是成千上万她要救助的艾滋病人，背后，是对她恨之入骨的骗子与权贵。那些权贵指使网上“五毛党”造谣惑众，说名门望族出身的高耀洁“自幼家穷，卖给青楼，是妓女出身”。那些黑心人则威胁高耀洁说：“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
随着艾滋村头一座座坟茔堆起，河北、河南防疫站三轮相关的医务工作者的接力揭露，随着高耀洁教授锲而不舍的调查，中外记者们持之以恒的关注，艾滋病爆发的事实已经无法遮盖。但是中国的商业奇葩“血浆经济”在艾滋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是不能说的。高耀洁要救助艾滋病人，防止病毒传播，必须正本清源，她不能不涉及这个重大秘闻，即便官方不作为，她还是必须让所有人知道事实真相，以阻止更多的人在贫穷或康复中走向墓地。一个消息，就是一条性命，千百万条性命。于是，高耀洁教授在面对艾滋病患者伸出双手、背对骗子和权贵顶住暗箭的时候，她的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当头之危，是中国地方的权力集团为她准备的，为的是“叫高耀洁闭嘴”。
1999年末起，间歇性地，在外探访艾滋村时，为了人身安全，她和随行的记者要随时准备逃走；在家里，她曾经接到过谩骂或恐吓的电话，后来电话则开始被监听监控，发出奇怪的响声。电脑总出故障，上网困难，电子信件丢失。出门买菜上公交车，她发现自己被摩托车跟踪。2000年寒冬腊月，雪花飘扬的季节，退休的高教授终于发现，她住的楼前布置了岗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发现她的住室前后安装了4个监控镜头。所有“不法分子”在监狱外面应该“享有”的待遇，高耀洁都“享有”了，可她是个七八十岁的残疾人，来访的也多是艾滋患者，可谓老弱病残，高耀洁不能理解何故“我国”如此发达，却如此脆弱。
高耀洁的回忆录显示，2007年，只是为了河南的面子，而不是河南的生灵，河南当局调动了公安、行政、组织、亲属等全部能够调动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国领奖，又要迫使她对外作出自动放弃的姿态，用心良苦。最后把她那少年时期饱受牵连、一生精神重创不愈的儿子动员起来了。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磕响头，跪请老人听组织的话。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这一招太狠毒，以至于消息即刻不胫而走，传遍坊间。所有这一切阴险恶毒、诡谲困厄，在特丽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高耀洁老人突破封锁，抵达华盛顿领受“世界女性领袖奖”的那一年是2007年。这座美国首都城市的潮汐湖畔樱花盛开，娇艳绚丽，湖水波光粼粼，水鸟飞动。半年之后，特丽莎修女与世长辞。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后荣获了至高的祝福：世界宗教领袖教皇保罗二世为她行宣福礼，为她命名：“加尔各答受祝福的特丽莎”。高耀洁老人那时已经顶着巨大压力，回到中国铁幕之中。当时还没有人能预测，为了给未来留下艾滋病毒在华肆虐的见证，她要在80高龄的生命暮年，出走故土，飘泊流浪。
高耀洁老人自认为她不是英雄，是一个普通人。她坦然承认，最初只是凭着自己作为医生的职业责任投入防艾工作，“并不知道艾滋病传播、流行的背后蕴藏着这么多不可想像的问题。否则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勇气！”
发现中国血库血液传播艾滋病毒，高耀洁并非第一人，她也不是第一个报告此一灾难消息的人。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高燕宁的综述，在高耀洁之前，曾经有三位医生发现了问题并发出了声音：第一位是曾毅，北京中科院院士，那时是1984年。第二位是河北省防疫站的孙永德主任医师，那是1988年。他曾向各级部门发出过呼吁，这位医生后来销声匿迹了。第三位是河南省周口“单采血浆站”的副站长王淑平医生，那是1995年。王淑萍医生做过更艰苦的努力，问题再度捅到了北京，借助北京国家级一流专家的协助，促动了卫生部下达红头文件，关闭血浆站。王淑萍此后工作环境恶化，家庭和睦不再，她被迫先转到北京，失去工作收入，后出走美国，定居他乡。
在这场没有演习、没有策划的接力揭露艾滋病毒传播消息的努力中，高耀洁老人是第四位，那是1996年。那一年，一个病情严重却无法确诊的疑难患者，撞到了她的门下。她被请去会诊，最后破例检验HIV抗体，检验结果竟是“强阳性”！这个按照传统经验判断绝无可能患艾滋病的农村妇女，患的确是艾滋病。从此高耀洁教授踏上救助艾滋病人的不归路。压力渐大，勇气渐足。最初她抵抗包治性病假医生时，遇到压力就不撤退，在书中她回忆当时的决断写道：“我要一直干下去，若我本人遇有不测或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只希望能变成净化医疗系统的动力，让老百姓不再受此痛苦也值得。”
她一直坚持了12年。她在威胁与恐吓、监听与监控中挺立着，也在辛劳与病痛中挺立着，在孤独、悲伤与愤怒中，她仍然挺立着。这位在2007年那次说客盈门的规劝中不肯退却的老人，当时面对跪在面前的儿子，痛断肝肠。从小受她牵连坐过监狱的这孩子，是她终生的隐痛，永恒的愧疚。她扶住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心里滴血，泪流满面。这一刀，插在她的软肋上，策划得太歹毒！应官方的要求，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她竟还是没有后退。“虽千万人吾独往矣”！她仍然挺立着。“惜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性，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是高耀洁教授敦促到访的河南前省委书记李克强着力预防艾滋病的时候，引述的一句《论语》。此语也适合于她本人。
世界上能与高耀洁相提并论的，还有一位伟大女性，是被称为“犹太母亲”的波兰女性艾仁娜•辛德勒（Irena Sendler，1910－2008）。艾仁娜被誉为“犹太母亲”，但她毫无犹太血统。二战时期，艾仁娜•辛德勒从纳粹手中救出了2500名待毙的犹太儿童。她利用华沙市政府福利部工作人员的公开身份，借为隔离区犹太人检查传染病的机会，在地下抗纳粹组织25名义工配合下，把犹太孩子一个一个地偷运出隔离区，改名换姓，安排到可靠的家庭。为了只有一线生还机会的父母在未来找到自己的孩子，艾仁娜冒险保存了所有孩子的真实姓名年龄等资料。艾仁娜为此被盖世太保逮捕，遭受严刑拷打，但是关于这场营救的相关消息和孩子们的下落，纳粹从她那里一无所获。艾仁娜是在行刑前最后一刻被救脱险的。此后带着被拷打致残的身体，在轮椅上躲过了盖世太保对她更加疯狂的搜捕。二战结束，波兰共产党当局以她与前波兰政府和国家军队（相当于当代中国的前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关系密切为由，视她为国家的敌人，她再度被捕。狱中，次子流产。出狱后，另一个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遭到剥夺，官方同时阻止她出国领奖长达18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前漫长的时间里，这位伟大、勇敢的人道主义女性，一直是那个国家的另类。她默默无闻，坐着轮椅，在一所老人院度过晚年。2003年开始，艾仁娜的事迹走出了犹太人的圈子，走进了西方世界。桂冠和奖状从自由波兰和美国接踵而至。2007年，97岁高龄的艾仁娜•辛德勒成为众多资格提名人推荐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高耀洁教授是从人生暮年开始她的一个人的战争的，而且她不像艾仁娜属于一个地下抗纳粹组织，也没有固定的义工和助手。无论工作环境的艰苦，所面对的威胁，还是行动的勇气，所遭受的磨难，以及家人所遭受的牵连，高耀洁教授堪为中国的艾仁娜。
2008年12月，实至名归的艾仁娜•辛德勒以98高龄在华沙医院安详地与世长辞。不到一年，中国的高耀洁教授再度抵达美国——因为不堪忍受周围的紧张气氛和政治压力，更为了揭开中国艾滋病及其传播方式的秘密，她以80高龄背水一战，出走他乡了。“时穷节乃现”，在艾仁娜•辛德勒身后涌来的西方世界祭奠的浪潮中，中国这位大耋之龄的妇人，把自己关在纽约一座窄小的公寓里，点亮孤灯，趴在一张简陋的桌子上奋笔疾书，用她瘦骨嶙峋、写得发青发紫的手指，捉拿那些杀贫济富的凶手，誓为无辜的中国艾滋死难者讨还公道。在这场一个人面对无数奸商与权贵、满世欺诈与冷漠的良心战争中，她先是搭上了自己的老命，最后又搭上了自己的家园和故土。
夕阳时分，晚霞沉落，举目四顾，身后一片苍茫。这位伟大的女性，中国的特丽莎和艾仁娜，脸上和心里没有她的西方同道那份安详，却布满艾滋病人的悲伤和痛苦。虽英雄末路，竟至死不渝。这是我们中国的悲情与骄傲。
2010年10月21日
秋雨将歇、秋叶飘零之际于华盛顿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