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两天的日子有点意思，一个是圣诞，一个是人诞。不过本人从没过多地去想它们的意思。自己多次说过，我们跟他们，不是观点对错的问题。
都知道伏尔泰有句名言：即使不赞成你的观点，也要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而还有一位比这位法国先生晚出生一个世纪还多的英国的约翰·密尔，在他的《论自由》里说得更邪乎：即使一个人的观点与全世界所有人（当然要除掉这人自己）的观点都不同，也还是应该允许他发表自己的观点。至于理由，请你去读一读这本只有百十来页的“小册子”就知道了，这里不啰嗦。
当然，这都是伏尔泰和约翰·密尔的美好愿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别说让有些人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他们能不举报你，就要谢天谢地了。至于说允许你发表与全世界所有人不同的观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叫开玩笑。在某个时空，只要你的观点与皇帝或类似皇帝的人物相左，就有可能定你死罪，且这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就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几乎没有变过，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说你不信，本人十分痛恨有些中国人开口闭口夸这个文明的古国或古国的文明。这个国的古，自然没有问题，但有没有文明，有多少文明，尤其是有多少先进文明，已经无须我来饶舌，读一读鲁迅、胡适，就知道这古国有多少“文明”把这古国的人害苦害惨了。
有人可能不同意，说西方有西方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文明，中国有中国的文明；到今天，我们有我们“特色”的文明，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特色国情”的古国。
是啊是啊——我敢说不是吗。可替某些人感到遗憾的是，本人读过鲁迅，于是知道在近百年前，不，早在一百余年前，这个古国就已经在强调中国的“特色”了，或者干脆像今天一样“强调国情”。可万分遗憾的是，强调者的名声并不好。
不信我先抄一段《鲁迅全集》中的注释给你看看。第7卷中有篇《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文章后面第2个注释是“特别国情”：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不堪处多多，但这一条给人的感觉，却很有现实意义。我们从这一条注释能明白什么呢？可以明白，凡强调“特别国情”，往往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说穿了，就是反对改革，反对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准备以袁世凯为榜样。
绕了一圈子，我们跟他们不是观点对错的问题，那是什么呢？是承不承认事实的问题。如果大量人所尽知的事实你都不承认，比如迫害几十几百万知识分子（定为“右倾”的不说，单是右派就55万），比如饿死几千万百姓，比如搞了毁灭人性的十年文革（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以及无数的政治犯，都是在这十年里杀害的，甚至是残忍地杀害！），你还在那儿歌啊颂啊，敢问：这也是观点对错的问题吗？不是！绝对不是！
这是一个人还有没有良知、还有没有人性的问题。
2019.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