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军营里的灵魂工程

 

 

 

1987年9月，刚迈进大学校门，我们便换上军装，被送上开往冀北的火车，去了军营，接受军训。

那段日子很特别。一方面，相对于我的从校园到校园的前二十多年人生，那一个月的军营生活是个反差极大的窗口。另一方面，它与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又融合得天衣无缝。

本文首先回顾这段生活，然后试图用一对概念，组织意志与个人空间，来理解这段生活，最后讨论权力在它们的互动中起到的作用。

 

 

1985年和1986年，中国一些高校连续爆发学生抗议运动，决策者感到了威胁。威胁的来源，从那时决策者花了大力气批判的一个词可知：“自由化”。大学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扰乱了整齐的社会秩序，是讨厌的噪音，甚至有颠覆整个秩序的潜在风险。

他们的对策是在大学生的思想上做工作。送大学生去军训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去打仗。中国有一句许多人都熟悉的话：“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决策者要用军训来让大学生学会听话。

决策者的决定是单方面的，并未经过与受训学生和家长的商讨。任何商讨都需要有对立面的合法存在，而体制并不存在合法的对立面。决策者在这件事上有绝对的权力。

我在录取通知书中已经得知开学后要被送去军训，也知道这是强加于我的决定。军训的内容跟我的大学专业和未来职业完全不相干，其目的只是驯服。但这些只是我下意识之中的一闪念。

这一闪念可以说是我的一种源于独立思考的价值观的示威，马上被我的另外一些价值观镇压下去。

结果是我无条件接受这个决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无条件接受体制安排给我的位置。

入学后，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同学们对这个强加于他们的决定有任何疑议或反抗。据我的观察，同学们对即将到来的冀北之行都兴高采烈。

我们是合作的，并且是相当自愿地合作。这说明体制对我们的教育在军训之前已经相当成功。虽然军训是个新出台的措施，在体制的大背景下并不显得突兀。

体制对我们的教育内容不只是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体制更重要的教育成果是教给了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其中包括：我们要爱这个国家、要相信国家与驾驭它的权力结构是同义词、要无条件听从这个权力结构的安排。

体制的教育手段是强制喂养。在政治和历史课上，我们只能记忆，不能提问、质疑。长期的潜移默化让我们习惯了不质疑体制的任何决定的动机、不探究事情的真相。许多教育专家批评强制喂养式教育的弊病，但他们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些弊病正是体制想要达到的目的。体制只需要听话的人，而不需要刨根问底追究真相的人。或者说，体制害怕刨根问底追究真相的人。体制或许允许年轻人探究自然界的真相，但绝不允许他们探究与国家为同义词的这个权力结构的真相。

人的每一个想法的背后都有一个支持它的价值观。孩子在拒绝父母让他回家的命令时，支持这个想法的价值观是他的独立自主意识。在听到要被送去军训的决定时，要产生质疑的反应，也要有相应价值观的支持。我们的价值观中并没有这样的一项，或这一项只是在下意识之中短暂出现，马上被别的价值淹没。

 

 

军营是某野战军教导团的营地，主要担任训练新兵的任务。我们的班长、排长及他们的所有上级都是职业军人。

营房都是平房，每个单元有平行的三间房，门在中间，一进去是狭长的起居室，用于放置衣物、洗漱用品。起居室左右两边的墙上各有一个很宽的门洞，通向两个卧室。门洞上没有安装可以关起来的门。两个门洞隔着窄窄的起居室相望，两个卧室中的谈话可以互相听到。每个卧室里有一个大通铺，每个通铺上可以睡大约六个人。

班长或排长睡在通铺上靠南边窗户的位置。他们每天二十四小时与学员在一处。我们与班长和排长一起吃三顿饭、一起完成所有的训练项目，我们的生活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完全透明。

我对这样的安排没有抵触，也未见到其他学员有抵触。

我们的训练生活与新兵的基本一致。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六点，起床号飘来，同一个通铺上的排长督促我们起床。我们穿上绿军装，开始一天的训练。晚上九点，熄灯号吹响，所有学员必须上床睡觉。

在那之前，我从未那么早上床睡觉，也很少每天睡九个小时。但军营中白天的训练项目体力消耗极大，所以晚上倒头便睡着。星期天有一段自由时间，可以在请假之后出军营到镇上放风。

所有的学员都遵循同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看到或听到过任何学生对这个时间表表示异议。

主要训练项目是：

1. 整理内务。从起床后到早饭前，要把床上用品铺放整齐、把绿色的军被叠成见棱见角的方块，称为“豆腐块”。叠豆腐块的被子很不容易。我们学了许多天，叠了不合要求，又打开，然后再叠上，反复练习，慢慢才叠得像个样子，也为自己的成就自豪。每个通铺上的所有被子的棱角要排成一条线。刷牙后，所有学员的牙缸和牙刷要排成整齐的一排，所有的牙刷都要朝向同一个方向。

2. 队列练习。由班长带队。练习站成整齐的队列、立正、稍息、报数、喊口号、齐步走。我们在小学和中学里已经在经常训练这些项目，但是军营中队列练习的要求高得多，还有对间距、行距、队形整齐程度等的要求。队列练习是所有训练项目之中花时间最多的一项。上级的所有训话也在学员们站成队列时进行。我曾经问过排长，打起仗时，昂首挺胸排成队列向敌军阵地前进并不现实，花这么多力气练队列有什么用处。排长的回答是：这是士兵的基本素质训练。除了星期日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每天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食堂、训练场、礼堂，除了厕所，都要在队列中，由班长或排长带领，迈着整齐的步伐集体前往。

3. 卧倒和匍匐前进。这是身体最受苦的一项。班长“卧倒”口令一出，学员要以摔倒在地的速度迅速卧倒。几次卧倒之后，触地的髋骨处便是一片淤青。除了个别学员对这项训练有一点抵触情绪，绝大多数，包括我，都始终配合。

4. 野营拉练。第一步是练习用行军带把被子打紧。行军带要在叠紧的被子上打成整齐的井字形图案。然后要背上被子和水壶，在军营之外的田野中长途行军。回到军营，把被子取下来之后，每个学员的背上都有一个深色湿透的井字为前景的长方形图案。

5. 军体拳。这是一种武术，但与通常的个人武术不同的是，军体拳是在间距较大的队列中，在教官的号令之下集体进行，所以也可以说是队列练习的一种。

6. 站岗。每天晚上，每个连要出一个学员在营房前站岗，每两个小时换一岗。出于好奇心，我很盼望轮到我。冀北深秋的凌晨很冷，我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坐在一门榴弹炮旁，抬头看见无数的繁星和横亘夜空的浩渺的银河。

7. 军歌和军事理论学习。安排在晚饭后、睡觉前。

8. 射击练习。这是最让我们激动的一项。我们小时候在电影里见得太多了，很盼望玩真枪过瘾。训练包括几次非实弹练习和一次实弹练习。

军训的高潮是结束前的阅兵式。命令传下来，阅兵式将由集团军军长亲自检阅。各级教官们高度重视，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开始给我们训练正步。我们每踢出一步，姿势要在空中凝固几分钟，由班长在队列中巡视每个学员的腿是不是踢得到位、行距和间距是不是整齐、每行每列是不是横平竖直。

我们被告知，首长的吉普车经过时，如果首长说“同志们好！”，我们要齐声回答：“首长好！”如果首长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要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

我们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准备阅兵式。我腰酸背痛，但毫无怨言，也未听到同学们有怨言。一个原因是，与射击一样，我们曾经在电影电视上看过好多阅兵式的场面，且对其心驰神往。

也可以说，我们的灵魂认同那盛大场面的灵魂：权力的壮美。

阅兵式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出差错。我们见到了吉普车上的那位大人物，向他敬礼，喊“首长好！”和“为人民服务！”。然后他回到主席台上，我们的方队正步行注目礼在台下走过。我离他很远，看不清他的脸，但能为一个大人物表演让我感到骄傲。

从电视上看，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式的方队中，士兵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同样的骄傲。

骄傲的心情说明被检阅者和检阅者的价值观的一致。在训练场上，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强大的组织意志的一份拷贝，所有的个人的独特性都消失于视野之外。

在军营中，我们的时间被严格安排、空间被严格安排。我们的角色也被严格安排。进入这个角色，我们便有安全感。我也从未想过背离这个角色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们对军训生活的反应稍有不同。农村来的孩子更愿意服从、急于在教官面前邀宠。大城市来的孩子则对军营的一些做法冷眼相看。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的权力关系更垂直，更接近于军营；而在大城市中，孩子与父母和老师的关系更平等，也有更多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历练。

权力关系的垂直度可以定义为上级对下级的命运的控制程度，及下级违抗上级需要付出的代价。在高垂直度的权力结构中，上级对下级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下级违抗上级需要付出的代价之高，高到下级完全不会产生违抗的想法，其结果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和谐、不存在任何冲突。

在我们受训的几个月前，同校的八六级学生曾在同一个军营中受训。那时他们已经读完了大学一年级。据教官们反映，他们比我们难驯服，经常有反抗，很让教官们头痛。这应该是出于类似的原因：与中学相比，大学生活有更多机会锻炼人的独立生活和判断，经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平等。

仅仅一年的大学生活便生出这样的反差，足见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力之著。这也正是体制要着力改进其灵魂工程的动机。

我的军营生活中唯一一点遗憾是军训结束前在连长宣布的优秀学员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这说明：（1）虽然我对军训是积极合作的，我的合作态度在学员中也只是接近平均水平。（2）我来自县城，教育背景在大城市和农村之间，这与上述的平均水平的合作态度相符。（3）我对未入围优秀学员名单的遗憾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对军训的积极合作态度。

 

 

军营生活的几个特点是：均质化、成员的两面表现、强大的组织意志、信息的单向流动。

 

（1） 均质化

 

军营生活的关键词是整齐。我们每天的哪个时间会出现在哪个地方，如一台钟表中运行的零件一样可以准确预期。

我们每天穿着统一的绿军装，花许多时间在几何图案般整齐的队列中。我们在整齐的队列中训练、在队列中走向食堂、走进食堂、走向礼堂、走进礼堂。我们在队列中喊整齐的口号，在队列中拉歌。

我们按次序坐在食堂里的饭桌旁吃饭、按次序在礼堂里坐好看电影。

拉歌是军营的一道重要风景线。拉歌就是齐唱比赛。如果是一个连在一起，就是排与排之间比赛。如果是一个营在一起，就是连与连之间比赛。比赛不是看哪个排唱得好，而是看哪个排的嗓门大。并没有官方公布的比赛结果，通常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因为每个士兵听到的都是自己排的嗓门最大。

拉歌的曲目都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军营歌曲，如《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等。大家的嗓门都是近于声嘶力竭。

吃饭前，全连排队在食堂外等候时，便开始拉歌。几轮过去之后，排队进去吃饭。在礼堂看电影时，全团的学员依次坐好之后便开始拉歌，几轮后电影开始。

整齐也见于我们的营房内。被子是一排排齐刷刷的深绿色豆腐块。盥洗台上牙缸和牙刷的方向如他们的主人的队列一样整齐。

集体的整齐需要个体的均质化，也就是个体之间的零差异。而我们之间的差异归零的时候也就是个人的自由度归零的时候。我们成为完全听从上级命令的机器人。这就是决策者送我们去军训的目的。

决策者把最多的训练时间花在最没有实战价值的队列训练上是有深刻道理的。它是灵魂工程。在整齐的队列中日久，我与其他成员的不同便慢慢消失。随之，自己的身份也消失，变成队列的一部分。

自己消失了，对自己肉体消失的恐惧也就消失，可以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冲锋了。这就是为什么看似与实战不相干的队列训练在军营中有最重要的地位。

均质化的另一个效果是：其他士兵都服从时，便对自己产生强大的同伴压力。在整齐的队列中，任何一点微小的不协调都像雪白衬衫上的污点一样刺眼，也都自动被宣布为非法。古时候有把一排排的战马连接在一起向前冲锋的铁甲连环马阵法。士兵的队列便是心理上的铁甲连环马，把自己与同伴绑在一起。这样，在敌军子弹雨点般打来时，强大的同伴压力便压制了个人内心的恐惧。

我们在军营时，中越的边境敌对高潮已过，但还有零星战事。训练我们的班长们都写了请战书。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但不写是一定被上级和战友视为另类的。这便是心理上的铁甲连环马产生的效果。

（2） 成员的两面表现

 

军营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上级对下级训话时态度凶狠，而下级在上级面前完全温顺。我们在训练时，教官们对我们只是口气凶狠 – 这应该是他们说话的习惯 – 但并未动粗。他们还是把我们当客人看待。但据我所知，新兵会挨上级的耳光。

每个官兵都是凶狠与温顺两面完美地集于一身：在下级面前凶狠，在上级面前温顺。每个官兵完全清楚自己的位置，知道在什么时候凶狠、什么时候温顺。

最下级的士兵也有凶狠的机会。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学生运动中，戒严初期，上级没有下达任何命令时，被堵截在大街上的卡车上的士兵完全温顺，可以说是呆若木鸡。六月三日夜幕降临后，上级一声令下，他们马上在街上大开杀戒。

每天要进行好几次的拉歌也显示出温顺和凶狠的两面。一方面，整齐的歌声显示对上级的温顺，而排与排之间、连与连之间的竞争是在上级面前的公开争宠，如同兄弟姐妹在父母面前的争宠。大家比谁更合于权力的意志、谁把自己丢失得更彻底。

另一方面，拉歌时的声嘶力竭是被严格管制的个人空间里荷尔蒙的发泄，是士兵如机器人般的每日生活中唯一被上级批准的释放权力的方向。

（3） 强大的组织意志

 

军营是个高度有序的结构，运行这整个结构的力量是组织意志。组织意志可以理解为一个组织中为其成员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规则。

组织意志不依赖于某个个人而存在，即使是高级军官也必须依组织意志而行。

组织意志不成文，而是存在于每个官兵的意识之中。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哪些想法是符合于组织意志、可以在公开场合表白，哪些不容于组织意志，只能小心藏在个人空间的角落里。

组织意志监视着军营里每一个成员的动态。成员的美德只有一个：服从。合乎这美德的成员被提拔、被委任去监视更多的成员。不合的被淘汰。

可以与军营中组织意志对官兵的影响类比的是寺庙里的组织意志对小和尚的影响、成功的传销网络对新入道的传销者的影响。在这些组织中，被各自的组织意识认可的美德也只有一个：服从。

（4） 信息的单向流动

 

下级的个人空间完全透明，他们的一举一动尽在上级的掌握之中，而下级对上级的动向一无所知。上级可以接触到保密等级较高的消息、掌握他手下所有官兵的言行。下级官兵只是产生信息的实验样品。

军营成员手中的权力与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成正比。决策者将他手下每一级官兵的全部生活和言行都一览无余，完全清楚哪个下属忠心不二，该对哪个下属有所留意。他们对手中军队的忠诚度的信心便来自这个单向流动的金字塔形信息结构。

军训学员作为军营中的最下层成员，得到的外界信息极少。每天高强度的体力消耗也让我们没有任何精力关注其他事情。我们的脑力活动几乎是零。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可以作为军营权力结构的精确描绘。

零信息输入、零脑力、高体力的大学生军训和士兵训练日程是决策者精心设计的。比利时记者Édouard Ducpétiaux 这样描写监狱中调教囚犯的手段：“所有使他们身体疲累的措施都有助于驱逐他们脑子里的坏想法；他们每天的训练一定要有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这让他们的脑袋晚上一沾枕头就睡着。 (Anything that helps to tire the body helps to expel bad thoughts; so care is taken that games consist of violent exercise. At night the fall asleep the moment they touch the pillow.)”【1】

对大学生和士兵的灵魂工程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的灵魂休眠。

军营的教育把士兵们成功地培养成为完全服从于组织意志的工具。其成功可以从军营最经典的成果看出：它足以让士兵们克服人生最大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是自己肉体的消失，那么丢失了自己时，便不再恐惧死亡。

英国演员麦可．凯恩（Michael Caine）曾在朝鲜战场作战，亲眼目睹“中国士兵像大海波浪般一潮一潮地往前冲，用身体消耗西方的子弹。”【2】这就是决策者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如果说对青年人的教育的目的是使他们的灵魂合于体制的要求，军营的教育意义比大学要大得多。

 

 

军训结束，国家仍然是派出专列，接我们回学校。车厢里的我们与到火车站送别的排长、班长依依不舍。有些同学还落了泪。

下了火车，在北京站长长的站台，我们穿着齐刷刷的绿军服，以连为单位，站成一个个方队，等待校车来接。把我们组织成方队的是学校武装部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拉歌。由站台上长长的列车和低矮的站台顶构成的封闭空间产生了优异的音响效果，我们可以听到与我们方队相隔很远的方队的歌声。女生方队唱的是《红色娘子军》：“向前进，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歌声温婉、歌词沉重，在此起彼伏的大男孩的嘶吼声中显得格外清新。

那天我们唱了不少歌。应该是由于学校的调度失误，让这么多学生长时间等待，但我们并未觉得漫长。一场本来可能会导致许多不满的潜在危机被愉悦的拉歌化解了。军训是成功的。

虽然教导团的官兵们已在几百公里之外，我们对自己的士兵身份还意犹未尽。

回到学校后，有不少同学与教导团的班长、排长们还有书信往来。

我们在军营中的欣然进入角色折射出体制对年轻人的灵魂工程的成功，而八六级学生对军训的抵触说明成功的程度还大有提高的空间；体制的长治久安需要更为强大的灵魂工程。

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一个月在我的回忆中相当美好。几个因素促成了这美好的回忆。首先，高中时长期准备高考让我身心疲劳，而在军营中，我的一切都已被安排好，犹如回归被父母全方位照顾的婴儿时代。我的神经彻底放松，不用再为艰苦的功课烦恼、为大学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职业选择发愁。军训对我的意义如同一段无忧无虑的长假日。其次，中学的我没有知心朋友，也不敢与自己的独特之处相认，这让我惶恐、感到孤独。而在军营中，我与大家都一样，我忘了原来的孤独的自己，成了群体的一部分。最后，军营的严格安排的生活方式、垂直的等级制度、和官兵的强横与温顺的两面表现与我已有的生活经历基本相符，没有过渡和适应的困难。

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3】，人在幼年时，自己不能独立，他的生活要依附于各种外界力量，如供给他衣食的父母，安排好他每日时间表的学校。而他在开始成年时，他这些曾经的依附 – 不仅是他的物质生活依附，更是他的精神依附 – 在离他远去。如果他的自我不够强大，他就对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感到恐惧、不知道该如何自己走路。此时，如果有某个外在的强大力量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号召的是他早已耳熟能详的伟大口号：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牺牲小我，他就找到了精神归属。依附于那个强大的力量让他感到自己的强大，与那么多人呼喊同样的口号让他不必再面对不知所措的自我。1930年代德国年轻一代对纳粹主义的狂热和帮会组织对某些年轻人的吸引力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原因。

我对军训那段日子的美好回忆也是出于弗洛姆所说的原因。依附是轻松的坦途，做自己是艰难的荆棘路。依附是藤的生长方式，只要有高墙可傍，便可借力迅速向上。做自己是独立生长的树，要自己承担自己的重量。

不只是年轻人会有这样的经历。1949年12月，在海外居住了十五年的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由于战乱漂泊，老舍的日记保留下来很少。但回国后的几个月则是保留得最完整的一段。从日记可以看出，他回来后的生活丰富而充实，心情非常舒畅。…进入新时代，老舍的精神格外亢奋。他逢人便说，新社会好，新政府好，共产党好。感激与狂喜填充了他的整个心灵，流淌出一篇篇豪情万丈的文字。在美国制定的‘三不主义’——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很快自动作废了。”【4】

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自由不是做事不必承担代价的权利，而是在多个可能性之中作出选择，而作选择就意味着思考、判断、比较。“自由的终极问题是快乐的机器人的问题。这问题在今天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看到，不是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愿意自由，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有能力进行自由生活所必需的思考。”【5】

人与鱼和青蛙在胚胎早期的形状几乎完全相同，而军训的目的就是让人回到与鱼和青蛙相同的早期胚胎的状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曾经与我在队列中呼喊同样口号的同学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每个人都从事着完全不同的工作。这可以说是我们从完全均质化的早期胚胎状态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选择、思考、判断，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发现自己的过程。

 

 

社会学家高夫曼的研究表明，精神病院、监狱、修道院、军营、集中营等机构可以称为“全控机构 (total institution)”：它们全方位控制了成员的个人空间。让成员们服从机构纪律的办法是：从进入机构的第一天起，机构便以各种方式强力侵入他们的个人空间，如以号码代替他们的名字、收缴个人物品、统一着装、体罚和羞辱不服从者、强制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等。【6】

一个人的个人空间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私有财产（包括衣着、住所）、他对各种事物的判断及其有形记录（如日记）、以及他的自尊、自信、生活习惯等。个人空间对人的心理健康起到保护的作用，如同皮肤对人的身体健康的保护作用。

高夫曼把全控机构侵入个人空间的过程称为“摧毁自我” (mortification of self)。【6】但可以说，全控机构在摧毁其成员的原来的自我的同时也在他们的身上塑造出一个新的自我。这类似于在果园中发生的嫁接：机构把成员原有的思想砍去，把自己的思想的一份拷贝嫁接到他们的身体上。

士兵们原有的生活习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驱除。队列训练承担了这个任务。靠着日复一日的对士兵们的修理，队列训练成功地摧毁了士兵的老自我，在他们身上嫁接出了新自我。这个新自我就是组织意志的一份拷贝。

在军营中，我们服从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的班长或排长。他们只是组织意志的代言人。从上到下，每个官兵的一言一行都在组织意志注视之下。

并且，组织意志并不只是存在于上级的眼睛里，而且存在于每个官兵自己的意识之中。

（1） 组织意志存在于成员的个人空间之中

 

在训练场上，阅者和被阅者都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大学生被军长观察，同时也观察权力场面的壮美、观察自己在这场面中的位置。军长被大学生注目，要摆出他所代表的组织意志的威严，同时也观察大学生的步伐的精确程度、队形的整齐程度、口号的嘹亮程度。或者说，他观察他们的均质化程度，或他们被组织意志驯化的程度，以此判断这一期灵魂工程的效果。然后他将他的观察结果在单向流动的渠道中向上传递。

组织意志存在于每一个军营成员的意识之中。阅兵式不仅是军长的凯旋游行，也是每个军训学生的凯旋游行。我们庆祝我们彻底丢失了自己，将组织意志的大旗骄傲地插上了自己个人空间的峰顶。

军长也只有权训练、检阅、奖励或惩罚他的士兵，而无权调动他的士兵。他完全听命于组织意志。他只是攀附于组织意志的高墙之上的一根粗一些的藤、权力链上游的一个节点。

还有许多同样性质的权力庆典：领导念稿讲话、下属集体鼓掌的大会；老师提问、学生齐声回答的教室。在这些庆典中，台上的操纵者和台下的被操纵者是被同一个版本的组织意志运行。

（2） 组织意志嫁接于个人空间之上

 

每个人，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已经历过无数的事，有独特的生长环境、家庭影响、知识背景，也发展出独特的认知能力、性格特征、兴趣爱好。每个人也有不同的伤痛要呵护、不同的欲望要满足。

对个人空间中这些无穷复杂的波澜，组织意志只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将它们砍掉，嫁接上自己的一份拷贝。

嫁接是成功的。无论在军营中的任何公开场合，每个官兵都是无限勇敢、不怕牺牲、对上级无限服从、完全大公无私。

个人的话题，诸如往事留下的伤疤、当下的挫折和疑惑、未来的生存挑战，都是作为配角或反角出现。被军营批准流通的歌曲都有这样的转折：“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最后的结论毫无疑义地回到标准答案：无条件服从组织意志、完全牺牲自我。

预设了标准答案的讨论不是观念的平等讨论，而是羞辱大会。

组织意志不仅在意识世界中驾驭了每个官兵的个人空间，而且对现实世界中的所有问题都给出了唯一答案。官兵们不需要思考或讨论，只需要熟记于心。

我们对这样的环境并不陌生。军营生活的许多侧面，如没有讨论和质疑的氛围、高度有序的结构、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与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异常相似。军营外的组织意志虽然没有像军营中的组织意志那样占据每个成员的几乎百分之百的时间、空间和大脑容量，但是对每个社会成员的灵魂工程从他们一生下来就开始了，并且成效卓著。我们在到军营前已经完全习惯了自己的个人空间完全被组织意志驾驭，且不觉得它是在被外力驾驭。

人类的每个组织中都有组织意志，它对其成员个人空间的驾驭程度各有不同。军营是权力关系最垂直的组织之一，也是组织意志将成员个人空间驾驭最彻底的组织之一。

（3） 组织意志依赖于个人空间而存在

 

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机器人士兵问世。他们将比士兵走更整齐的正步、喊更整齐更嘹亮的口号。他们不存在在战场上怕死的问题、也绝不会出现镇压平民时良知与组织意志的冲突。那么，如果集团军军长的阅兵式上行进的是机器人方队，而不是士兵方队，视觉效果是不是会好许多倍呢？

那就成了军长一个人过家家的儿童游戏。

古时候，皇帝的冠盖巡游要有千万臣民的景仰才显出气势。在野战军训练场上，“首长好！”的呐喊要人声来喊出才有观赏价值。皇帝的冠盖巡游和军长的阅兵式展示的都是一种权力关系，需要权力的施者和受者同时在场。

我们是权力的受者。从我们的角度看，阅兵式的目的是展示我们出于自己意愿的忠诚和服从。

军长是权力的施者。从军长的角度看，阅兵式的目的是展示组织意志的驾驭成百上千士兵的个人空间的卓越能力。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阅兵式展示了权力的壮美，如惊雷闪电和咆哮的黄河的壮美。

阅兵式也展示了存在于另一对施者和受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意志是权力的施者，每个官兵的个人空间是权力的受者。军长和大学生学员都是征服者，他们也都是被征服者。发生这征战的疆场存在于他们每个人的意识之中。

组织意志与个人空间的关系是皇帝与臣民的关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猛兽与猎物的关系。阅兵式要依赖于作为被羞辱者的个人空间在场，组织意志要依赖于猎物的存在而存在。

奴隶主只有通过奴隶的存在而存在，而奴隶虽然存在、且对奴隶主有用，但并没有公民的身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随时被拉出来羞辱。

 

 

在高等动物中，群落首领总是高踞于群落生存空间中最显眼的位置，拥有指挥权、食物支配权、交配优先权。权力是最吸引群落成员注意力和想象力的激励。从人在地球上出现开始，权力欲就是人的基本欲望之一。

罗素认为“在人类的无数欲望之中，首要的是权力和荣耀。…但通常，拥有荣耀的最容易的途径是拥有权力。” (“Of the infinite desires of man, the chief are the desires for power and glory… As a rule, however, the easiest way to obtain glory is to obtain power.”) 【7】

军营是动物群落的极致体现：它是一些人操纵另一些人的高度垂直的权力机器，权力遍布其中的每个角落。

（1） 组织意志施用权力的方式

 

组织意志是军营中的权力之母。权力是它的生命意义：它以展示权力、施用权力和获得更多权力为快乐，而任何对其权力的挑战使它暴怒、恐惧。权力也是它的生活方式：它靠分享权力来招募新鲜血液、靠施用权力来捕获猎物、扩大地盘。

所有个人的权力都要靠依附于组织意志、以组织意志之名来兑现。对上级的个人权力的抗拒便是对组织意志的抗拒。不管官阶如何高，离开了组织意志的背书便不值一提。

一个组织的权力包括向内的权力和向外的权力。在军营中，向内的权力包括组织意志对每个官兵的权力和依附于组织意志的各级军官对其下属的权力。向外的权力是组织意志对外部敌人的权力。外部敌人包括政权的所有潜在威胁，如北京大学生和市民的抗议运动，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的寻求平等和自由的声音。

加尔布雷斯把权力分为三种：惩戒权、奖励权和潜移默化权。【8】前两种权力易于理解。例如，在军营中，不听长官命令的士兵被惩罚，听话的士兵得到衣食和津贴，表现优异的士兵得到晋升。较不易察觉的潜移默化权则是通过长期灌输和重复训练，权力的受者最终自觉自愿地接受施者的安排。

惩戒权的成功是由于权力领受者的恐惧感，奖励权的成功是由于权力领受者的求生欲、贪欲、权力欲。这些都是低级的动物本能。潜移默化权的成功则是由于权力领受者的高级精神需求：他们以服从于组织意志为责任、为自豪。

我们之所以接受体制的军训决定、接受队列训练、匍匐前进和野营拉练这些与我们的专业和前途完全不相干的训练项目，并不是出于恐惧被惩罚，也不是要得到什么有形的报酬，而是出于早已深植于心的无条件听从体制号令的价值观和对被体制光荣化了的军营生活的好奇心。这就是体制的潜移默化权产生的“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人的见识和判断皆从其生活经历得来，那么控制他的生活经历，就可以控制他的见识和判断。在人们自认为拥有完全的个人自由时，他们难以分辨自己的判断到底是组织意志嫁接与自己意识之中的判断，还是经过自己的甄别和思辨、用自己的内在价值观衡量得出的判断。

通常，他们意识不到有这两种不同的判断过程的存在，所以也不会产生要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的想法。

潜移默化权的理想成果是：被教育者的道义需要（古人所说的“义”）与现实需要（古人所说的“利”）完全吻合。他可以做的最崇高的事正好也是他能得到最多奖励、招致最少惩罚的事。他不会遇到鱼和熊掌不能得兼的两难情形、不需要为在两者之间选择而痛苦。

潜移默化权需要大量的资源去执行，只有组织意志才拥有这样规模的资源。但潜移默化权产生的效果也最持久。

（2）组织意志写入每个人的价值观

 

评价教育成果的办法是考核。军营中的考核包括公开的考试、竞赛、评比和暗中的观察。由于每个官兵的个人空间在组织意志之下暴露无余，考核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得以充分保证。考核的结果是：合于组织意志的官兵被提升、授予功勋、给以更多的话语权；不合的被淘汰、被社会抛弃。

自此，权力从三个方向 – 奖励、惩罚和潜移默化 – 对每个官兵的个人空间完成合围之势。

阅兵式是组织意志在训练场上的展览。考核和由此引起的奖励和惩罚则是组织意志在每个军营成员的灵魂中的展览。这展览每日都在军营中的每个灵魂中上演，把组织意志的所有考核标准写入士兵们的价值观深处。这些外在价值观取代了他们的内在价值观，成为他们生活的原动力、理想的源泉。这就是“内化” (internalization) 的过程。

被教育者自觉自愿接受组织意志的嫁接后，他们就被组织意志赏识、奖励以资源、提升到权力结构的高处，最终成为组织意志的传薪火者。

（3） 军营中权力的供给和需求

 

从供给的方面，军营中的权力关系垂直，权力的荣耀无处不在。有了权力，便可以呼喝更多的下属、控制更多的物质资源、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掌握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个人空间。权力既带来物质的满足，也带来精神的满足。

从需求的方面，士兵们被夺去了独立的判断和思考，只能用嫁接于他们个人空间上的组织意志来指引他们的生活，而组织意志的最高法则就是权力。他们宣称勇于自我牺牲，但脸上写满了欲望。

 

 

每个在自由中成长、心理成熟、有独立判断、有是非感、有同情心的人是一棵独立生长的树。他们互相之间是平等的。但生长这样的树并非易事。

艾默生说：“每个社会都策划了阴谋，防范其成员成长为独立的人。社会是个股份公司，其成员达成协议，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独特性来保证每个股东的物质利益。”【9】即使在以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把个人自由写入独立宣言、宪法和国歌的美国，争取个人自由仍然有许多强大的集体利益拦路，需要思想家的严峻告诫。

人的肌肉、骨骼、语言能力和计算能力都是用进废退，人在自由之中思想和生活的能力也是用进废退。这正是灵魂工程的成功秘诀：把被教育者的个人空间不断挤压，使之退化，让他们除了组织意志之外无可倚靠。军营官兵们成了攀附于组织意志的高墙之上的藤。他们在垂直的权力关系网中得心应手，依附于权力以获得安全感、施用权力以获得愉悦。他们理解的善恶是非不是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出于组织意志的定义。他们的恐惧感、贪欲和权力欲在有利于组织意志的时候被组织意志利用，在有损于组织意志的时候被组织意志压制。

许久不去辨识事物的精微细节、不去分辨信息的真伪，人便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退化为方队之中的一个格点、组织意志的一份高保真拷贝。他以自己为组织意志的一员而骄傲，对组织意志的批评就是对他的批评。如果他们被下令去用冲锋枪消灭被组织意志贴上标签的台独、疆独、港独分子，他们不会在那些人面前生出同情心而把枪口抬高，因为他们在军营中从未面对、讨论、使用过同情心。他们也不会去问那些人是否真的在搞独立，因为他们在军营中从未对上级的命令提出过疑问。

在他们自己的个人空间被成功嫁接后，他们也希望所有人的个人空间都被成功嫁接。

最终，军营里的灵魂工程产生了一个看起来不合情理的结果：士兵对灵魂被体制抛弃的恐惧超过了对自己肉体消失的恐惧。他们会积极写请战书，不怕丢掉他们的生命，但他们不敢再经营自己的个人空间。真的地雷不再是他们最恐惧的东西，而他们的个人空间成了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威力更大的地雷。他们在训练场上展示自己的英武阳刚、在媒体面前高谈牺牲精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藏好自己的个人空间，确保不与组织意志发生冲突。他们很清楚什么话在上级面前不该说、什么话在下级面前不该说、什么话在同级战友面前不该说，且对此习以为常，不影响到他们的情绪。

高夫曼认为社会中的人有前台和后台两面。【10】有别人注意时，他便开始表演，要呈现他想要观者看到的一面，即前台。无人注意时，他呈现自己的真实面目，即后台。对于军营中的官兵，由于个人生活的所有角落都在组织意志的注视下暴露无余，他的个人空间全是前台，没有后台。他的每天二十四小时之中的一言一行都是表演，他成了职业演员。他在军营中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表演能力，这激励他不断完善他的表演技巧。他的前台自我阳刚饱满，而后台自我日渐枯萎。

组织意志也并不需要知道他的后台的真实内容。那棵植物羸弱瘦小，不足以支撑起自身的重量。除了表演，他并不知道别的生活方式。他真诚地活在戏中，被他自己的表演感动。组织意志的伟大口号 – 民族复兴、祖国统一、世界最强 – 是唯一让他感到值得去奋斗的理想。

 

 

我们对军训决定的合作态度和对军训生活的欣然接受说明军营之外的灵魂工程的成功。我们在军训结束之后的依依不舍则说明军营之内的灵魂工程的成功。可以说，我们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军营里，我们的脑子从小就被组织意识成功嫁接。

在军训的日子过去许多年后，我意识到军营中的训练手段和目的与我的内在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并且这些价值观在我幼年时已经成型：我从小是个心思敏感、害怕打架、见到父亲杀鸡而掉泪的孩子。这样的人，在思维简单、以暴力为最高价值的军营中完全投入、与其中的每一个项目无条件合作，对它们与我的内在价值观的冲突没有一点察觉。

但组织意识并不满足于这一点成功。它的扩张欲永远存在，而我们的个人空间总还有被挤压的余地。我们的生活还可以更接近于有形的军营。

这就是组织意志的最高理想：社会中所有成员都生活在有形的军营里。把大学生送去军训的决定就是这个理想变成现实的第一步。有新闻说新疆的维吾尔社区也在向这个方向迈进。

 

 

 

组织意志的另一个更为现实的理想是：以无形的手段不断挤压社会成员的个人空间，最终把对每个社会成员个人空间的驾驭程度达到军营的水平、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为米尔斯所说的“快乐的机器人”。

而信息科技的高度发展也使得这样的理想越来越接近于实现。德国之声的一则新闻说，预计到2020年，在中国，平均每两个公民就会被一个摄像头监控。记者就这个消息访问了几位受访者，他们都表示这将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安全。【11】

 

 

1. Foucault, Michel. Punish and Discipline. （引用）

2. 张戎，Jon Halliday，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http://www.epochtimes.com/gb/8/7/19/n2197119.htm

3. Fromm, Erich. Escape from Freedom. Rinehart & Company 1941. 

4. 李伟，荣耀与屈辱：老舍的最后十七年。http://ny.zdline.cn

5. 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6. Goffman, Er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 Institutions. In D. R. Cressey, ed. The Prison: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61. 

7. Russell, Bertrand.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W. W. Norton, 1938 

8.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natomy of Power. Houghton Mifflin 1983

9. Emerson, Ralph Waldo. Self Reliance. 

10.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Anchor Books, 1959.

11. https://www.dw.com/zh/%E5%85%A8%E7%90%83%E5%93%AA%E4%B8%AA%E5%9F%8E%E5%B8%82%E7%9B%91%E6%8E%A7%E6%9C%80%E4%B8%A5%E5%AF%8610%E5%9F%8E%E4%B8%AD%E5%9B%BD%E5%8D%A08/a-50093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