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香港民族史《鬱躁的家邦》（香港初版原題《鬱躁的城邦》）的作者徐承恩，在他的新作《思索家邦》之中，大步跨出了敘事史（narrative history）的範疇，走入了政治與思想評論的領域──更正確地說，跨入了以歷史為方法的政治與思想評論的領域，以史論（historical critique）的形式，從世界史的脈絡之中凝視香港的受困，剖析受困的根源，並且苦思脫困與獨立之路。當鬱積已久的香港民族意識在五個月喧囂、躁動的流水群眾革命中全面爆發、展演之後，這冊追求香港靈魂深度的著作適時出現，安靜而雄辯地宣示了香港民族主義正在步入一段長期、持久、艱辛的思想的陣地戰。
《思索家邦》其實思索的是世界史中的家邦，具有所有試圖建構民族的思想工程典型的宏大視野與企圖心。全書雖由數篇各自獨立的論文所構成，但徐承恩在第一章就先開宗明義地確立了連結各章之間的共通論證基礎，也就是從全球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觀點，援用哈佛大學教授 Liah Greenfeld 的比較民族主義研究經典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1992），論證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形成的普遍正當性，以及在此前提下香港民族主義、香港獨立與建構香港民族國家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並且提出了以邊陲小型民族國家聯盟來對抗帝國的戰略思考。
在上述基本論證大架構下，徐承恩進一步對兩個使香港人難以形成政治主體意識，建立民族國家的主要障礙，進行深層批判。第一個障礙是位於東亞大陸的中華帝國。在第二章，他先援用當代日本與西方史學研究成果，解釋中華帝國根深蒂固的擴張傳統之根源。在第三章，他指出對帝國意識型態的迷戀，如何扼殺了東亞大陸近、現代史乃至當代史上曾經出現過，以及正在出現的一切對自由的追求，並引用中國流亡詩人廖亦武名句「為了自由，這個帝國必須分裂」作結。在第四章，他則以他建構的香港本土史觀反擊帝國的香港史觀。
第二個障礙，是香港人所懷抱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在第五章，徐承恩對主流香港知識分子懷抱的「虛擬的都會主義」，做了精彩的批判。所謂「虛擬的都會主義」包含了兩種迷思──虛擬的進步主義，以及虛假的中華情結。
所謂「虛擬的進步主義」，是錯把英國統治下基於統治者善意與自制而創造的自由、法治，視為香港固有與永久的狀態：「『虛擬進步主義』的錯謬，是把戰後香港不可持續的過渡狀態當作典範，把受困的小家邦想像成西方的泱泱大國。」香港知識分子引以為傲的「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其實如沙上的城堡，中國統治的浪潮一到就瞬時崩解了。
而所謂「虛假的中華情結」，則是受避難南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誤把原鄉認同視為國族認同，導致以北為尊，無法在嶺南之地生根。這裡，我們就讓作者自己說話吧，因為他雄辯、痛切的話語一針見血地戳破了許多香港知識分子的迷障與幻想，同時明確指出了實踐方向：
此等論述認為香港只是個海容百川的大都會，其住民只有城籍而沒有國籍；這個城市或是後國族社會的典範，或是享有特殊待遇的中國屬邦，就是沒有成為國家的資格。他們不知道昔日即使不談主體，卻能盡享文明之福，既不可持續，亦於理不合。如今中國獨大、帝國壓境，地緣情勢早已不似從前，就不能再妄想能坐享缺乏主體之善治。香港人集體想像的社會，不是東亞大陸上的秋海棠，而是深圳河以南三十里江山內的千方里地：是以任何民主自治的實踐，都必然是事實上的港獨。
然而香港知識分子的虛假意識不止於虛擬的都會主義，也包含虛擬的階級主義。在第七章，徐承恩進一步點出了香港階級問題的中國殖民根源：香港本是雙重帝國邊陲，歷史上在中、英兩帝國夾縫之間左右逢源，兼得兩帝國文化，但中國領有香港後變成單一帝國殖民統治，這個新宗主國與香港本土資產階級合謀壓迫中下層階級，因此必須打倒中國殖民統治，才能解決香港的階級問題。非常明顯，這是對香港左派「只談階級、不談民族」立場的嚴厲批判。
全書最後以一篇長文〈跋〉作結。這是一篇兼具期勉與明志的奇文，非常具有民族史家的風格。徐承恩不介意日本國學在當代思想史上的爭議，奇想天外，硬是引 18 世紀本居宣長獻身日本國學的建構，試圖使日本脫離中華思想影響的艱辛苦鬥過程，對照出近年香港人一昧渴望透過短期的群眾運動「畢其功於一役」以獲得自治的盲點，並提醒缺乏歷史意識的香港人必須認清追求命運自主，就是一種國族建構的長久事業，需要長期努力、累積與分工。
以日本國學啟發香港本土──不是反動的修辭，而是一種 rude awakening，也是對香港民族的殷殷期勉。與此同時，徐承恩也以宣長自許自況，不僅宣示自己也將以建構香港本土思想為終生志業，同時也暗示將效法宣長「務要堅持，但莫強出頭」的姿態，拒絕被體制收編，「默默守候歷史時刻的來臨」。讀到這裡，安靜內斂的民族史家容顏浮現腦海，誰謂思想不是自傳呢？
《思索家邦》是徐承恩「發明」（invent）香港本土思想的另一篇勞作，他的論證未必是最終的答案，他的世界史解讀也並非沒有爭議，然而所有革命性的歷史想像都是如此──徐承恩也如此，他們需要的是不是學院知識的準確周延，而是某種能與歷史現狀全面決裂的，指向未來的原創想像與直覺。從《鬱躁的家邦》到《思索家邦》，徐承恩從本土走向世界，從世界回返本土，以非學院的，野生的直覺，原創的想像，催生了「嶺南邊陲」香港與大陸帝國的決裂──從靈魂深處開始的決裂。
然而徐承恩是一個寂寞的知識分子──至少在他的祖國香港，他是絕對寂寞的，因為他幾乎就是全香港極少數清楚認識到──或者願意承認──雨傘革命以來這一切的騷動，這一切追求「命運自決」的聲音與憤怒，其實就是一種政治主體胎動的徵候，同時也是全香港極少數──或許是唯一一個──認識到堅實主體的形成需要時間與思想的積累，並以此為志業的，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
作為高度全球化的金融之都，香港的時間流速彷彿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了好幾倍。比方說，2019 年香港經歷的六個月抗爭運動，彷彿是其他國家走過的三十年，然而還沒有停止思考的人都知道，構成堅實認同與主體性的思想厚度、情感厚度無法在三個月—或者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一年、甚至十年—內累積、形成。
香港人的面具被除下來了，然而香港人的香港之路才剛剛開始而已。在時間飛逝，在今日的悲劇迅速被明日的悲劇覆蓋，在熱情勇敢的手足不斷改寫新的「香港人時程表」的過程中，香港民族意識不斷積累卻無法昇華深化，因為香港知識分子拒絕加入論述香港主體性的思想工作，the task of articulating the nation, because they are in collective self-denial。在這樣的香港，徐承恩只能是寂寞的，他的陣地戰只能是單打獨鬥的，因此他的書也只能是──寫給後世香港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