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变化的真快，一转眼“武汉新冠肺炎”就来了。时间过得也飞快，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呢，就已经要面对艰难的晚年了。
 
从离开北京天安门广场流亡至今已经三十年有余了，伤痛依然存在，一是绝食毁了我的胃，到现在也没好，二是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创伤，到现在还没康复，无论在哪里见到警察或者军人就紧张。只要在一个密闭空间就顿感不适，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夜里时常做噩梦。 现在除了身体不太好。经济上有些压力之外更多的就是回忆了。从心理学上讲，人们时常在回忆什么的什么的时候就说明他老了，我不否认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现在时常会突然想起过去所经历过的点点滴滴，这些回忆真的可以说是记忆犹新，犹如发生在昨天。
 
独立中文笔会前秘书长张裕先生告知我，为了纪念刘晓波博士，准备出一个纪念先生的文集，我想应该借此机会献上我的追思，也给这本书加一点点另类的色彩。
 
我怎么认识刘晓波博士的呢？记忆中是学运中期5月13号绝食开始以后，因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挺激进的，在5月16号搞了个“绝水活动”。这绝水可是很严重啊！一般常识，绝食的人不吃东西，只维持喝水的状况，最长的记录是七十天左右，平均是三十多天到四十天。而绝水呢一般三天就不行了，所以说中戏的同学一绝水，就立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尤其是北京市民和北京大学生们的关注和担心。
 
我记得那天非常早，大概是早上七八点左右，我和绝食的同学们在帐篷附近聊天，我们的营地离纪念碑不远，看见柴玲手里拿着一堆白色的绷带走过，神色非常严峻，后面跟着封從德，他看见我们在聊天，就对我们说:：柴玲要自焚，你们一定要小心她啊，帮我看着点儿，别让她出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柴玲被封從德给拉回来了。
 
下午一点来钟的时候，我去上厕所，当时我们上厕所非常困难，要在天安门旁边那个公园的公共厕所去，来回一趟要磨磨蹭蹭（绝食后身体和羽毛一样轻飘飘的）走一个多小时。我解完手回来的时候绕一点点路，经过人民大会堂北门，看见特别多人，有数不清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们，正围着大会堂北门黑压压的一大片。
 
这北门的台阶上坐了三层军人。军人和武警的衣服不一样，很明显的这些是军人。我看这些学生和市民比较激动，担心出事，就站在了学生队伍和军人之间进行调解，学生和市民们要求跟政府对话，可是军人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和权力，你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你。
 
天儿也开始热了起来，人们越聚越多，情绪就开始波动起来，不一会儿就有人扔鞋啊，小石头子儿啊，还有汽水瓶子什么的 。当然，那些军人都受过训练啊，身体素质好，反应能力强，他们没有受伤的。但是我有些紧张 ，因为我听说人民大会堂里面有地下车道通着部队大营，里面藏了非常多的军人。我担心发生暴力事件，给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带来借口，我就很着急，我开始劝说市民和学生们不要为难这些军人，否则会给政府找到镇压我们的借口。我同时也和士兵说帮助我们传达一下我们的要求，其实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是一些小兵哪里有资格传达这些信息呢？
 
我又喊又叫的，慢慢的嗓子就哑了这个时候，一个瘦高戴眼镜的像老师模样的人出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博士，他也是带他的学生过来参加声援我们绝食活动的的。
 
他看我疲惫的样子，就表扬我说我是个好同学，辛苦了。他又对市民朋友们，学生朋友们说：你们别扔东西。这样跟军人和警察打架不好，你们看，这位同学在这儿维持秩序喊得嗓子都哑了，他绝食好几天了，身体不好，大家不要再为难他啦，也不要为难这些军人，他们也是无辜的，他们只是在执行站岗的命令。
 
我当时非常感激他，我只是觉得这个老师特别和蔼可亲。
 
5月28号，我跟雪涛去了呼和浩特，在各个大学宣传鼓动游行罢课活动。
 
6月2日回到广场，再见到刘晓波博士，就是他和周舵、侯德建他们发起的新的绝食活动，支持留守广场的大学生们。一直到6月4号凌晨，多亏了刘晓波博士他们和戒严部队指挥官们谈判，我们的命给保住了，当然也可以说是给中华民族保留了一批精英。镇压后有一些同学和学者逃了出去。也有很多同学和学者留在了国内。刘晓波博士就是留下来的朋友们当中的佼佼者，他的存在鼓舞了很多人的信念，给了很多人以希望，他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中的精英，中华之脊梁!
 
当有一天中国人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全中国人都应该感谢他，都欠他一份情，而我们这些六四的幸存者们应该说都欠他一条命。
 
再后来。我和雪涛也跑了，去了深圳……后来听说刘晓波博士和其它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被抓了。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我后来和张钢去了台湾，再后来辗转到了法国。
 
 
 
刘晓波博士后来又被判了三年劳教，几年过后的2004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给他颁了一个重要的“捍卫言论自由奖”，因为我当时住在巴黎，相关人士推荐我去代他领了这个奖，后来这个奖杯在我家放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刘霞老师能够出国了，到了巴黎在我家见面，我归还了这个奖杯。刘霞老师把它带回了北京，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再后来，刘晓波博士被判了重刑。我们做了多方的努力营救都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没有挽救刘晓波博士的生命。在杨建利博士的安排下，2010年12月10日，我们一批六四天安门老学生，还有中国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们，受邀参加了在奥斯陆举行的那个“空椅子”颁奖仪式。当时天下着大雪，空气极为寒冷……颁奖仪式结束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举行晚宴的那个饭店主建筑的墙上，打着刘晓波博士的头像。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广场上涌来声援他，这时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个长得非常年轻漂亮的伊朗女孩儿大概觉得我比较特殊，带着那么多人像个领导。游行期间她一直跟着我，因为我英语不好，旁边有朋友帮我翻译，我才明白：她说她是伊朗人，跟着我们挺长时间了，认为我可能是一个负责人，是不是有可能见到刘晓波先生或者是他的家人？我说不能，刘博士在监狱里……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的总负责人杨建利博士有这个可能安排一些事情。她说能不能把这根白色的羽毛交给杨建利博士，请他将来想办法转交给刘晓波博士呢？我说好。她接着说伊朗现在也是神权专制国家，和中国一样，人民没有任何的公民权利，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民主，伊朗能够自由。她接着说在我们伊朗有个传说，如果我们有一根洁白的羽毛能送到失去了自由的囚徒手里，他很快就会获得自由。我听了非常感动，看着她双手捧着的那根洁白的羽毛眼睛渐渐地模糊了……那根羽毛非常的洁白，跟天上飘下来的雪一样，在一刹那间，你会觉得天上飘下来的全是一片片的羽毛……
 
我和她道别，收下了这个伊朗女孩儿的心意，也是天意，这根代表着无数人的期待的白色羽毛。
 
晚上和杨建利博士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女士、众议员史密斯先生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跟大家郑重的讲了这个故事，把这根洁白神圣的羽毛交给了杨建利博士，希望将来有一天把它送给刘晓波博士或者刘霞老师，或者浇注在有机玻璃里做成一个纪念杯，永远的纪念一个遥远的被专制神权统治的国家，在那有无数片洁白如玉的羽毛里有无数的旋转中的灵魂，他们和我们一样，需要拯救。
 
再后来，时间过的越来越快，眼前的很多事反而容易遗忘。第一次见刘晓波博士的印象和那个羽毛的故事在我脑海里一直萦绕不断，这份记忆就构成了我三十年流亡生活的主要的部分，我希望刘晓波博士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地上的各种生灵，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学生们，对他的那份深深的思念伴随着那些洁白的羽毛，永远环绕着他。
 
2020/02/28于巴黎
 
王龙蒙——旅居法国的影视剧工作者、时事评论员、人权活动人士；1989年学运时是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生，六四屠杀后流亡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