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昌江市维稳办公室主任李建平问截访科科长：“那个带头到北京上访的叫什么名字？”
“乔老三”
“我要他身份证上的名字。”
“乔守信。”
 “我还真没猜错，果然是他。”
截访科科长一听慌了，他本来是来给表叔乔老三求情的，希望李建平放了他表叔，不想表叔的名气真不小，在公安局李副局长这里也挂上了号，并且，看起来李副局长对他印象并不好。
“唉！”李建平叹了一口气，说道：“性格决定命运啊。他的这个倔脾气到老了也没改。”
科长一听，感觉李建平和表叔熟悉，一颗悬着的心又放回了胸膛。
“您也认识乔老三？” 科长问道。
“岂止认识，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呢。他的老家和我的老家都在楝树湾，他的爷爷是我父亲的老师，也是我父母的恩人，没有他的爷爷，也就没有后来的我了。老先生走了快二十年了，在的时候我一直叫他爷爷。我父亲一直把老先生当成自己的父亲，要我们兄弟姐妹叫老先生爷爷，叫守信的父亲为叔叔，我和守信是兄弟，并且，他的老婆还是我的堂姐，我应该叫守信姐夫。”
科长一听，喜笑颜开，心想这下有戏了，放不放表叔，还不是李建平一句话的事情。他是公安局副局长，维稳办主任，完全有这个权力。
想到这，截访科科长说道：“昨天乔老三的老婆和女儿找到我们，她们向我保证，要好好做乔老三的工作，保证不会让他再去上访。他现在身体也不好，浑身都是病，想上访恐怕也没那个身体了。” 
“你先回去吧，放不放他，我还要同领导商量一下。”
截访科科长走后，李建平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黄色手机，站起身来，十分严肃、郑重地拨了一个电话，接通后他挺直胸脯，朗声说道：“乔守信可不可以放了？”说完，他的胸脯挺的更直了，得到对方的回答后连声说“是！是！是！”，他又问道：“乔守信可不可以不关在精神病院？”得到回答后他又是“是！是！是！”
放下电话，他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摇了摇头，叹了一口长气，眼睛有了泪花。
他很伤心，也很无奈。
乔守信的爷爷是师塾学堂的先生，在楝树湾开了一个学馆，收了十几个学生。乔老先生名叫乔东国，十乡八里的人都叫他乔先生，年纪大一点的就叫他东先生，后来不知怎么的都叫他东郭先生了。老先生规定，收一个学生的学费是两担谷子，一年稳稳当当就可收入二、三十担谷子。乔家还有十六亩水田，两、三亩旱田，还开了一个磨房和一个榨油房，水田租给佃户们去种，旱田则由乔老三的奶奶带着乔老三的四个姑姑去打理，种些小麦、棉花和芝麻，磨房和榨油房交给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打理。乔老三的父亲乔志德是家里的独苗，从不让他下地干活，五岁发蒙，先从“上大人，孔乙己”学起，然后“三字经”、再后“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再再后就是春秋、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左传等等。他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妹妹。乔志德15岁那年，东郭先生觉得自己教不了这个儿子了，县里有了新式的学堂，教音乐、绘画、体育、教学、外语等，校长是孙家的大姑爷，志德也想多学点东西。于是东郭先生将磨坊和榨油房卖给了孙家，又卖了三亩地给李家，得了些银元，求孙老爷子给他的校长女婿写了一封信，陪着儿子，父子俩来到县城，找到了那个洋学堂。那年是民国二十六年。
新式学校的校长是孙老爷的大姑爷、孙家和的姐夫（孙永隆的姑父），叫杨建川，在日本留过学。杨校长很喜欢这个新来的学生，因他的年龄偏大，先安排他在小学四年级跟班，一学期下来考试，国文、书法、地理、体育四科得了五分，音乐三点五分，手工和科学三分，算数只得了二分。杨校长对教学部的老师讲，乔志德下学期国文和书法可以不上，专门安排一个老师教他算数。第四年毕业考试，除音乐、手工考了四分，其余五科都得了满分五分。那一年是民国三十年。
乔志德毕业前，杨校长来到了他的宿舍，
“四年了，你要毕业了，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杨校长问。
“我已经十九岁了，现正值国家、民族危难，我只有一个选择，到前线去。”
“你了解黄埔军校吗？”
“知道，也就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乔志德说，“他们在招生吗？您想让我去报考陆军军官学校？”
“不是的。我们国家除了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还有一所学校，叫中央政治学校，与黄埔军校齐名，你不想去试试？”
“我不了解这所学校。他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比，哪个好些？”
“这两个学校不好比较，中央政治学校是为国民政府培养各类管理干部的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各级政府部门工作，读书期间实行军事化管理，而西南联大是培养学术型人才的学校，管理相对宽松自由。”
“不过，我还是想去考军校，或去当飞行员，驾驶飞机跟日本人干，好男儿应该为国家、民族抛洒热血，马革裹尸，这样才不枉做了一回男儿。”
“你有报效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难能可贵。但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人才奇缺，你是一介书生，到一个地方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比到前线，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国家之所以一盘散纱，就是缺少行政管理方面的人才。中央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开设中央政治学校，就是为了解决这方面的人才问题，从民国十六年开始招生，已经招了十二届了。”
“哦，有些什么专业？”
“下设的学院多，专业也多，包括地政学院、财政学院、社会经济学院、地方自治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外交学院、计政学院等。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提到黄埔军校吗？”
“不知道。”
“国民政府有两所一流的学校，一文一武，武的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文的就是中央政治学校。你知道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是谁吗？”
“不知道。”
“校长是蒋委员长，教务长戴季陶，总务长陈果夫。”
“杨校长，说实话，我对中央政治学校的这些专业不感兴趣，对谁是校长、谁是教务长，谁是总务长更不感兴趣。我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宁愿去西南联大读书，也不去政治学校，我对当官不感兴趣，只想做一点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事。目前，我对继续读书没有兴趣，我想到昆明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他们刚刚成立，正在招人，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我已经给他们写了信，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
“我理解你尽忠报国的赤子之心，但报国不一定要在战场，也可以在后方，国家缺少军事人才，更缺少管理人才，当然，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可以自己决定，但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儿子，这件事你得同你父亲商量。”杨校长说。
杨校长托人给乔东国带了一个口信，希望他进城来一下。东郭先生以为志德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急急忙忙地来到学校，找到了杨校长。
“志德怎么了？他违反了校规吗？”
“没有没有。志德是一个好学生，优秀的很哩。”
“那您通知我来？”
“我们到里面坐着慢慢说。”杨校长将东郭先生让进内室。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东郭先生，
“学校门房昨天收到了一封信，是寄给志德的，我截了下来，你先看看。”
东郭先生一看是云南昆明某地寄来的，收件人是乔志德。
“志德就要毕业了，他毕业后想到昆明参加航空队。”
“航空队是干什么的。”
“就是开飞机。”
“他要去学开飞机？在天上飞？丢炸弹？不行不行，那多危险。”乔老先生见到过日本人的飞机。日本人的飞机从楝树湾的空中飞过，一分钟后，轰隆隆的声音传来，镇子上两条街烧起来了，有些房子的房顶被气浪掀上了天。同时烧起来的还有地面上一排排树的树冠，噼噼啪啪的响。
“他是您的独子，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不能去冒险。所以我把他的这封信截留了。” 
“感激！感激！太感激了！”东郭先生很感动。
“你准备对志德下一步怎么安排？”
“想让他回楝树湾，同我一起开学堂，我教之夫者也，他教算学、科学等新式的课目。他已经十九了，也该成家了，亲家那边也在催了。”
“不可不可，以志德的学识，只在乡下当一个老师，有些屈才。”
“你的意思是让他……”
“让他继续读书。”
“继续读书？”
“嗯，继续读书。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中央政治学校在我们昌江县招收两名学员，由昌江县县长推荐，县长姓邬，是我的一个故交，我准备向他推举志德。”
“读书还要推举？不是交钱就行吗？”
“嗯，是要推举的。中央政治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是为国家培养行政干部的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政府工作，读书期间是不收学费的，所有费用由国家承担，校长是蒋委员长。”
“哦。好！好！好！”东郭先生一听毕业后到政府工作，那不就是当官吗，觉得好，又一听不收学费，又觉得好，再一听校长是蒋委员长，更觉得好了，那可是一棵大树！志德去这个学校读书，就是委员长的学生了，有委员长这颗大树，还能不好？
“好事！好事！这件事就拜托您了。县长那里可能要作些打点，您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是说要不要让他去找找县长，打点打点？
“不用不用，邬县长是一个开明的官员，以遴选到优秀人才为荣。志德很优秀，他一定高兴。”
“不用？”东郭先生有些怀疑。
后来证明东郭先生的怀疑是对的。杨校长找到他的“故交” 邬县长，邬县长对他说，现在已经有四个镇、六个乡向他推举了十名人选，加上杨校长推举的志德，就是十一个了，举荐人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很为难。
杨校长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东郭先生，东郭先生对杨校长说，你带我去找一下邬县长，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其他的事你就别管了。杨校长觉得这件事没办成，有些对不起乔先生，对乔先生的这个要求，满口答应。
一个月后，乔志德被推举进了中央政治学校，乔志德最初不同意，他坚持要到昆明参加航空大队，他妈寻死觅活，乔先生说，你要到昆明去可以，但先要回来结婚，乔志德说，那我去读书吧，他实在不愿意同那个他不认识的姑娘成亲。于是上了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院会计专业。
乔先生又卖了三亩地，老伴很心疼，每每唠叨时，乔先生会挡住她的话：
“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嘛，少说点。”
乔志德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了三年书，毕业分配到了陕西省财政厅，学校发了他川资，他从陪都重庆出发，搭乘到西安的军车，沿着蜀道往北走，经过咸阳时，他下了车，直接往北前往延安。那一年是民国三十三年。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行政特区，这里政治民主、清明，一些报纸上讲，延安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延安被称为青年人心目中的麦加，二十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每天都有很多知识青年前往朝圣，一些知名学者也来了，如梁漱溟，他想了解陕甘宁是个什么样的特区，特在哪里，共产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一些外国记者也前来采风，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写了《西行漫记》。乔志德对延安感兴趣，就源于他阅读了斯诺的这本书，自此以后，他想方设法，找来一些报道延安的报纸，认真的阅读、分析，同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共产党是一群以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已任，以创造平等、自由、民主、幸福的崭新社会为奋斗目标的社会精英。他要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
他脚穿一双草鞋，脖子上挂了一个军用水壶，帆布包里放了几本书和几件衣服，搭裢里装了半个月的干粮，左肩上挂了三双草鞋，独自一人行走在深沟大川和山野小路上。草鞋是经过咸阳时，他花了两个铜板买的。他估摸了一下，从咸阳到延安，应该要走坏四双草鞋。
路越走越高，越走越窄，第三天，他碰到了几位也要到延安去的青年，三男二女，他们是从洛阳来的，于是他们结伴而行。
“你怎么一个人？”他们问他。
“是的，一个人。”
“你胆子真大。你从哪里来的？”
“重庆。你们呢？”他问。
“我们从洛阳来的。”他们回答。
“哦，看样子你们也是学生？”
“是的。你是那个单位推荐的？”
“到延安还要单位推荐？”他不解。
“是啊。比如我们是洛阳八办推荐的。”
“洛阳八办？”
“就是八路军洛阳办事处。”
“哦。”
“那你是熟人介绍去的？”他们又问。
“没有熟人介绍。”他回答。
“哦，你是青工会介绍的？妇救会？不对，你是男的。民先队？”
“都不是。我没有人、也没有单位推荐，我只是想到延安去。”
“没人推荐，去了不会收你的。”一个大个子男青年说。
“你到延安去干什么？去学习？”一个女青年问他，她剪了一头齐耳的短发，穿一件灰色的上衣，四个口袋，上面一边一个小口袋，下面一边一个大口袋。腰上束一条灰色的布带，显得英姿飒爽。乔志德一见，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女孩颇有好感。
“我想去工作，到延安工作。如果安排我学习，我选择抗大。”他说。
“哦，我准备到鲁艺去学习。他们都准备到陕公。”短发女孩说。
“你没有单位推荐，没有介绍信，怎么进得了抗大呢？”大个子男青年说。
“那怎么办？我都走了一半了，不能半途而废吧？”乔志德很着急。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们就说是一起的，”短发女孩说。
“可是介绍信中写的是五人，还写了五个人的名字。”大个子男青年说。
“没事，如果不行，我找一下我的同学，他在社会部工作。他是五年前到的延安。”
短发女青年叫刘宜芬，湖北宜昌人，大个子男青年叫马豫西，河南峡县人。
他们又走了十多天，终于到了延安，刘宜芬顺利进入了鲁艺，马豫西和其他三位也到陕北公学报道去了。只剩下乔志德没有去的地方，刘宜芬找了她在社会部工作的同学，这位同学讲，乔同学因为没有人推荐，所以要先到泾阳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段时间，于是乔志德又回走二百多公里，来到了安吴堡，填写了一个表格，参加了青训班。
在青训班学习期间，政治部的老师对乔志德非常关心，经常找他单独谈话，了解他的思想状况，鼓励他积极要求进步，结业时，政治部的老师问他想到哪里去，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到抗大去，政治部的老师说，边区政府现在最缺的是行政管理人员，刚刚成立了行政管理学校，那里缺老师，你去那里当老师，怎么样？乔志德经过两个月的学习，知道个人服从组织是共产党的纪律，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要向共产党看齐，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响亮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
乔志德在在行政学校教了三年书，他每年都写入党申请书，每次都是石沉大海，到了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行政学校解散，延安的四个被服厂转移，全部并入红星被服厂，红星被服厂位于子长县的一个山沟里，乔志德分配到红星被服厂担任财务科副科长，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刘宜芬，她是技术部的设计师，原来她从鲁艺毕业后，分配到了延安的一家被服厂，这家厂也并过来了，乔志德还了解到，刘宜芬到延安一是向往延安，二是逃婚，她家给她找了一位团职军官，她本来是可以当官太太的，但她不喜欢那个人，家里逼她，所以她跑了，跑到了延安。到子长的第二年，乔志德与刘宜芬走到了一起，成了一家人，期间乔志德又写过几次入党申请书，但组织上就是不批准，与他情况相似的还有他的老婆刘宜芬，1956年，他俩离开了部队工厂，转业到了昌江棉纺总厂，回到了乔志德的老家。1967年，他被遣送回了老家，老婆刘宜芬和三个儿子守义、守礼、守信留在了昌江。他这时才知道，他为什么入不了党，升不了正科长，他是一个特嫌份子。他在老家当了十一年农民，到1978年落实政策才回原单位，直到离休还是一个副科长。
乔志德成为特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年青时独自一人奔赴延安，没有组织推荐，也没有个人推荐，动机不明；二是他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这个学校的总务长是中统头子陈果夫，有部分毕业生加入了中统，乔志德值得怀疑。他被安排到安吴堡训练三个月，是组织上在对他调查、甄别。
乔志德的特嫌身份还影响了他的老婆刘宜芬，使得她入不了党，行政晋级也处处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