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发源于马克思。马克思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著作至今仍是欧美大学课堂的教材，并且欧美的许多学者和学生现在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妙，而它造成的灾害只是实际运作中的技术性错误。马克思的理论大厦精致严密，足以征服象牙塔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其思想精髓则简洁而激动人心，足以震撼目不识丁的底层大众的心弦。
2.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几个特征
在这一章中，我沿着第一章的思路，从世界观、组织和成员生活方式三个方面讨论中国共产主义理念的体现，引用的例子主要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五十多年间的事件。
2.1 作为系统的世界观
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发源于马克思。马克思是杰出的思想家，其著作至今仍是欧美大学课堂的教材，并且欧美的许多学者和学生现在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妙，而它造成的灾害只是实际运作中的技术性错误。马克思的理论大厦精致严密，足以征服象牙塔之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其思想精髓则简洁而激动人心，足以震撼目不识丁的底层大众的心弦。这第二个特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宣言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理论图像极为简洁：现有制度的一切皆为黑暗，而这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邪恶。一个最简洁的叙述通常也涵盖最广阔的外延、越过了所有的技术细节，因而容易为最多数的人理解。这样的图像在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如俄国和中国尤其得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强烈共鸣。
（2）以人的物质需要立论，但很快将主旨转为道德审判。能触动大众心弦的理论不是连篇累牍的技术细节讨论，而是道德审判。而一旦某个人、某个群体、某个阶级在道德法庭上被定罪，他们任何的抗辩都变得苍白无力。并且道德审判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审判方的任何怀疑和对被审判方的任何同情都被视为邪恶势力的同谋。这种道德审判贯穿了从那时到现在的一百五十年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全过程。
（3）其理念不仅是理论解释，而且是行动纲领，为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大众可以感同身受、且为之感到激动的理想。
马克思呼召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即工人。在中共后来的实践中，动员的重点转为农民，而提出的主张仍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打土豪、分田地”、“翻身作主人”。这些主张继承了《共产党宣言》的特色：当今的统治阶级是万恶之源；我是正义的化身；以仇恨的情绪为凝聚力；以施用暴力为自豪。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中宣告：【8】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比起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出的一脚踢翻整桌宴席的豪气，其对手国民党的靠对现有权力结构的缝缝补补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法显得苍白许多。
哲学和历史是共产主义理念着意耕耘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被立为圭臬。历史的演化被归纳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归宿。其它的哲学流派和历史观都是被押上批斗大会场的小丑。
共产党建政后，在1950和1960年代，发动过两次看起来跟政治权力完全无关的批判：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论的批判和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
“1952年６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进而，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真正的遗传学研究被停顿。遗传学家被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因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因是摩尔根的弟子而落选第一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9】
1968年8月，中国科学院组织的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完成了一篇《相对论批判》讨论稿： “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10】
发动这些批判的主观动机与在哲学和历史领域的工作相同，都是出于权力欲，即掌握对整个世界的阐释权。他们的对手是在这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耕耘已久的真正专家学者们，而后者的饭碗甚至身家性命都操在体制手中，并无胆量站出来反驳。这样，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就以物质资源的权力为杠杆，摘取了理念的权力。
比起物质资源的权力，理念的权力看起来似乎纯洁无害，实际上正好相反：物质资源的权力只能控制人的身体，理念的权力则可以控制人的思想。并且，一方拥有了理念的权力之后，它也就以一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拥有了物质资源的权力。虽然遗传生物学和相对论看起来并不涉及对人的行为实施控制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其作用是给信徒制造官方理念全知全能的印象，那么信徒除了彻底的归顺之外并无其它的选择。
这些批判并不是双方地位平等、通向未知的真理深处的讨论，而是直接宣读早已拟好的判决书。由于普通大众并不理解孟德尔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的具体内容，他们并无能力评价这些批判中的内容细节，于是他们从这样的批判中学到的教训是：对于组织的判断，只需接受，不需辨别。
与对宇宙万物的阐释权相伴而来的是排他性。中国共产主义对反对者的手段之严酷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罗马教廷迫害异端最烈的时期。这方面的例子浩如烟海，此处不赘述。
2.2 作为组织
在这一节中，我讨论共产主义理念作为组织的三个功能：教育、归属和扩张。由于教育在共产主义理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直接决定了信徒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一节中着重加以讨论。
如《共产党宣言》所示，共产主义理念不只是一个知识体系；它还是严厉的道德审判和激动人心的行动纲领。这激励信徒们以最大的热情把他们信奉的理念传播给最多的人，如基督教中忠诚的传教士那样。
由于共产主义理念的概念之简洁、愿景之美好、手段之激动人心，它对底层大众的感召力从一开始就是其对手所望尘莫及。下面这段话来自共产党高干、曾为红军战士的林开征关于红军的宣传工作的访谈：“‘国民党非常害怕红军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攻势。’林开征告诉我们，国民党官员曾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11】
宣传工作的作用是唤起观者心中被现实压制的欲望，让他们发现自己潜在的热情，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之中。
宣传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歌曲。比如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流传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小兄弟们呀，小姊妹们呀！
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呀，
牵着手前进，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我们的精神使他们害怕，
快团结起来，时刻准备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这首儿童歌曲同样显示了共产主义理念的鲜明特点：
（1）愿景美好（“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
（2）打击目标清晰（“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军阀”）；
（3）简明易行：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的一部分（“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天真明快的旋律给“打倒军阀地主”、“让他们害怕”的暴力行为披上了正义的包装，在赤贫、绝望的底层民众中起到的鼓动作用非同凡响。
1940年代问世的《东方红》则加入了另一个重要成分：领袖崇拜。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忽而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
一个强大的组织是有灵魂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感受到这个灵魂的心脏的搏动，且为它感到激动。赋予一个组织以灵魂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树立一个崇拜对象。这给了成员们以心灵交流的对象和可靠的心理依托，因此极大地增加了这个组织的凝聚力。
共产党建政后，《东方红》在如潮的红歌中逐步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谢选骏记载：“《东方红》在文化大革命中……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文革爆发后，中国大陆很多广播电台及有线广播站的开始曲被统一改为《东方红》。”【12】
在我开始记事的文革后期，每天早上正是在县广播站的《东方红》歌声中醒来。
许多歌曲是民歌格调，情绪或粗犷、或欢快、或深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用民歌风格来做教育手段的另一个好处是，它给大众以共产主义理念受到最底层民众热情支持的印象。
民歌的一个例子是我从幼时起即记忆深刻的旋律酣畅淋漓的《翻身道情》：
太阳 ——
一出来呀
哎咳 哎咳哎咳 哎咳哎咳
满山 ——
红 哎 哎咳哎咳 呀
共产党救咱翻了（呦嗬）身（哎咳）呀
旧社会 ——
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人 哎 哎咳哎咳 呀
受欺压一层又一（呦嗬）层（哎咳）呀
打下的粮食 地主他拿走 哎咳呀
咱受冻又受饿 有谁来照应啊 哎咳呀
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 哎咳呀
为的是叫咱们有吃有穿呀 哎咳呀
往年咱们眼泪肚里流 哎咳哎咳呀
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 哎咳呀
天下的农民是一家人 哎咳哎咳呀
大家团结闹翻呦身 哎咳咿呀咳 大家团结闹翻身
这一段歌词同样生动地反映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几个典型特征：
（1）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爱与憎。喜欢这首歌的人很难不油然而升起对地主的仇恨，也不难想象唱着这支歌的人掌握权力之后的地主们的命运。
（2）对于不满现状、心中郁结仇恨的人，翻身做主人是极为形象、极有吸引力的行动感召。
（3）出现太阳升起和领袖引领群众的意象，显示崇拜对象对信徒们的重要心理作用。
（4）忽略细节。租种农田的贫雇农与地主之间有一个契约关系，地主作为农田的主人，收走一部分的庄稼是合理的。歌中把与自己缔结了契约的另一方视为完全的邪恶，这是以大我的貌似公义掩盖了小我的不义。
一大批歌颂体制、歌颂领袖和英雄人物、歌颂普通人幸福生活的歌曲被创作出来，且传唱至今。它们旋律明快、情绪昂扬，不仅在宣传媒体中反复不断播出，而且得到大众的普遍共鸣。比如，我父亲只有小学程度，且不通音律，但很喜欢满怀感情地唱《社会主义好》：
……
共产党好,
共产党好!
共产党领导中国富强了;
人民江山坐得牢,
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
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
一定来到!
歌中唱的共产主义愿景与基督教中的天国和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有许多相似之处。
与音乐对应的视觉艺术教育工具是宣传画。在文革中，宣传画铺天盖地，所有的正面人物的脸上都没有悲苦、怀疑、玩世不恭、或轻浮。他们或幸福如孩子，或充满对敌人的义愤，而其底色都是詹姆士观察到的宗教在信徒心中激发的独特情绪：庄严。
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也在全国每个角落全面开展。1950年代，我的外祖母，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参加了文化补习夜校，思想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母亲的回忆录中记录：
“妈妈对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她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她对毛主席无限热爱，视为救命恩人。她对新社会充满希望。她认为后半生所享受的一切均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她对旧社会充满刻骨的仇恨。她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压迫剥削。”
这段回忆反映出共产主义理念的教育在底层大众身上产生的巨大成效。外祖母对组织的教育照单全收，全部变成自己的信仰。
共产党建政之后，党组织遍布全国每一个偏僻山村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控制了所有的舆论资源。对于外祖母这样的忠实跟随者，共产党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感情归属。对于虔诚度不高的成员，共产党作为有垄断权力的组织是他们的社交俱乐部。对于对共产主义理念敬而远之的人，离群的恐惧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向组织靠拢。
政权组织许多仪式和庆典。党员和干部们被频繁召集开各种会议，如党员生活会、政治学习、有领导讲话的各种工作会议。绝大多数的会议都是领导们的个人表演，其他参加者只有恭听和鼓掌的权利。新党员入党有庄严的仪式。“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和“十一”国庆节都有各种庆典、会议和仪式。
如同军营里的班长对新兵队列和驯兽员对动物不断发出的口令，仪式是权力结构上游者对下游者施行权力的方式，宣示组织的强大存在和生命力，提醒下游者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和在这个位置上该做和不该做的事。
与党史有关的一些地方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如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毛泽东发动农民革命的井冈山、共产党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延安等。毛泽东的遗体存放在天安门广场已经四十多年，至今参观者仍然每天络绎不绝。2013年，“共产党员网”报道，“落成36年来，毛主席纪念堂已累计接待中国各族民众和国际友人超过2亿人次。”【13】即，如果略去多次参观者，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中国人已经亲眼瞻仰过毛泽东的遗体。
近年来，习近平下乡插队的梁家河也渐渐具有了圣地的地位。2018年，“人民网”报道，“如今，人们来到梁家河寻初心、求学问，仅2017年到梁家河参观的就有114万人次，最多时一天可‘破万’，过百万的参观者中大多是年轻人。”【14】
共产党在建政前的奇迹般的成功得益于其招募新成员的优异能力。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仅有数十名成员。十多年后，红军的规模已达三十万人。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控制的军队约一百多万。到了1949年，解放军兵力达到四百多万。这样的扩张能力的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理念与中国各阶层的大众的精神需要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在第四章中将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