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对于保守主义的哲学反思（五）

 

 

 

 

        乔治布什2000年的胜选得到了新教福音派的鼎力支持，他在成年后虔诚的个人生活也与其内在的生命激情相映照。

 

        在和平年代，布什组建了战争内阁。 不是在911事件之后，而是在此前半年、就任总统之初，其内阁就堪称战争内阁：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国防部长托尼做了副总统，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做了国务卿，好战的拉姆斯菲尔德做了国防部长。布什的首任财政部长奥尼尔曾在辞职后抱怨说，任职两年，才单独见过布什总统三次——布什对“内部重心”实在太不在意了。

 

        布什的政治重心显然在外。曾经盛名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大体代表着布什的治国路线，它实际上是一种进攻性的国际战略思想。新保守主义战略家们基本上都是一群没有战争经验的纯粹理论家，他们以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辉煌胜利为宏大叙事背景，严重夸大美国在冷战中最后获胜的“含金量”，构想通过“先发制人”、“政体变革”，赢得系列新的军事和政治胜利，把美国“一超独大”的优势地位永久固化。一个超越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千年“仁慈帝国”，是他们希冀打造的美国的标准形象。

 

        911之后的反恐战争似乎提供了政治人物操作新保守主义的某种历史性机运。但操作者们却闹出了自我放弃“军事霸权第二梯队”（为了就磋商萨达姆流亡选项是否需要设立一个月的缓冲期的争议，美国与法国、德国闹崩）的战略笑话，又毫无必要地把主动示好的叙利亚、伊朗逼为隐秘的敌人或破坏者，他们在伊拉克战争早期的领导风格，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赵括、马谡。在花费了数万亿美元的军费后，美国仍旧无法从“伊拉克沼泽”、“阿富汗沼泽”拔出，“帝国扩张（美国是扩张权势，而非扩张土地）过度后遗症”尽显；在内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长期的制造业空心化脓疮就此被挑破了。小布什时代已被公认是美国这一波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新保守主义很快沦为一种负面词汇。

 

        客观评估，如果撇开“军事霸权第二梯队”争议不谈，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的相对不顺，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损害甚大，但对于美国的国际权力损害并不大——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内部。

 

        制造业空心化、实际的综合国力在持续萎缩，这些乃是美国的心腹大患。对此，“帝国约定”、“一国二心”当然要负首要责任。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独立的重大肇因：美利坚民族天然的激进个性。

 

        作为欧洲移民组成的新国家，数百年来，新大陆民众一直以开放胸襟，热切地拥抱着来自文明中心欧洲的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新大陆自身的经济、人口、领土、生活方式、个人生命内容的大扩展，也似乎持续走在一条凯歌般梦幻进程中。高度求新求变，可以说是美国人民的天性。美国人民从高度求新求变中获得了巨大的机会和能量空间，也必定会为此承担相应的不够厚重、沉稳、审慎的代价。

 

        美国人在1950年代兴起的环保热潮中走得太过头了，对于直接危及民众生命健康的工业项目加以禁绝是完全必要的，但为了压低一个无法证实其对民众直接伤害有多大的某某化学物质含量指标，曾经令多少工厂被迫迁徙或关门？有多位名人回忆录为证。为了求新而舍旧，把一种纸面要求推至极端，过度的环保主义堪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直接罪魁祸首。

 

        1980年代初期的美国未来学家们成功地预见到了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产业革命，真的令人不胜敬佩。但不幸的是，他们的预测几乎都潜在包含了一个基础性判断：第二产业很快过时，将会被第三产业所取代。一个更自然、更具现实可能性的逻辑选项——对第二产业进行信息技术改造，使之成为新的经济支柱的一部分——被普遍地严重忽视了。而美国经济学界随后还补上一个更为要命的基础性判断：美国落后的第二产业，会按照“国际分工法则”逐步转移至落后国家，美国将主要提供最先进的信息产品和服务。这种国际分工理论，明显违背了“就近便利”原理（后来由此原理和系统论思想而衍生出的产业链、供应链学说，已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学共识），却盛行了数十年，有学者居然还藉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然，酿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还有很多，如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吸走制造业投资、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必需大量进口、企业过高的社保负担导致经济主体扩张动力不足等等；但其间主导性的内因仍然是：全民盲信新产业，鄙视旧产业，营造了一种颇不利于身为经济基本盘的制造业的生存环境——美利坚民族太年轻了，他们朝气蓬勃地追求新事物，视“喜新厌旧”为当然，但问题在于，新事物来的并不像自己预料的那么快，旧事物也不见得就没有某种内在的不可抛弃的永恒价值。

 

        世界上跟着美国追求“更先进”、更环保、更具优势的金融地位的发达国家，像英国、法国，目前也都陷入了制造业空心化的陷阱，只有德国、瑞士、日本和中国，反而深享制造业实心之厚利。

 

        在1980年代，美国曾经诞生了晚近最有创意、最具活力的控制管理科学集群，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数学、未来学、博弈论、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企业管理学等等，但今天的美国政治理论界似乎把其间的主流要素大多弃置一旁了，目前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保守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颇为流行，教条、蒙昧、新型集体主义强制日渐浓郁，它们不仅日渐侵压批判理性、自由讨论，而且日渐侵压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理性、操作主义理性。这些非理性的保守思潮和过于“喜新厌旧”的民族激进个性一道，加重了美国人认知和扭转目前内部危机的难度。

 

        制造业空心化和“一国二心”，是当今美国内部危机的核心，它不是幻觉，也不是一时困难，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足以将美国推向衰落和不幸的社会深层病变，它是美国亟需解决的“真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这个“真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但布什之后的奥巴马总统却没有致力于解决它。身为黑人的奥巴马为全人类所喜爱，他的个人形象代表着美国文明的多元包容、青春朝气，堪称张扬个人奋斗的美国梦的最新典范。 然而作为总统，奥巴马继续沿袭“一国二心”惯例向前推，似乎没有留意美国的基本盘究竟如何。

 

        一种看似狭隘的保守主义，正视了美国的“真问题”，而且着手解决，继而初见成效。这就是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似乎朦胧地意识到了，不仅美国的“真问题”现实存在着，而且当今美国的第一政治任务，应当是集中主要资源，致力于解决美国的“真问题”。为此，在执政前三年，他向诸多流行的“政治正确”乱挥了一阵拳头，其间，在尊重种族平等、尊重女性、尊重媒体的第四权利、呵护程序正义等普世价值理念方面，特朗普以“顽童恶作剧”的方式践踏了人类文明的若干红线，直接违背了自然正义或自然法；在移民、贸易战等问题上，他的民族主义做法颇富争议性；但是，在倡导美国“本土优先”而不是帝国优先、大规模减税以促进就业和扶植本国制造业、暂缓环保的严苛性等方面，特朗普的确做对了。他的这些行为不仅仅是在操作理性、实用理性层面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且是在价值理性层面做了符合美国民众的正当利益、符合普世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法的事情。

 

        特朗普的政治路线主要是一种实用理性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而并非那些越界和失控的宗教保守主义者给其附加上的价值观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特朗普的思想有没有民粹主义成分？一些有历史厚度的政治理论家早已看出，基督教右翼的中介作用业已使共和党日趋于充任美国底层民众的政治代表，而特朗普的行为与古代雅典城邦的“人民领袖”或煽动家（即demagogue）颇有几分类似，其重心不在于民粹之“民”，而在于民粹之“领袖”；特朗普的实用保守主义趋向，掩盖不了他以煽动家角色尝试摆脱建制性限权束缚的种种出位努力——为此，他在吵吵嚷嚷中老谋深算地把美国政治文化中惯用的“对外制造敌人”的博弈游戏，不断地用于“对内制造敌人”，通过挑起、激化国内种种分裂和仇恨，来步步强化底层民众对自己的忠诚度，在此，特朗普的造势策略显示了反建制手段前所未有的道德破坏性。在强势的宪政民主制度框架中，特朗普没有成为独裁者或僭主的客观可能性，但是特朗普对于各种无形的限权绳索即政治习惯法和传统风俗的破坏、对于数千年公认的人类政治美德的违反，是否会严重损害自由社会的道德基础？注重德性的民族要远比注重权诈的民族看得明白。

 

        仅仅就美国民众本身的正当利益而言，特朗普仍然是比较激进的，美国可能客观需要比特朗普更多的实用主义保守、操作主义保守，以平衡其求新求变过度的重大缺陷。

 

 

 

 

 

        自从2001年新保守主义思想流行以来，直到近年美国社会围绕移民问题产生的大争议，学术界都有一种说法：美国近四十年来的保守主义热潮，似乎受到了美国五六十年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的深刻影响。

 

        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和内在的线路，足以证实上述说法。斯特劳斯是学术思想家而不是社会思想家，他没有政治和社会教义，他的学术思想也没有充足的社会传播面。

 

        但是，斯特劳斯的很多保守思想，的确有些未卜先知。

 

        斯特劳斯说：“宗派之所以狭隘，是因为它充满激情地关注真正的问题。文字共和国之所以包容，是因为它对真正的问题无所谓，它更偏爱共识，而不是真理所在。如果不得不在宗派和文字共和国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选择宗派。”————“文字共和国”指的是只强调学术共同体共识、不注重真理和真问题、不讲善恶和自然法的无边线的宽容思维，似乎对应着美国目前若干流行的没有人道真理和自然法依据的“政治正确”。斯特劳斯对坚守真理的“宗派”的正面肯定，似乎是在“提前”为特朗普这样谋求解决美国“真问题”的努力做理论辩护。但是斯特劳斯的这一“宗派合理论”，乃是以人道真理和自然法为前提，绝没有肯定一切反建制努力、为那种野性的尼采式的挑战“政治正确”的行为遮羞伪饰之意。

 

        斯特劳斯说：“政治社会过去一直是，在可见的未来也仍旧是特殊的社会，有边界的社会，即是一个关注自身改善的封闭社会。”————在批评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时，斯特劳斯表现出他比波普尔更接近于柏拉图的原真语境。斯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国家作为“关注自身改善的封闭社会”的正面肯定，近年常常被某些学者拿来为欧美国家反移民行动做道义辩护。在斯特劳斯派看来，“开放社会”的正确含义应当是指以自由思想、自由舆论和批判理性为基质的多元包容的社会，而不是那种在政治权利、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向外来移民无区隔地分享的社会。但问题在于，正当的“封闭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其中合理的“度”在何处？那种类似于亨廷顿理解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主导美国论”，被中国少数极端右翼保守主义者视为天然合理，那么，在美国语境下，它与变形的种族主义区别何在？它是否有违于人道真理和自然法？我认为，在这一重大是非面前，斯特劳斯绝不会站在反对人道真理和自然法的“疑似”存在一边。

 

        斯特劳斯说：“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斯特劳斯长期坚持以自然正义反对20世纪流行的相对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按照他的思想推论，那种美国左翼新生活方式的某些极限探索，即是“堕落的自由主义”泛滥成灾之一例。但斯特劳斯的这一论断并非仅仅在提出某种道德警告，而是在实质性地进行一种对于自由主义的划界：堕落的自由主义乃是伪自由主义；只有追求美德和高贵的自由主义，才是合乎自然正义的自由主义。按照这一划界标准，无视政治美德、有意无意地在尝试demagogue风范的特朗普，是否够格被列入斯特劳斯意义上的追求美德和高贵的自由主义族群？

        斯特劳斯的确有卓越独到的保守思想，但没有系统的保守主义理论。他的核心保守倾向，是主张克服现代自由主义之弊，返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价值区间。正如著名学者甘阳所概述的，“返回‘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一步，就在于要象古典政治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用‘前科学’的眼光即公民和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政治，而不是象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那样用所谓‘中立的观察家的政治科学的眼光’观察政治。”这种古典哲人观察政治的方式，是知行合一的方式，是主权的公民反思现实命运的方式，是文明价值负责者的在场活动方式。

 

        在行动意义上，斯特劳斯的保守思想实质是，如何原真地复兴古典政治哲学，让当代人站在千古巅峰向上攀登。按斯特劳斯本意，这一古典政治哲学，既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包括东方的孔子。这是最高品味的保守主义。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离这个最高品味很遥远、很遥远。

 

        在社会领域，近代政治学主要倡导“权利话语”，但古典政治哲学主要倡导“美德和高贵生活”话语。最近数月来中国民间围绕美国大选展开的网络论战足以表明，仅仅强调“权利话语”的自由主义，在面临不同意见间的强烈竞争之际，往往有普遍地走向“堕落的自由主义”趋势。事实证明了施特劳斯的复古式保守思想对于中国语境具有某种针对性和真理性。崇尚反思、胸襟开放的中国自由民间，似乎需要把现代性的“权利话语”导向和古典而永恒的“美德和高贵生活”话语导向，同时予以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