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近五一二。二零零八年的汶川八点一级大地震，十数万人伤亡震慟中国。其中最惨痛，是遗像里笑魘如花的孩子。然而，地震阴影尚未散去，政治阴影却又笼罩上这片哀伤的土地。
曾深入地震灾区数十次参与救援的资深志愿者、成都作家谭作人，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被拘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几天后听到消息的朋友都不敢相信，还以爲是愚人节玩笑。
“带人走，总得有个罪名，据说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很不靠谱。”谭的好友、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在评论中说：“据说原因是他发起徵集地震遇难学生的名录，收集豆腐渣校舍的证据。这可更像是愚人节消息了。”
带走谭作人的公安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究竟是什么行爲“煽动颠覆”了国家政权。
谭作人长期致力于公民行动。他的博客记录了他以公民身份，坚持劝告可能严重威胁成都平原生态安全的巨型石化项目——彭州石化迁址的经歷.在强势权力面前，他温和、理性、却始终坚持。
二零零九年，谭作人的主要努力是建立四川地震“5*12学生档案”。二月，他发起收集遇难学生真实数据的网络倡议，希望网民志愿者“以自组织的方式”，“开展公民独立调查，确认每一个斑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学生的真实数据，建立《5.12学生档案》的资料库及数据库”。
并不宽裕的他自费往返灾区多次，一个村一个村地收集名单。他的好友、四川作家冉云飞感慨：“你是一个鬍子拉碴的堂*吉柯德，一些自詡聪明的人甚至不无暗讽你的大战风车，但你依然故我，做著你的调查与努力。”
就在这个公民调查即将完成，结果正待公布时，谭作人被带走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与调查遇难学生名单间的联繫，微妙而令人困惑。
他被拘时，只有十五岁的小女儿在家，她说：“四五个人冲进来，有人穿著警服，有人没有，他们出示了证件，然后抄家，然后带走爸爸。爸爸一句话都没有说。”
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当时正在上班，丈夫被抓走一个多小时后才听说消息。谭作人被羈押在成都市温江区派出所，四月二日，王庆华送了衣物过去，但没能见到面。她还应要求送了四百元钱，说是给丈夫狱中零用。家中很不宽裕的她，为这钱犹豫了很久。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把一个最高的罪名，放在我们最小的、蚂蚁一样的老百姓身上，还能说什么。”王庆华对亚洲周刊说：“谭作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公开的，全都放在网上，家里的东西抄走真是一点都没有必要。他是爱国爱到吓死人的那种人。现在他最爱的母亲，把最爱她的儿子定爲颠覆她的人，真是奇了大怪了。”
王庆华还没有请律师，她说愿意按照法律规定的限度等十五天。“十五天之后，我每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去问，你得给我个说法。”
谁在阻挠温总理的承诺？
2008年5月21日，四川省教育厅通报：四川大地震中共有7000多间学校课室倒塌，四川省教育系统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
让谭作人不能释怀的，是这些没有生命的数字。
校舍倒塌，除了天灾，究竟有没有“豆腐渣工程”的人祸？哪些有？哪些没有？遇难学生的家长需要一个答案，但政府却再三推搪，连最基本的遇难学生确切人数，至今都无法公佈。
“川震遇难学生”，甚至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政治议题。凡是触碰的人，都要与地方政府的宣传、维稳（维护稳定）、国保系统打交道，被一一“和谐”。
零八年六月七日，拍摄地震重灾区青川县木鱼中学遇难学生纪录片《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的独立製片人潘剑林在试图采访当地官员不得后，被广元县公安局利州分局非法软禁两天两夜，27盘摄製带被没收。（潘剑林后携该片参加了釜山影展）
零八年十月，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独立製片人在拍摄有关都江堰遇难学生纪录片时，被当地国保非法拘禁三个星期。
零八年十一月，北川中学高一五班遇难学生母灵芝的父亲母勇贤得到北川中学四十张建筑施工图的详细资料，身爲施工老闆（包工头）的他立刻看出资料隐藏的工程问题。他将施工图的扫描件上交给四川省公安厅。第二天却被八名警察带走，幷威胁说这是国家机密，如果把图泄露出去，就是泄露国家机密。母勇贤向亚洲周刊表示，警察没收了施工图，还有许多遇难学生家长因希望“讨个说法”被传唤。
川震志愿者王笑冬则向本刊证实，他通过母勇贤拿到的施工图复印件，已经传递到中纪委。
被约谈、被威胁禁声、被拘捕……爲什么单纯的记录、合法的质疑会遭到粗暴的对待？
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在三月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否认地震学校涉及豆腐渣工程，他表示，汶川特大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和其他一些设施受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
既然如此，爲什么不能拍不能看不能谈？阻力到底来自何方？是谁在阻挠温家宝总理曾在震中含泪承诺的“彻查公共建筑”的行动？又是谁在抹黑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展现的开明形象？
艾未未的公民行动
谭作人没有完成的512学生档案收集，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以志愿者的身份在继续。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开始，艾未未和自发加入的志愿者团队展开了“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统计，希望得到一个“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名单。他说：“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最基本事实确定了，背后的东西会慢慢浮现。”
零九年三月十二日起，他在博客上陆续贴出一百四十多篇调查记录，不动声色地揭示了“遇难学生”背后的傲慢权力。
这其中，包括通过网络统计已有资讯、电话查询政府部门，以及志愿者实地考察三种方式，得到的4383名遇难学生的详细名单（截至2009年4月6日），包括姓名、学校、班级、年龄、家长姓名、联络方式。艾未未说：“準确率大约是95%”。
位于新浪的博客帖子不断被删除，每次删除，艾未未写上一句：“是谁这么缺德呢？”重新又贴上，附带删除记录。贴了再删，删了再贴。
同时贴出的，还有电话查询四川各地政府部门的150小时电话录音记录；6份《公民调查日记》，记录了志愿者赴灾区学校以及家庭询问时，遭到当地警方盘问、扣押、遣返的详细经过。
这些记录中，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段：
成都青羊派出所“刘所长”对被扣押的志愿者说：“调查肯定是非法的，你们认爲不非法可不见得就不非法，至于非那条法，到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们。”
一个志愿者，在被扣押时听到警察们谈话：“艾未未的博客就让他开著嘛，只要他再写得过火点，就直接给他关了。”被警方两次从灾区“逮回”成都，扣押十八个小时的志愿者希望重返调查，他说：“我见过从良之后的小偷、骗子和杀人犯，他们在善良的人的面前，都懂得什么叫廉耻。我一定要让这些，即使是再愚蠢的警察，每当再看到我们的时候，他都要觉得不好意思。”
艾未未对亚洲週刊表示：“现在共有五十人左右的志愿者在做这个调查，有二十人次在当地遭遇过各种各样的非法扣押。”他说：“我预料到了压力，没预料到的是来自志愿者的支持会这么大”。自从发布倡议，报名加入调查项目的志愿者，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八十岁的老人。
“我始终认爲，政府在公共事件处理中的职责和透明度，取决于监督，如果不接受监督，必然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公民如果没有实施监督的问责，就给腐败和权力的滥用製造了空间。”艾未未说：“地震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回避问题、试图让问题消失，这是地方政府做的主要努力。公民必须监督。”
电话里，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是坚定：“这个项目是必然要完成的。我们不会因爲任何阻力停下来。希望那些不想让我们完成的人不要抱有幻想。”
本是一件善事，却被迫显得英勇。这或许是好人们面对的最大荒诞。
谭作人、艾未未们的努力，只是让无辜葬身泥土的每一个孩童，姓名爲世人所知。就像一位北川母亲给艾未未的信中写的：“我唯一希望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女儿曾经快乐的在这个社会活了7年，我希望大家记得她的名字，记得所有遇难同胞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