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对地方官员施政若是受到伤害或发生民怨，能否找到有效的救济办法？美国学者武内宏树实地研究之后发现，不论是透过上访、到法院提告、或是选举村官的三种管道，都难以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中共坚持威权统治，在面对市场经济发生的问题时，在解决方法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却又要维持共产党的威权统治，在农村会出现甚么问题，是美国学界一直很感兴趣的议题，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任教的武内宏树教授(Hiroki Takeuchi )月前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引起加利福尼亚州许多学者的注意，日前特地邀请他到洛杉矶与学者们进行讨论。
武内宏树(右)与南加大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
武内宏树(右)与南加大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
武内宏树以2000年中国开始停征农业税做例子，指出中央取消地方收税的权力，固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削弱了地方也会有不良的后果。他说：“代价是地方财政枯竭，不能合理地收费或收税，公共建设和服务减少，地方成为农民抱怨的目标，权威受损，而其实地方政府才是推动建设的真正力量，地方不能发挥作用，长期来说对政治稳定也是不利的。”

武内宏树引用实例指出，地方因为不能再征收税费导致财政困难，很多公务员教师发不出薪水，因此出现很多挪用经费的现象。例如吉林有个村申请了30万元人民币的经费盖初中，却把钱拿去买轿车和付薪水。江西有个镇申请90万要征地盖办公楼，其实征地只花10万。江西还有个镇没有企业却收到300多万企业税，原来是向邻镇‘买税’，即是透过私人关系，把邻镇企业的税报到这个镇来，企业获得减税3成，邻镇官员也获得回扣。

据中国官方媒体今年2月的一项调查研究，乡镇一把手们最忧虑的问题当中，排名第一的是财政困难，占了8成，第二是社会不稳定，占了4成。有两成的地方党书记最担忧农民上访的问题。调查说，乡镇政府在解除了催粮催款的任务之后，朝向服务型和法治型的政府转变。

农民的民怨要如何解决？如何能对官员实行问责？武内宏树说，中国政府提供了三个管道：上访、到法院提告以及选举村官，但都难有真正效果，许多农民最后是与官员直接面对面谈判，才解决问题。

武内宏树在中国沿海和内陆7个省份40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近年农村大量增加的是土地占用以及拆迁的纠纷。农民因权益受损上访的案件增加99%，人数增加95%，其中6成3是已向地方法院提告却得不到解决的案子。上访的案件获解决的只有0.2%。到法庭起诉地方官员的案子也难获公正审判。

武内宏树说，一位地方官告诉他 ，如果判决地方政府败诉，下个月法官就拿不到薪水。至于选举村官，也难以选出真正的民意代表向官员问责，许多村主任和村支书就是同一人。

武内宏树引用政治理论说，如果有民主程序让人民可以参与决定税收如何使用的过程，人民就会更愿意缴税。市场经济需要民主的程序，来监督纳税钱如何使用，以及一旦出问题之后的行政救济和问责制度。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却因为坚持共党威权统制，合理征税的办法受到很大的限制，乃至于要放弃向农村收税。

武内宏树说，许多中国农民问他为何日本的农民土地也很少却能够富裕？武内宏树说：“日本政府必须要照顾农村，因为农村是很大的选举票仓，更重要的是日本农民协会的组织强而有力。但中国农民聚在一起即使只是讨论农业技术，也不容许成立较大的组织。”
南加州大学学者陈至洁
南加州大学学者陈至洁
南加州大学学者陈至洁(Titus Chen)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官员问责制度等议题，他以瓮安事件和毒奶事件等涉案官员最近又都获得升迁为例，指出问责制度没有真正落实。他说：“在中国纠纷解决的机制既不公正也不透明，所以大家就在里面玩游戏。你也可以说农民很聪明，他们利用正式的管道(上访、法院提告、以及选举村官)，来加强他们的合法性、声势、和组织 ，好使他们能在最后关头跟官员面对面的谈判。至于怎么谈法，只有在密室里面的人知道。”

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对农业问题都非常关注，指示要严格规范土地管理，健全农村财政，提供金融贷款，发展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在4万亿扩大内需的投资里面，有两千亿为农村发行公债，另外还要解决两千万农民工失业等问题。

温家宝并强调要特别重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合理的解决群重反映的问题 ，坚决纠正各种侵害行为，同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

关键词：中国，农村，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