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到端履门居里书屋去了解《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一书的发行情况。由我代序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出版的这本刘宾雁报告文学选集，在被禁后经过一番艰苦斗争，终于获准发行，我把12万册全部委托给这家书屋的主人李文龙，请他发往全国各地。发得很快，不过一个星期就发出了五六万册。如果不是火车站耽误，本来现在就可以发完了。离开李文龙，已经接近七点，我到不远处的一个同事家里去看新闻联播。开始了。怎么，一开始就是哀乐？是什么大人物逝世了呢？啊，胡耀邦！怎么，竟然是他？我怔住了，心房凝结，一股冷气从头到脚笼住全身，随即爆出哭声，泪流满面……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哭了，但这一夜我却止不住哭了又哭。
4月17日，星期一，我上班后什么事情也不干，迅速找来十多张凸版纸，每张一个字，写下西安第一条巨幅标语：“一代伟人胡耀邦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贴在临街的七楼阳台外面。四面八方有许多人跑来观看，群情振奋；上面却表示了不悦，担心引发什么事件。
随后几天，大家议论的话题集中在胡耀邦逝世的事情上。谁也忘不了这位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中国人民的巨大贡献，更忘不了他所受的被某些人非法赶下台的不公正待遇。
中共中央发了通告，说是4月22日举行追悼大会。我马上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说我要去参加。赵紫阳秘书吴稼祥说，你来吧。追悼会的规模是四千人，各省能够去参加的一般就是两三个人，但我是额外。21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北京。傍晚到中南海取了入场卷，然后到中直招待所住下，我就马上奔赴会计司胡同，到胡耀邦家吊唁。走进红漆剥落的低矮大门，一片阒寂。狭窄过道左侧一间小屋走出一名上尉军官，告诉我群众吊唁已经结束，现在家里人都到大会堂去安顿遗体了。我对他说，耀邦曾经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人民无限怀念他。我带来了两瓶陕西特产的西凤酒，请一定在耀邦灵前祭奠。上尉请我进到那间小屋，把这些话写到一张纸上，写完后，我把两瓶西凤酒放下，就告辞了。在附近随便吃了碗面条，我立即赶往天安门广场。从南长街走到长安大街东行，眼前的景象使我深受震撼。广场灯光很亮，到处挤满了人。纪念碑上下已经堆了好几层花圈，最上方是“民族魂”三个大字，中间是胡耀邦巨幅遗像，旁边也满是人，在大声呼喊着，也许是发表演说。我在人丛中四处走了好一阵子，发现许多地方都有人在发表演说，不由自主地心潮激荡起来。时不时看到外国记者采访群众，一个金发姑娘骑在一个小伙子脖子上摆弄着摄像机。已经是夜间十点多钟，我怕招待所关门，又想着翌日清晨就得赶到大会堂参加追悼会，就往回走。刚走到大会堂东侧的马路上，迎面碰到一大队学生，打着许多横幅，其中一条写着大字：“耀邦，我们对不起你！”我明白，这是针对1986年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而言的。现在，学生们想起当时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下曾经骂胡耀邦是汉奸，却被某些人加以利用整倒了他，后悔了。真没想到，学生队伍那么长，一队后面接着一队。我有些惊奇：已经这么晚了他们才出来游行么？为什么不早点来呢？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他们是提前一夜赶到这里来参加追悼会的。如果第二天早晨再来，那就肯定进不了场。从西长安街到西单，再到厂桥，我步行回招待所，一路上不断碰到群情激愤的学生队伍，内心十分激动。
22日清晨，我在招待所乘中办大轿车到大会堂，从西门进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但在进入东大厅追悼大会现场后，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了，似乎听到什么地方在喧嚷。特别是在赵紫阳致悼词时，我清楚地听到东门外传进来的呼喊声：“李鹏出来！李鹏下台！”只是我仍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站在最中间中直机关队伍前段，是第一批向耀邦遗体告别的，所以很快走到了东门外，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广场西半部密密麻麻坐满了大学生，估计有十多万人，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正在振臂高呼。他们的头顶飘满各种形状的旗帜、横幅和标语：“耀邦不朽”，“还我耀邦”，“民主先驱自由英雄”，以及“打倒贪官污吏”，“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新闻要讲真话”，“谁真改革我们就支持谁”，“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学生有北京的，也有西安、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沈阳、南京、杭州、长春、成都、长沙、哈尔滨等城市的。看到这情景，我就不离开了，一直站在台阶上注视事态的发展。无意间转过身，突然发现灌木丛后面布满了士兵。我向前走几步，问一个士官：“今天你们出动了多少人？”士官说：“两万。警备区一万，野战军一万。”我心里咯噔一下，惊诧莫名：开个追悼大会怎么就如临大敌，要动用这么多正规军呢？学生们进不了场，在寒夜中坐在冰冷的广场上十多小时，只是为了表达对胡耀邦的景仰和哀悼，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敌人？这是谁决定的？真令人寒心啊！而学生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是被正义驱使着，靠自己沸腾的热血抵御了初春漫漫长夜的寒冷和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饥饿，却在共和国的心脏地带被隐蔽的军人窥伺着，随时可能遭到镇压！我心里直发毛，望望以灌木丛为掩体的年轻士兵，又望望广场上和士兵差不多年纪的大学生，不能不感到极度悲哀。不一会，广场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三名大学生走出队伍，高高托举着一卷纸，到大会堂台阶前跪下，显然是要向中央领导人呈交请愿书。马上从灌木后面出动了一批士兵，在一名上校指挥下排成三道封锁线。僵持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大会堂里走出几个人，收下了请愿书，但是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出来接待。参加追悼大会的人早已散尽，只有少数和我一样坚持站在台阶上静观。学生们的最后一个愿望是等着耀邦灵车出来，送他一程。海啸似的呼声此起彼伏：“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我们要给耀邦送行！”可是，等到下午两点多钟也没有看到灵车。又过了一会，人群中才传出失望的话语：“灵车早已从西门走了！”学生们经过商议，终于开始撤离。我长出一口气：幸好没有发生冲突。然而就在这时，学生们已经成为正规军的对象，我仿佛预感到了不幸，非常不安。
当天晚上，我给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王永安打电话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王永安是西安人，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咱们西安冷娃冲击省政府了！”第二天看报纸，果然有西安和长沙等地群众为悼念胡耀邦而冲击省政府的报道。抓了人，后来听说有被判死刑的。
随后几天，我在北京不停地四处奔走或打电话，向一些知名人士约稿。我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胡耀邦纪念文集》。已经有人在写。还没动的，我一说也慨然答应了。
26日傍晚，我到南池子去看一个人大校友，校友的姐姐说起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国内政局由李鹏主持，搞得一团糟。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北京市委召开干部大会，市委书记李锡铭在会上大骂：什么精英，都成妖精了！校友的姐姐还说，各大学的学生向中央提了七条要求，重点是正确评价胡耀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但是遭到了拒绝，甚至连他们纪念胡耀邦的行动也遭到了否定，被诬为动乱，学生们发怒了，已经决定第二天举行大游行。
第二天，4月27日，我从早晨开始就守着电话机，和几个大学的朋友联系。9点多钟，北京大学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学生队伍黎明前就出发了，在黄村和其他地方遭到警察拦阻，白白消耗了几个小时，但是已经突破防线，继续前进。这个朋友还说，北师大把校门关了，学生们是翻出大门走的。我立即离开招待所，到西四直往北走，出了豁口，顺北二环向西。一路上都是大学生。到西直门，那景象壮观极了：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从北向南迤逦而行，已经布满整个西二环，看那样子，人数少说有三四十万。我大步流星往前赶，时不时停下来看看学生们的标语和横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条，我至死也不会忘记。一条是“妈妈，我没有错！”另一条是连着写在一块大木板上的邓小平的两段语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极。还有两块大广告板也很引人注目，一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另一块写着首都大学生的起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控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诬蔑爱国学生的罪行。快步走了一个多小时，赶过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到复兴门立交桥时，我才赶到了整个大队的最前面，居然是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队伍。我异常兴奋，跑到队伍前面大声说：“老校友向你们致敬！”但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因为街道两边拥挤的人群都在热烈欢呼，声浪直冲霄汉。复兴门外广播电视大厦东面和北面的窗户上也挤满了人，不停地高声欢呼。此后，我便一直在人大队伍前面开路。已经在城里了，大学生们自行布置了纠察线，防止外人混入学生队伍搅乱秩序。
游行队伍在复兴门内大街中段的一个路口受阻。一大批警察死死地封锁了整个街面，还有些警察跑来跑去，推搡两边群众。群众愤怒地大喊起来：“不许动手！”“警察打人了！”大学生们暂停前进，他们的纠察线加强了警戒，同警察和两边的群众都保持着距离，从而稳住了局势。几名学生代表出来交涉，警察不予理睬。双方僵持了大半个小时，旁观的群众实在忍不住了，一拥而上，替大学生冲开了警察的封锁线，警察无奈，只好让路。群众自觉地退回街道两侧，维护好秩序，大学生的洪流继续向前涌动。
到西单时已是下午三点。那里又有一道警察的封锁线，队伍再次停下来。但这一次时间较短，也没有发生冲突。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人山人海，围观和欢呼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警察担心把大学生堵在这里会引起混乱，所以干脆放行。
我依然走在游行队伍前面。有时太兴奋，会往前冲出五六十米；当距离太大时，我又停下来，回转身去等一会。前面是六部口，府右街，中南海，重兵把守之地，整个路面自然被堵死了。几百名警察，不仅排着横队组成严密的封锁线，而且在两边阻挡和驱赶群众，但是群众反而越来越多，几个方向都有人不断向这里挤，人行道站不下，连房顶和树上也爬满了。我目睹这景象，继续往前走，大学生们也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警察的封锁线才被迫停步。我环顾四周，看到封锁线两侧的人群中有不少外国记者和港澳台记者，正站在梯子上或骑在同伴脖子上拍照摄像。出现了一天来最严重的对峙。警察死守着，决不让路；大学生的洪流则蓄积着冲力，决不后退。气氛极度紧张，但是大学生们依然十分冷静，他们的纠察线依然严密地警戒着，防止队伍受到冲击。整个游行队伍开始齐声朗诵邓小平语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满街群众不住地喝彩鼓掌。南北两面的群众继续从六部口和府右街向前拥，还有不少人高呼：“警察让路！”“让学生们过去！”警察不高兴了，怒冲冲地推挤人群，结果造成了混乱；人群也不高兴了，怒冲冲地反而向里面拥得更凶。警察被群众裹住，各国记者们也被群众裹住。几名香港记者架的梯子被挤倒，梯子顶上那名记者跌下来，幸而被同伴扶住，便就势趴在同伴肩头继续拍摄。警察气得发疯，开始动手抓人，局面更加混乱。封锁线东面的一辆自行车被挤翻，被践踏，绊倒了不少人。大学生的队伍和封锁线保持着十多米距离，没有人介入混乱状态，我却被挤进了漩涡中心。我奋力挤向路南，从那梯子被挤倒的香港记者附近再往东挤。正当我在人群中突破封锁线，挤到十字路口东面时，我的手突然被警察抓住，我的西服后襟也被扯住。我奋力挣出自己被抓的手，借助周围群众拥挤的力量，摆脱了当下被捕的厄运，但是我的西服后襟却被扯破，一直裂到腋下。我在人群中继续往前挤，总算胜利突围，挤到封锁线以东二十米处，那已经是人群外围，离新华门不远了。大学生的游行队伍还被隔断在西面，我暂时不能等待，和一小群人继续向东挺进。蓦然抬头，发现正对新华门的树上坐着一名外国记者，竟然是五天前就在这树上坐过的那位，似乎这树已经被他包下了。
走到人民大会堂西北角时，我扭头一看，发现大会堂西面的树丛里又有士兵在走动，但是无法弄清埋伏了多少。再向东看，只见几十辆满载士兵的卡车穿梭般开到天安门前靠街道南侧停下了，是从正阳门方向沿着历史博物馆西门前面那条路开过来的，后面的几十辆车就停在那条路上，和前面几十辆形成一个直角，布成了一个威武的战阵。我愤怒地冲过去，对着最前面几辆车的士兵高喊：“不许镇压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军队不打老百姓！”车上的士兵默不作声，那些穿军装的孩子，有的低下头，有的红了脸；一名坐在驾驶室的少尉军官也低下了头。我继续对他们喊着，一辆车一辆车地喊过去，一直喊到天安门东侧；和我一起冲过来的一小群人也跟着喊。这时，远处的游行队伍已经突破六部口封锁线，通过新华门，正在浩浩荡荡地逼近南长街封锁线。出我意料的是，南长街封锁线只做了个样子，游行队伍一到，上百名警察就自动撤到两旁，让开了道。我想，这大概是个计谋，有意放学生们过来，让他们陷入天安门广场正规军的包围圈。我急了，打算立即跑回去对学生们说：千万别进广场，以免被动；应该一直朝东走，从西长安街走向东长安街，走向建国门。只要走过去，就是胜利！我真担心在我赶到他们面前时队伍已经拐进广场，但是，大学生们头脑不比我差，我的校友，中国人民大学的新一代大学生，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几十万大学生的开路先锋，不等我去建议，就径直向东挺进了。我长长出了口气，停下来迎接他们。
通过天安门后，就再也没有警察和军人的封锁线或防御线了。警察也罢，军人也罢，他们要防止和抵御的，只是某些统治者所担心的“暴民” 冲进中南海，捣毁中华大帝国的金銮殿。既然游行队伍已经过了天安门，证明大学生们没有那种野心，那就让他们快快走完全程，回校去吧。
到建国门立交桥，已经是下午五点。我不再前进，就伫立在桥上凝望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的游行队伍，整整站了两小时，看了两小时。最北面，东二环北段的游行队伍前锋已经模糊，而西长安街游行队伍的后半部分还未过来。突然，我又看到了那条醒目的巨型标语：“妈妈，我没有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六个大字，眼眶顿时盈出了泪水。和我儿子同龄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还有你们的爸爸，你们所有的亲人，都理解你们，支持你们！
立交桥下，建国门内外，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全都站满了人。整整一天，从清晨到夜晚，从郊区到市区，沿途始终都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加起来至少有二百万。
大学生们迈着疲惫而坚毅的步伐，走向胜利的终点。他们黎明前出发，步行一百多里，不吃不喝，经历了多次冲突，冲破重重障碍，回到校园肯定是夜间十点以后了。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并没有白费。“四•二七”大游行，以辉煌的胜利告终，在1989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永存的不朽篇章。
我心中响起《艾格蒙特序曲》和《一八一二序曲》；我心中谱写着《一九八九序曲》。
这还只是第一乐章。
2006年2月19日于西安
选自《中国巴士底》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