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颜：甘地的思想及其对抗争者的启示（5）

 

摘要：甘地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做事的手段与目的的一致。他把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比喻为种子和树的关系：没有善与爱的手段，就达不到善与爱的目的。如果抗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君子的社会，那么抗争的手段就该是“君子之战”。这可以体现在甘地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中：“作你想要世界作出的改变。” 因此他把不伤害原则不只当作是发生冲突时临时抓起来的一件武器，而是当作每日的生活方式，对家人、对同工都尽力遵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工作的着眼点不是在大尺度的政权权力运作的层面，而是在个人的层面。个人发生改变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改变，适合于这种关系的权力结构也自然会随之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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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甘地对印度独立问题的理解

在甘地看来，印度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被外国人统治，而是印度人缺乏自立和自政府的素质。这从他对凯达农民抗争运动 (Kheda Peasant Satyagraha) 的反思可以看出：

“主要的问题是帮助农民们消除恐惧感，让他们意识到官员不是大众的主人，而是大众的仆人，因为官员们的工资收入来自于纳税人。但是让他们在消除了恐惧感时又保持心态温和则太难了。一旦他们不再害怕那些官员，谁能阻止他们对侮辱他们的人以牙还牙？而他们一旦起了恶意，他们就瓦解了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力量，就像给牛奶中加了一滴砒霜。那时我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未能学会心态温和的一课。我的经历告诉我，温和是非暴力抗争运动中最难的成分。温和不只是意味着表面上的平和有礼，而是内心深处的安宁及对对手的良好愿望。” 【40】

出于这样的考虑，甘地并不急于以最快的步伐推进独立运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国大党的主流意见有不小的分歧。在甘地看来，英国人统治的不公只是印度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公之中的一种；印度人要想达到自治 (swaraj)，他们首先需要消除自己对同胞的不公：对“贱民”的歧视、对妇女的歧视、穷人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的敌意等。国大党眼中的印度独立则简洁明确：将英国人把持的政府替换为本党把持的政府。

甘地研究学者Judith Brown对甘地和国大党的关系有精当的概括：
“虽然印度国大党在1920年投票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计划，标志着甘地在国大党内确立了一种独特的领导地位，但从那时直到他被刺的1948年，他在国大党中和在整个独立运动中的角色一直都处于一种难以清晰定义的状态。党内的许多人不赞同他的新印度的蓝图，也把非暴力运动看成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下有用的一个暂时性工具，而不是植根于每日生活之中的一种永久的理念，所以国大党在多数时候的策略都是在已有的政治框架之内运作、与帝国立法机构合作、利用手中的各种政治权力相机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只有在英国政府的政策使得这一套办法行不通的一些时候他们才正式采用非暴力抗争的方式，主要是在1920-2，1930-4 和 1942年的大型运动中。”【41】

在印度正式独立前后，殖民政府的日渐式微和最后撤走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惨烈暴力冲突，这证实了甘地的预见。弱势群体看起来可能弱如羔羊，心中却可能藏有砒霜之毒，在得到机会时就会施用出来。

种族仇杀让甘地痛心疾首。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独立的那一天，他不在首都德里参加庆典，也拒绝了印度政府特使请他为全国作广播致词的要求。“他宁愿留在加尔各答。这座自从一年前的‘加尔各答大屠杀’到现在一刻没有停止过流血的伤痕累累的城市需要他的疗愈。”【42】

 

2.4 对后世抗争者的启示

 

甘地面临的挑战与中国民主运动支持者面临的挑战有许多相似之处：矛盾的一方是强大的政权权力，另一方是自立素质低下、懦弱而有潜在暴力倾向的国民。不同之处是，中共政权的凶狠程度比印度殖民政府要多许多倍，而中国人对政权的恐惧程度及潜在暴力倾向比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人也要多许多倍。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自由意见空间要比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人小很多，因此中国社会中公民组织的成熟程度比殖民地印度也差很多。一个例子是，在殖民时期，印度国大党一直都有合法或半合法的身份，印度人也有部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东西当代的中国人都没有。这些都意味着，对于当代中国这只巨大无比的恐龙而言，除了中共以外并没有支撑起她的另一副骨架。假如中共政权在不远的将来出于某种原因忽然垮台 – 许多人都在翘首以盼那一天的到来 – 它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将导致比独立前后的印度还要惨烈得多的流血冲突。如果把中国上一次改朝换代的起始点定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开始，终点定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有一亿多人死于战乱、饥荒和迫害。没有多少理由期待中国下一次改朝换代时暴力会少一些。

在甘地思想的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或许是马丁路德金博士。金博士年轻时苦苦寻找救黑人同胞于歧视和贫困之中的方略而不得其门，直到在神学院时甘地的著作让他豁然开朗。“我在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中、在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手段中、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在卢梭的“回到自然”的乐观态度中、在尼采的超人哲学中未能获得的智力和精神上的满足，在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哲学中找到了。”【43】

金博士观察到：“过去的革命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希望和仇恨：对造成社会不公的统治者的仇恨筑起了革命者的希望。”【44】这句话可以准确地概括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血流成河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每一次都是大众的仇恨的发酵、聚集、爆发，在此基础上构筑起当前政权倒台之后就是黄金世界的梦想。

中国是有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专制社会。这样的文化把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深处都打上专制的烙印。每个人都在他/她的权力范围之内行使着皇帝式的专制，同时做着两个皇帝梦：一个是个人的皇帝梦：自己升到权力结构的更高处，对更多的人行使专制；一个是国家的皇帝梦：将中国重新送上四方蛮夷叩首来朝的天朝帝国大位。当今的中共政权正是这种国民价值观的自然产物。中共喜欢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话不假。

在当代，许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希望中国能走向另一条路：一个社会成员享有充分自由的民主政体。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中共政权是中国通向这个美好理想之路上的唯一的绊脚石。只要打倒了这个凶恶的敌人，中国就一步跨入了理想世界。但现实是他们太弱小，敌人太强大。他们每日生活在如此的挫折感之中，以至于大洋彼岸的一个对中共喊打喊杀的强权政治人物横空出世时，他们如见到救星般如痴如醉，而他的下台之日仿佛成了他们的世界末日。这些人的见解与甘地1909年在伦敦见到的想要以暗杀活动来给印度带来独立的那些年轻人的见解相差无几。

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通向民主自由之路上的唯一的绊脚石。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权力欲比个人的自由和政体的民主排在高得多的地位。民主和自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中国人想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西方人的民主体制和个人自由或许对一些中国人有表面上的吸引力，但这些东西在中国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中国人放下自己的皇帝梦。这在当代人有生之年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才是中国通向民主自由之路上的更大的绊脚石。

被权力欲充满的革命者的思维习惯是把人群分为“我们”和“他们”，然后“我们”就有了对“他们”喊打喊杀的道义制高点。但是，中共政权和它的挑战者们同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自然产物，同样权欲熏心、做着同样的皇帝梦、同样欲把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中共政权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中共官员的恶只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作恶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挑战中共，就是挑战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文化，也就是挑战我们自己。如果不把抗争运动的着眼点从“他们”那里转到“我们”这里，在中共暴政垮台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个暴政。

甘地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做事的手段与目的的一致。他把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比喻为种子和树的关系：没有善与爱的手段，就达不到善与爱的目的。如果希望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由善意来运行、不同的意见和信仰可以被容纳、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那么在当下的生活中就要执行这些原则。如果抗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君子的社会，那么抗争的手段就该是“君子之战”。这可以体现在甘地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中：“作你想要世界作出的改变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 因此他把不伤害原则不只当作是发生冲突时临时抓起来的一件武器，而是当作每日的生活方式，对家人、对同工都尽力遵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工作的着眼点不是在大尺度的政权权力运作的层面，而是在个人的层面。个人发生改变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改变，适合于这种关系的权力结构也自然会随之发生改变。

具体来说，甘地采用的工作方式是：

（1）从小事做起，在小事中探索真理、启发大众；用最小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做最多的事。

（2）对事不对人。努力纠正社会中的不公之事，但对对手抱有最大程度的善意，也给对手留出选择善意的余地。

（3）坚持事实和真理，避免它们被虚荣心和权力欲污染，即使这样的方式会冷却抗争者们的热情、拖延抗争运动的进程。

这些都是听不见响声的工作，也与大多数“革命家”的兴趣点背道而驰。愿意做这些事的人寥寥无几，如甘地早就注意到的那样。但这些工作也是提高中国人的自尊自立精神和民主素质的绕不过去的工作。

革命歌曲中唱的“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是幼稚的想法。光明不是等来的、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不是某个伟大领袖大手一挥便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光明也不是从外边照进来的，而是在“作你想要世界作出的改变”时从自己的心里照出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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