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日，正是由于20年前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震惊中外的1989年学生运动。纪念胡耀邦和纪念六四是紧密关联的。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主张政治改革的开明领袖，但也正是由于他的开明，成为中共党内顽固极左派的斗争对象。1987年中共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被迫下台。但是，围绕着胡耀邦问题的争论，不仅党内在进行，在党外，在社会，甚至在学校，人们心目中的胡耀邦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胡耀邦在位时，勇于否定毛泽东下过定论的错误，为全国右派平反，为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平反，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爱戴。
虽然都知道胡耀邦对胡锦涛有提携之恩，但从胡锦涛身上看不到任何胡耀邦的影子。今年胡耀邦的忌日，官方一片平静，没有任何纪念。但是在网络，在海外，甚至在中共党内部分高干，纪念胡耀邦颇有声有色。要求彻底平反胡耀邦，其实同时也是要求彻底平反六四。中共当局不敢触动六四这根弦，当然也不敢触动胡耀邦这根弦，因为这两根弦其实是一根弦。
胡耀邦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如同另一位中共开明领袖赵紫阳，但是历史的看问题，他的道德和人格魅力都不容置疑；反观现实，经过20年，中共已经演变成一个权贵党，中共彻底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也正因为如此，民众和中共党内进步力量更加怀念胡耀邦。没有人希望中共一党专制千秋万代，人们希望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
\”平反六四\”的\”平反\”一词，也许不恰当，但它已成为习惯用语。六四并非用\”平反\”能解决的。
●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相关报道
▲美国之音（VOA）4月12日报道：中共老人呼吁平反胡耀邦之文出书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日。12位中共政坛老人撰写的呼吁为胡耀邦彻底平反的文章被汇集成书。他们建议，就像当年胡耀邦推进社会改革首先从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开始，今后就要从纠正邓小平时期的一系列错误开始，先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开始，以后逐渐平反六四。
这12位中共政坛老人有原中顾委委员李锐、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谢韬、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钟沛璋、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陵等人。他们纷纷撰文呼吁为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彻底平反。
这些文章被汇集成书，将在香港出版题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
*李锐：历届领导人中最得人心*
90多岁的李锐老人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第四期上，题为《向胡耀邦学习》。李锐在这篇为张黎群等人编着的《胡耀邦传》一书作序的文章中说，\”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最得人心的是胡耀邦\”。
*良心委屈怀念*
李锐说，胡耀邦的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党外民众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张同新说，尽管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20年前是病故的，但是，很多人认为他受了委屈，正因为如此，每逢胡耀邦的生日与忌日，人们都会深切怀念这位为推动中国改革大局起到先锋作用，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导人。
\”越是改革开放，越是中国民主进程向前发展，人们越想到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同志身担党中央领导的重任，他所做出的努力。\”
*胡绩伟：胡邓之争*
同样已经90多岁的胡绩伟曾经担任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他在《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专制垄断？》的纪念文章中说，胡耀邦和邓小平代表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两人之间长达十年的斗争，首先表现在思想言论方面。胡耀邦坚持思想理论研究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而邓小平却在意识形态方面搞专制垄断。他们的斗争同样表现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政策上。
胡绩伟建议，先从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开始，以后逐渐平反六四。他认为，如果说，当年胡耀邦推进社会改革首先从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开始的话，那么今后要从纠正邓小平时期的一系列错误开始。
*评一胡而动全局*
中国近代史学者、《炎黄春秋》撰稿人章立凡说，20年前胡耀邦刚刚逝世时，他参加了一个《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组织的座谈会，现在提及的一些政坛老人当时也在座。20年过去了，不少当年的与会者已经谢世，但是这个后来被定性为\”制造动乱\”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对改革的要求，对腐败的不满等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问题越来越尖锐，对历史的遮蔽也越来越严重。
章立凡说，胡耀邦现在是中共硕果仅存的领袖楷模之一。在胡耀邦逝世前，他本人也曾经表示希望对他的问题有一个结论，但是对他的历史评价却没有一个明确说法，结论至今没有做出。章立凡认为，其原因是当局担心，给胡耀邦定性会涉及其他问题。
章立凡：\”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六四事件和对赵紫阳的评价，这都是连带着的，所有这一动可能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对胡耀邦的问题就迟迟没有一个历史的评价。\”
*章立凡：现体制缺乏胡耀邦*
12位中共政坛老人为给胡耀邦平反发出的呼吁是否能够得到当局的回应呢？章立凡表示悲观。他说，当局方面不乏明白人，知道邓小平时代很多问题处理错了，包括六四事件，但是，他们当中缺乏一位像胡耀邦那样有胆识，有魄力，有远见，有勇气站出来敢于承担的领导人。
章立凡：\”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干部。胡耀邦这一代人是有革命理想，从实践斗争中产生的领袖，这种人从这个体制中已经很难产生出来了，因为很多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人在进入这个体制机器之前就被筛选掉了，能够进入这个体制的可能也是凤毛麟角。\”
章立凡说，如果一个执政党只想维护自身利益，一切求稳唯稳，而不是主动地对历史、对现实有所担当，果断采取改革措施，那么中国的前景恐怕会比20年前更加不令人乐观。
▲美国之音（VOA）4月13日报道：前高干鲍彤谈平反胡耀邦：人同此心
4月15日是遭到整肃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一批中共老干部、老党员要出书，呼吁为胡耀邦平反。因六四而坐牢的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给胡耀邦平反，\”人同此心\”。书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主要是为了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更了解胡耀邦。
20年前的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他的死引发了89年的学潮。这个曾有百万公民参与的学潮，在6月4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嘎然而止\”。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生于湖南浏阳农民家庭，14岁加入共青团，经过长征。打倒\”四人帮\”、党内一把手华国峰下台后当上总书记。他在邓小平支持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支持改革开放，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1987年，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决定将胡耀邦撤下来，换赵紫阳担任总书记。赵紫阳在89年镇压民运之后遭到软禁并在5年前病逝北京。
曾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李锐等12个中共老干部、理论工作者要在香港出书，呼吁平反胡耀邦、赵紫阳。亚洲周刊说，这12位作者是毛泽东秘书、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原人大常委、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谢韬、原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原中宣部新闻局长钟沛璋、中央党校教授杜光、社科院研究员张显扬、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陵、中央统战部研究员林京耀、外交部老干部宋以敏、原江苏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家典、原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
*鲍彤：胡耀邦业绩影响深远深刻*
因六四被判刑7年并坐牢7年的赵紫阳前秘书鲍彤说，他不知道这些老干部出书的事情，但他知道，呼吁平反胡耀邦是\”人同此心\”：\”这事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人同此心，人同此心。胡耀邦总书记所做的事情，将永远留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心中。中国是个特殊国家，中国的大量产品\’冤假错案\’，连这个\’冤假错案\’的字，都是中国的特产，都是胡耀邦总书记创造的。\”
鲍彤说，70年代末，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预、过问、组织和间接影响下，在中国平反了几百万个冤假错案。这个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使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得到平反，而且打开了中国的思路–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制度进行反思。这是极大的思想解放，胡耀邦的业绩，在中国影响深远，非常深刻。
*循组织内部程序要求平反胡耀邦碰壁*
星期一的明报援引中共资深理论家吴江的话说，像这样发表文章\”反而对平反胡耀邦没有一点好处，除非正式向组织提出平反胡耀邦\”。针对这种观点，赵紫阳时期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说，这种通过内部渠道和组织程序平反胡耀邦、赵紫阳的想法是\”此路不通\”：
他说：\”据我所知，李锐先生不是没有在党内提过，他提了不知多少次。其他的人，也不止一个两个提过类似的意见，也不知道提了多少次。这么多人，在党内提了不知道多少次，根据组织原则提出要求，被考虑了没有？\”
鲍彤说，循组织渠道，悄悄地说，小声地说，谁也听不到，谁也解决不了。20年也解决不了。既然无法解决，为何不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按照宪法的性质，由人民来发表意见，来推断社会进步。鲍彤说，看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它是否合法？是否进步？是否合理？
他说\”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乃至整个中共进步的事情，也都是不能做的，那么，我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
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是这个名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十二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的作者之一。他说，吴江的观点有一些道理，但解决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两方面的运作，都很需要。如果说正式提出要求，恐怕也起不了作用。\”
杜光说，写文章出书，主要目的是推动领导机构能为胡耀邦平反，给其应得的历史评价，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另外，是要广泛介绍胡耀邦，让民间\”记得胡耀邦\”：\”因为现在青年一代，很多人对胡耀邦不了解。由于舆论导向蓄意抹杀胡耀邦的结果，很多人对胡耀邦非常陌生，对于他的思想，他的贡献，毫不了解。\”
中央党校的老教授杜光说，胡耀邦有许多贡献，都算在了邓小平的账下，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杜光说，12个老干部出这本书，一方面希望执政当局能看到这些老党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向广大群众，向民间宣传胡耀邦，纪念胡耀邦，使民间不至于把胡耀邦给遗忘了。
香港出版这本书的晨钟书局决定星期二(4月14日)召开记者会，提前举行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
▲明报4月14日报道：胡耀邦家人赴江西致祭，网上悼念遭封杀
明天（15日）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北京高层对此事异常低调，并无纪念活动，一些网上的悼念活动亦遭到封杀。据本报获悉，包括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内的胡耀邦家人昨日启程前往江西省北部\”共青城\”胡耀邦墓地准备祭奠，但他们行事低调，不愿接受采访。
网上悼念遭封杀
1989年4月15日，深受国人爱戴的胡耀邦逝世，引发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争取民主而遭镇压的\”六四事件\”。由于这缘故，胡耀邦的忌日亦成为中共政治禁忌，即使2005年中央曾高调纪念胡耀邦的卓越贡献，也是选在11月18日胡耀邦冥诞90周年时。
胡耀邦墓地所在的\”共青城\”，位于赣北庐山附近德安县。曾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生前曾两次亲临共青城，并在1984年底以中共总书记身分亲自题写\”共青城\”名称。他逝世后，夫人李昭透露丈夫生前遗愿，\”我死之后，埋在青山绿水间，就是共青城。\”1990年1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胡耀邦亲属，在当地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
胡耀邦夫人李昭，现年88岁，他们育有3子1女。长子胡德平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次子刘湖，因年幼时被寄养在同乡刘家而改姓刘，曾任华润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曾在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后辞职自创金融服务公司；幼女从母姓叫李恒，又名满妹，在北京一家外国药业公司任职。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14日报道：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夕当局封杀六四及胡耀邦相关文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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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照：关于六四及胡耀邦相关文章帖子被封杀
今年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日，据香港明报星期二的报导，北京高层对此事异常低调，并无纪念活动，一些网上的悼念活动亦遭到封杀。报导说，包括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内的胡耀邦家人星期一启程前往江西省北部\”共青城\”胡耀邦墓地准备祭奠，但他们行事低调，不愿接受采访。
本台记者星期二上网时发现，虽然中国国内网站上已经不再将胡耀邦视为敏感词，但有关胡耀邦和\”六四\”在一起的消息仍然无法在网站上看到，即使能够看到相关帖子，却也只剩标题而无法读取内容。例如记者在四川麻辣论坛网站上便看到有李锐、胡绩伟等12位老人呼吁中共为胡耀邦赵紫阳彻底平反的帖子但已遭删除。中国维权网主编秋风向本台表示：\”如果是有关六四的文章，你一发马上就会被封杀，很多新闻网上你去发有关六四的留言都无法发出去，我们网也曾转发过有关胡耀邦的文章，因为里面未涉及六四，所以不会有问题。\”
胡耀邦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共党内少见的开明派领导人、改革派领袖，当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北京各界民众自发悼念，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献花吊祭，北京高校学生并持续在广场示威游行，随后引发中共高层派系斗争，进而演变成为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由于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因纪念胡耀邦而开始，所以在\”六四\”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他都被当局视为敏感人物，媒体上很难看到有关胡耀邦的消息。而2005年11月18日北京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以后，有关胡耀邦的消息便不再敏感。然而，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当局封杀了胡耀邦与六四在一起的帖子，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刘逸明对此表示：\”有很多网站上，有关胡耀邦和六四的帖子都被删掉了，完全就看不到，我认为他们封杀有关胡耀邦的消息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封杀有关六四的消息，当局希望中国民众在六四20周年之前不要接触有关六四的敏感资讯。\”
公民监政会发起人郭永丰表示：\”他们封杀有关六四的消息，正说明这个政权是外强中干，表面上很强大。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因此，我认为，他们对六四也好，对胡耀邦也好，进行封杀并不出乎意料。\”
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夕，李锐、胡绩伟等12位老共产党人在香港联名出书，呼吁中共为胡耀邦彻底平反，再为赵紫阳平反，以后逐渐平反\”六四\”。
▲美国之音（VOA）4月15日报道：中共老人纪念胡耀邦新书在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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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老人纪念胡耀邦新书在港发布
12位中共政坛老人香港出版新书，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缅怀胡耀邦的历史功绩，提醒民众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4月15日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来临前夕，李锐、胡绩伟、谢韬等12位原系胡耀邦老战友、老部下的中共政坛老人合作撰写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计划15号在香港上市。
这12位老人当年都与胡耀邦有过密切的工作联系或私人接触，也是胡耀邦改革主张和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行人。这本书记录了这一群中共党内民主派、改革派人士希望全面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认真思考及殷切之情。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蒙浪在新书发布记者会上说，对20年前去世的一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来自民间和中共民主派的公开纪念，在20年后的今天，竟依然无法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进行，而不得不转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方能得以完成，此现象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奇特而又\”诡秘\”的景观，发人深省，令人感慨，也给\”六四\”20周年前夕敏感而微妙的中国政治形势发展提供了新的观察点。
蒙浪说：\”在中国社会走向开放，走向政治要更民主，社会要更进步的阶段，执政当局竟不允许他自己的百姓，或者前官员去悼念，去纪念自己的一位前领导人，不管怎样，这都不是一种和谐社会建设应该有的状况。\”
*程翔：胡耀邦下台国家损失巨大*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在介绍新书时说，书中有关胡耀邦对西藏工作的政策阐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程翔说，胡耀邦在西藏工作期间认真听取藏人诉求，主动检讨中共的西藏政策，并就中共有关的政策失误向藏人道歉，这种态度让在印度流亡的达赖喇嘛感到鼓舞：\”达赖喇嘛罕见地在中共12大的时候，发贺电给胡耀邦。他看到他(胡耀邦)向西藏老百姓道歉，愿意承认错误，而且只要三个权。他说，这人有诚意，他被他(胡耀邦)的诚意所感动，愿意跟他见面。\”
新书援引达赖喇嘛后来在媒体采访中的话说，如果胡耀邦推行的政策能够彻底执行，现在就没有西藏问题了。
在对台工作问题上，胡耀邦同样展示出开阔的胸襟和政策灵活性。程翔说，胡耀邦当年在接受媒体人陆铿采访中就说，只要台湾同意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名称、国号、国徽都可以改，这在当时对两岸关系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如果胡耀邦的政策能够彻底执行，那么西藏与台湾问题后来就会减少很多麻烦。
程翔说，由此可见，打倒胡耀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别光看是一个胡耀邦给打下去。随着胡耀邦的倒台，我们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困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我们损失的是一个开明的、包容的、心胸比较广阔的领导人，这个损失就比较大。\”
蒙浪说，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醒全体中国人都来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也是12位中共政坛老人在书中发出的诉求。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15日报道：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港面世中共老人执笔反思政改
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在香港出版，并在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忌日当天正式发售。参与了出版筹备工作的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协作委员会周二召开新书发布记者会。
著名记者、时事评论员程翔担任嘉宾引介该书，用他当年任驻京记者多年的体验和观察，回顾了包括书中提到的一些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的事迹和贡献，如宽容的民族政策、对外关系的拨乱反正、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等主张，他说，胡耀邦下台是中国的损失：\”用我亲身经验来看胡耀邦的政策，我的确非常敬佩这个人。打倒胡耀邦我们中国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当年如果制度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宽容，心胸和眼光更远大的领导人的话，现在看来很困难的政治问题也许就可以解决。现在台湾还没有回归、西藏问题还成为一个很大的包袱、更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了。\”
该书结集了李锐、胡绩伟、谢韬、杜光等12位中共政坛民主派老人的文章，通过记述、追忆胡耀邦当年政策和功绩的同时，也注入了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和展望。
该书的编辑和策划者也希望通过缅怀胡耀邦，再度唤回八九民主运动的记忆，呼吁中共正视历史、平反六四，独立中文笔会协调人孟浪在会上说：\”我们这本书能够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在香港出版，读者能够翻开这本书，能够记起二十年前这段历史，对过去有所审视有所清理。也希望通过对胡耀邦的纪念展望未来，希望中国通过政治文明的建设真正为世界接受。\”
程翔会后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当局希望民众集体失忆的二十年前那段历史，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去保存：\”这二十年来，有人要求我们全部失忆。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努力，不要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埋没。\”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七年在所谓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党内以非程序方式下台，1989年逝世更引发了学运，令他的名字一度为执政党忌讳，直到2005年他九十岁冥诞官方才首次举行纪念活动，虽然有吴官正，曾庆红及温家宝三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但在大陆媒体上的报道极其低调，而众多中共党内自由派老人被剔出邀请名单，当时集结了他们文章的《炎黄春秋》杂志胡耀邦纪念专刊遭当局禁止出版。对于此次他们再度撰文集结在香港出版的影响力，独立中文笔会协调人孟浪表示乐观：\”这本书的十二位作者，一位是共产党员，一位是前中共党员，是他们自己人写的，我觉得大陆所有人应该能够正常看到，但是目前看来还不能，当然这很遗憾。但我想通过媒体通过网络，以及众多的大陆自由行，想看的人还是能够看到的，对此我很乐观。\”
▲苹果日报4月15日报道：胡耀邦逝世20周年，八九、六四何处招魂？
20年来，当权者千方百计，试图掩盖这道伤口，要让这一代人遗忘，让下一代人无知。到今天，有人假理性中立之名，混淆是非；有人借发展稳定之说，开脱罪行。
但是，这道伤口从来没有痊愈，一碰，就痛。1989年的今日，胡耀邦逝世，掀起一场改变中国、改变香港的民主运动的序幕。我们从今天起推出六四20周年专版，天天见报。
我们拒绝遗忘，我们要以记忆的利刃，对抗自以为可以操控历史的强权。
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忌日，胡的遗孀及儿女们专程南下江西，到胡的骨灰安葬地九江祭拜。北京下令禁当地举行官式悼念活动，胡家惟有低调祭祀。内地民众网上悼念踊跃。为防出事，北京天安门广场从昨晚开始提早清场封闭。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指，当局忌讳这个日子，是因为当年它导致六四事件发生，\”六四是中国民主的先声，中共应还六四公道，还胡耀邦一个公道！\”
遗孀及家人今到九江陵墓拜祭
有经常观看天安门升旗礼的北京市民发现，天安门广场昨日傍晚6时许降国旗后，即开始全面清场封闭，较往日大大提早。通往广场的前门地铁站等各大出口，军装及便衣公安也明显增多，并不时对往来的市民进行检查。有消息指，由于北京已进入敏感期，当局对天安门广场的戒备开始加强，提前清场就是其中措施之一。据悉，该措施将持续到5月1日，之后才恢复到晚上10时清场，但到5月底近6月，天安门广场每日将再度提前清场。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参加中共政治局会议时，突然心脏病发，4月15日病逝北京医院，遗孀李昭拒绝将胡的骨灰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执意要选距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九江鄱阳湖湖畔共青城，作为胡入土为安之地。那是胡早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亲手扶持垦荒开发的农场。当地念胡早年支持之恩，为他修建了一个陵园，1990年12日5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亲自护送胡的骨灰到共青城安放。
守墓人员：每年总有人长跪痛哭
自此以后，位于鄱阳湖畔富华山顶的胡耀邦陵墓，便成为胡家人每年南下祭拜之地。据悉，胡的遗孀李昭及儿子胡德平、刘湖、胡德华，女儿李恒（小名满妹）等，昨已相继抵达九江，今日将会到胡的陵墓拜祭。共青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昨接受本报电话查询时证实胡家人的安排，但称他们\”只能自己搞，我们没法参加，上面也不让搞，所以没有任何（官方）活动。\”
据悉，北京下令江西省和九江市当局，禁止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时举行任何官式悼念活动，故今日胡家的祭典，不会有官方仪式，如同过往10多年低调举行。但据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江西省及九江市将派官员相陪。
胡耀邦陵园管理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接受本报电话查询时，对此大表不满，指陵园从20年前筹建至今，北京一分钱没给过，还把陵园当成敏感地，\”这对胡总书记（耀邦）太不公平，对我们共青城，太不公平！\”工作人员透露，每年胡的忌日或诞辰，总有大批民众自发前往悼念，\”这几年每年都有二、三十万人。其中不少是中央和省市领导，更多是胡耀邦当政时，获平反冤假错案的人。\”他形容，每年胡的墓前总有人长跪痛哭。
接近胡家的知情人士对本报说，自从胡耀邦在中南海被元老们\”气死\”后，胡的遗孀李昭一直心存芥蒂，不但执意将亡夫骨灰南迁远离权力中心，还拒绝当局的诸多好意。
胡耀邦对胡锦涛有提携之恩
2005年，中共决定在胡诞辰90周年时，以\”高调纪念\”方式间接为蒙冤去世16年的胡\”正名\”，总书记胡锦涛曾亲自登门，告知此消息，本想讨\”李昭大姐\”开心，不料被李一番冷言，令胡锦涛一度难堪。
2005年11月18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会纪念胡诞辰90周年，时任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曾庆红和吴官正出席，为胡逝世16年来首次，事件引起外界关注。知情者指，老胡（即胡耀邦）对小胡（胡锦涛）有提携之恩，但当局唯一这次高规格纪念活动，小胡居然缺席，亦令胡耀邦家人大为不满。
若肯定胡就要重新评价六四
中共中央党校前科研处主任、曾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任中共智囊的杜光，昨对本报指，当局忌讳胡耀邦的忌日，是因为胡的去世直接导致六四事件发生，\”如果肯定胡耀邦，就要重新评价六四，对现在的中共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指，当局的做法是鼠目寸光，\”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六四是中国民主的先声，中共应正视历史，还六四公道，还胡耀邦一个公道！\”
中共禁官方悼念胡耀邦，但禁不了民间悼念。胡耀邦网上纪念馆，近日网民纷涌。有网民指，胡耀邦和赵紫阳以中共政治家少见的品格，赢得世人的尊重，\”他们将永存于人民心中！\”也有自称是80后（即80年代出生）的年轻网民称：\”20年前我还在母亲腹中，但我以一名大学生的良知，了解和感受了20年前那场历史，我决不会忘记那一切！\”
▲美国之音（VOA）4月15日报道：北京民众心中纪念前总书记胡耀邦
4月15号是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日，官方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但是不少中国民众表示，他们没有忘记这位渐渐淡出年轻人视野的前总书记。
*胡耀邦忌日成为当局莫大忌讳*
胡耀邦的忌日在平静中度过。当局没有给这个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的共产党领导人举行官式悼念活动，只有他的家人进行了祭拜。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及儿女星期三在江西共青城拜祭了胡耀邦墓。拜祭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在场的还有中央办公厅和江西省相关负责人，但没有国家领导人和江西省主要领导人陪同。
在北京最大的书店西单图书城，能找到的有关胡耀邦的书只有两本，其中一本是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据图书界人士说，《胡耀邦传》第二卷尚未通过审查，至今难产。
*民众心中自有公道*
不过，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国民众表示，胡耀邦是一位杰出领导人，人民不会忘记他。老国企职工王先生说：\”胡耀邦也不错呀，谁腐败就抓谁嘛，说得很清楚，不管是谁。有些事有自己的看法，不是人说什么就这样，有主见。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所以我觉得他人还不错的。在这些领导人里吧，算是很优秀的一个。\”
经历过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北京居民李四认为，胡耀邦的最大功绩：\”一个是\’两个凡是\’的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大的改变，这个在知识界、在中国，应当说，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第二个让人们不能忘怀的就是他对冤假错案的平反。\”
还有人表示，他们最钦佩的是胡耀邦的人品。李四说，胡耀邦为人正派，不整人，这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有勇气、敢负责的人：\”比较有性格吧，比较敢说真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像那么官腔，被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么，就是近似于人而不是总书记那个形像，有一种亲和力吧。\”
一些普通民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胡耀邦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我知道这人，而且还挺耿直的，是吧？\”
\”知道啊，总书记呀，他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任总书记吧，还是挺好的。\”
\”我对这人印象不错，他挺敢说话的，还挺能干实事的。\”
普通人为什么怀念胡耀邦？《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以此为题进行了阐述。作者徐庆全说，只要统计一下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中，有多少是直接让普通人受惠的，就不难给出答案了。
他说，50年代被打成右派的有7、8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反右运动牵涉到3、400万人的政治生命。正是胡耀邦让这些人\”翻身得解放\”。徐庆全说，他就是从被平反的长辈人口中听到胡耀邦这个名字的。
一些民众对胡耀邦1987年被中共党内老人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由赶下台感到愤愤不平。
他们说：
\”嗨，我觉得不太公平。咱老百姓不怕。我觉得不太公平。\”
\”大家当然最不平的就是说他的下台和去世。如果一个总书记都这样不清不白的，那这个体制真地让人看不到什么希望。\”
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由于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他的去世引发大规模悼念活动，后来演变成以学生为主的争取民主的政治运动。
*80后基本不知胡耀邦何许人也*
但是20年后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胡耀邦为何许人也：
\”不太记得，那时候还小呢。\”
\”我知道的就是邓小平，然后江泽民，到胡锦涛，但之前的话，就不太清楚了。\”
尽管如此，胡耀邦的忌日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日子。法新社星期三的报导说，中国异议人士齐志勇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被警方拘留。报导说，齐志勇在1989年的六四镇压中失去了一条腿，他被拘留跟胡耀邦的忌日有关。
一位北京知识分子告诉记者，他们几个朋友本想在4月15号聚一聚，但是为了避免在敏感时期惹麻烦后来放弃了聚会的想法。不过他补充说，公道自在人心。
▲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15日报道：胡耀邦去世20周年北京\”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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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北京民众自发纪念这位开明派领导人。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20周年纪念日，中国没有任何官方的纪念活动。
普遍认为这个日子对北京而言是包括\”六四\”天安门广场武力镇压20周年纪念日在内的一段高度敏感时期的开端。
据报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值此敏感时刻受到警方监视或被扣押。
同时，香港大学学生会开始就六四动议举行投票。动议如获通过，将成为港大学生会的永久立场。
动议部分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平凡八九民运，并就六四屠城负责任\”。
导火索
胡耀邦当年试图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但他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指\”软弱不力\”而被迫辞职，激起民愤。
两年后的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为触发民众情绪爆发的导火索，大规模的民众自发纪念活动逐渐发展成反腐反贪、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最后以当局动用军警开枪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而告终。
《炎黄春秋》杂志总编吴思接受本台BBC采访时说，他认为胡耀邦是\”壮志未酬\”。如果当时胡耀邦的政改主张得以实施，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气氛将比现在好得多。
也有意见认为，胡耀邦毕竟是是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开明派，他在中国政治史上有重要地位。不过，现在关于中国民主和政治开放的诉求已经触及一党专政的核心问题。
本台BBC在北京的记者夏昆汀说，中国官方认为\”六四\”是反革命动乱，而如果政局不稳，中国就无法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
在胡耀邦去世20周年之际，据报有不同政见人士被中共当局监视和被带走。
法新社说，52岁的北京维权人士、\”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在周三（15日）上午被北京警方带走。
法新社还说，异见作家江棋生在家乡江苏受到公安的严密监视。
江棋生表示，监视他的公安随时随地都守在他的门口，不管他到哪里，公安都尾随而至。
校园风波
现在，香港或许是中国唯一一个还能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
香港几个大学校园舆论在\”六四\”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部分学生希望保持纪念\”六四\”的传统，有部分学生认为对北京当局的批评应该有所缓和。
香港大学学生会正就有关动议举行为期三天的全体投票；该校学生会长陈一谔因为对当年学生领袖有批评言论而面临罢免。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一本有关\”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小册子的计划最初受阻，因为该校部分学生认为\”六四\”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在香港八所大学的学生就他们所称的压制言论自由的行动提出批评后，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动议获得通过。
▲德国之声4月15日采访报道：胡平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团派出身的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之后，实施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1986年，曾被邓小平一度定为第一接班人的胡耀邦因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在北京去世，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最后演变成了1989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德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政治学者《北京之春》总编胡平。
德国之声：胡平先生，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20年前胡耀邦的逝世以及随后展开的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引发了后来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常年关注中国政治的海外学者，您认为胡耀邦的死当时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民间的反响呢？
胡平：应该说胡耀邦去世引发八九运动的情况和1976年周恩来去世引发四五运动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之前民间已经酝酿了一种很大的能量，对现实越发的不满。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80年代，对思想解放，对自由民主的呼声都很高。尤其是在年轻的大学生中间，他们有一种很强的冲动，要求表达他们的愿望。但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的一个国家，常常是通过一些突发事件，一些偶然事件给大家提供一个信号，然后使大家能够不约而同的采取主动行动。那么我想胡耀邦去世正好起到了这样一个信号的作用。因为胡耀邦本来在党的中共领导人中间就是以开明着称，而他最后被迫辞职呢，给他安的罪名是\”反自由化不力\”，而这一点是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年轻的学生所不能接受的。因此胡耀邦一去世，大家尤其都感到这一点，把民间的激情在同样一个时刻都表达出来了。这就有了后来以悼念胡耀邦为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
德国之声：在胡耀邦的问题上，共产党似乎是非常的矛盾，他好像既不是像赵紫阳那样的一个禁忌话题，比如说4年前也就是05年的11月20号。中国官方曾经举行过大规模的活动，纪念胡耀邦冥诞100周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官方的媒体几乎很少提到胡耀邦，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呢？
胡平：当然由于胡耀邦作为前共产党的总书记，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高的威信，而且特别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呢，他对所谓共产党的拨乱反正啊，平反冤假错案啊，包括解放老干部方面都做了很多贡献。所以这些方面共产党他自己也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而下的台。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中共的一个禁忌。不过他和赵紫阳不同，赵紫阳的下台明显是和他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学生这件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赵紫阳这个名字就成了一个符号，就使人马上联想到6。4镇压对不对的问题。所以中共对赵紫阳这个名誉就采取了一种更严厉的封锁和打压态度。对胡耀邦还是做的会比较低调，主要是不愿意把胡耀邦的问题变成一个热门的话题，从胡耀邦身上引出更多的争论。所以，我想这是官方对胡耀邦采取的一种态度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了对胡耀邦的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来有很多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的发表文章，要求为胡耀邦平反。这些人当中包括比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人民日报》以前的主编胡绩伟。您认为共产党有没有可能会在近期内给胡耀邦平反呢？
胡平：我觉得在短期内几乎是没有可能，事实上我想，像李锐和胡绩伟他们如果觉得目前的中共执政者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意图，他们恐怕倒没有必要发表这种公开的呼吁了。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这种意图，所以他们才发表公开的呼吁，一来是要推动，另外呢也是要表达自己的一种看法。当然用\”平反\”这个词并不是很淮确的，因为倒没有把胡耀邦打成什么反革命啊，反党集团，错误路线等，没有扣这些帽子。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对一个人的评价还是要见仁见智，也不可能要求大家看法都一致才行。问题就是呢，我想这些老人把胡耀邦`的问题提出来呢，事实上就是想从胡耀邦这个问题上提到整个政治改革的问题，提到在前很长一段时间都视为禁忌的一些问题，希望那些问题能够有个开放的讨论。那么这样当然也就关系到对整个八九民运的评价问题，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意图。正因为如此呢，从现在来说我觉得中共执政集团呢还不会这么做。
德国之声：一方面是官方媒体对胡耀邦的问题保持缄默。另一方面呢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强调86年的时候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的正确性。一是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后来对6。4的镇压活动也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后来的高速增长，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胡平：事实上现在您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就是极大的讽刺。因为共产党过去是靠搞共产起家的，你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共开始经济改革以来，那么这个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趋向的改革，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就是要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你给别人动不动就扣上罪名，说别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你就在当资产阶级，你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凭什么还给别人扣这个罪名呢？！所以这个罪名现在就已经变得非常的滑稽可笑。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那些为数几千的，三千多人的所谓的亿万富翁中间，共产党高官他们的家庭占90%以上。那么现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等于就是一个大的董事会。现在他要拿这个东西扣别人的罪名就非常的荒唐可笑。如果这些罪名你放在毛时代，尽管依然是错误的，至少在毛泽东那里前后还是一致的，没有自相矛盾。而放到邓时代，放到今天的时代那完全是自相矛盾的问题。其实这恰恰就是共产党改革面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你原来以革命的名义，用及其残暴的手段消灭了整整一代的有产者，把所有的资产包括农民的被分的那点土地全部收回来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你发现这种社会主义搞不通，搞不好，要进行改革，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所有全民的公产首先变成你中共官员自己的私产。那么这种做法完全就是伤天害理，完全是前后矛盾的。
所以你现在从网上看到很多文章对这种情况的一种讽刺。共产党动不动就说是他是几千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但是人家当时闹革命就是要建立一个消灭地主资产家这么一个政权。而你现在又把这个事儿给倒回去了。实际上你后面的改革已纪否定了你前面的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当民间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起来的时候，像胡耀邦赵紫阳这种的领导人不可能去镇压，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我凭什么镇压别人？我们共产党原来给老百姓带来那么多灾害，认错还来不及，别人要求自由民主那都是对的嘛。他们没法说服自己，还有什么任何镇压的正当性？而邓小平他们镇压6。4，在6。4之后来自党内来自民间的反对声音都被压下去，所以在这个以后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就成为一个更明目张胆的权贵私有化。造成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挂在全民名誉下的财产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让共产党人自己先富起来。
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道义上是最无耻的，但从经济效益上却是最有效的。这种做法可能比苏联东欧的大众的私有化更有效。因为你像俄国、像东欧，你在民主之后进行经济改革，要把公产私有化，必然大家都来参与，参与的结果就是原来全民将名下的资产平分，分的当然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也是唯一一种能让大家都接受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呢又把原来庞大的资产切割得过于零碎。因此它对于经济效益来说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相反的效果。而中国倒来的简单，党委书记，厂长一步到位自己就成资本家，所以不存在把原来庞大的资产分解割碎的问题。当然又由于共产党自己就成为资本家了，那当然就可以按照资本主义的那种行为去行事。再加上他的高压，造成了在中国劳工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造成中国极度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在全球化的形式之下呢，中国反而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整个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极度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之上的。这首先就是对人们公正概念的一种公然的践踏。所以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他不光是给中国人民持续的带来灾难，而且也对整个世界也带来一种很大的灾难。
德国之声：胡平先生，那么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这样一个日子里，那么让您简短的对胡耀邦做一个评价，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评价呢？
胡平：我觉得胡耀邦呢在中国领导人中间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开明。这倒并不是说他在自由民主方面有多么明确的理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他面对的来自民间的或者党内的呼声面前，他没法下的了手去镇压。所以区分好的共产党和坏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一条，这就是面对着别人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别人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的时候你杀不杀人，有没有这点最起码的良知？而在这一点上呢你看出胡耀邦具有这种良知。从他早先在民主墙的时代，他就反对去逮捕、反对去封闭民主墙。一直到85年、86年他反对一些党内的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压迫，对学生运动反对进行压制。这里面贯彻了一种基本的精神，他不一定有很明细的概念，但是他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他反对镇压。那么这一点最基本的人性，造成一个好得共产党人和坏的共产党人的基本的分野。因为政治的民主也好，政治的文明化也好，首先就是从消除野蛮、消除残酷、消除血腥这一点开始的。
▲美国之音（VOA）4月16日报道：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盛赞胡耀邦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中国各地平静度过，当局没有任何纪念活动，报刊媒体也没有报道。记者采访了几位原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予胡耀邦相当高的评价。中央党校的老教授杜光说，胡耀邦是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民主主义者\”。
*中国历史上少有伟大民主主义者*
20年前的4月15日，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20年过去，中国当局执行了\”不宣传\”政策，媒体和教科书都不提这位小个子中共一把手，许多年轻人不知道胡耀邦为何人。今年胡耀邦忌日，中国媒体还是如此处理，一个\”敏感\”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80岁的中央党校离休教授杜光对记者说，当局一直不让宣传胡耀邦：\”有关当局一直压抑对胡耀邦的怀念和宣传，对他所做的贡献，往往加以抹杀。我们觉得，有必要出一本书，宣传他的思想、他的品格、他的功勋。\”
杜光和其他11名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在香港出书纪念胡耀邦–《胡耀邦和中国政治改革》，其中杜光撰文说，胡耀邦执中国政坛牛耳的近10年里，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中国社会从\’六人帮\’（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加毛泽东、康生）的专制阴影和\”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里解放出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把中国重新引上了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杜光说，\”胡耀邦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一代人对胡耀邦\”史盲\”*
中共刚进城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现任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也是团中央书记出身。现在很多重要职务都是\”团派\”担任。北京的学者张祖桦六四前也曾当过团中央常委，他以一个\”团派\”和独立知识分子眼光谈到了胡耀邦忌日和纪念的问题。他说，当局的淡化宣传，的确造成了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胡耀邦为何人的后果：\”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几乎看不到任何记述。当局把它确实抹杀得干干净净。比如，在高校和中学都有政治课和中共党史课，一般都是必修课。但是，里面对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只字不提。\”
北京学者陈子明曾说，他儿子的高中课本就没有出现六四和胡耀邦：\”在报纸上和中央文件上，它都要回避这一段，教科书里当然是完全不说了，使得80后90后出生的人，现在对这段历史完全是\’史盲\’。\”
香港明报记者15日到位于北长街的胡耀邦家观看，发现整条胡同空无一人。记者敲门说要进去拜祭胡耀邦，一个警卫说，家中无人，改天再来吧。记者在胡家附近观察多时，并无拜祭者前来。
苹果日报综合报道说，有记者到位于会计司胡同的胡家观看，来自湖北的刘先生说，胡耀邦为国家做了不少事，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保护人民利益，让人民看到希望。
89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64后坐牢多年。他本星期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人同此心。许许多多的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因为他是被邓小平逼下台了。这件事情是非常错误的！因此，对胡耀邦总书记的评价应重新评价。当然也有另外的人也是\’人同此心\’，他觉得不应平反，应坚持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的传统。\”
*敏感之日异议人士被限制出门*
六四后遭到整肃的学者张祖桦，在胡耀邦忌日要出门参加一个公民社会研讨会，被警察堵在家门口。长期监控张祖桦的警察告诉他：今天是敏感日子，不能出门。
张祖桦说，无论如何，中国将来都要逐步走上政治文明的道路。中共党内先行者如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逐步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重视人权，实行政治多元化。张祖桦说，这些都是胡耀邦、赵紫阳他们的主要精神和政治遗产。无论如何，中国已经部分为胡耀邦恢复了名誉，\”禁区正在打开\”。
胡耀邦20周年忌日，夫人李昭带着儿子胡德平、刘湖、胡德华，女儿李恒(满妹)，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墓前祭奠了胡耀邦。
▲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戴晴报道：中共已经变成权贵党
1989年曾因支持六四民运而入狱的戴晴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了权贵资产阶级掌权的所谓共产党。
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有关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话题时，她说：\”至少胡耀邦是真诚地相信共产党的比较有理想的人。胡耀邦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为广大群众谋利益。而现在许多共产党人只是把共产党当作一个挡箭牌，实际上却是为权贵阶级捞好处。\”
最近，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政坛老人撰文纪念胡耀邦，呼吁为他彻底平反。
不过，戴晴对\”平反\”这种说法颇不以为然。她说：\”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共产党凭什么一党执政。胡耀邦尽管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总书记，但他并没有离开好共产党这样一个模式。\”
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胡耀邦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思想开放的改革派象征性人物。
他主政时期力推政治改革，因此引起党内保守派势力不满而被迫下台。他的逝世成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那场运动遭武力镇压即将20周年，中共仍然没有显示出任何重新评估六四事件的政治意愿。
但是这20年，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胡耀邦当年政治改革的理念对当今中国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
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导火索
戴晴说，\”在毛的时代，毛泽东的掌权秘诀之一就是要控制枪杆子和笔杆子。也就是说军队和意识形态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但胡耀邦在笔杆子，也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比毛泽东开明。\”
\”毛泽东手下的笔杆子胡乔木和邓力群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曾依靠党内左倾势力发动过两次政治反扑，即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都因为当时胡耀邦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而没有达到目的。\”
未能突破一党执政模式
戴晴认为，如果胡耀邦是一个有实权的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党仍是在执政党的地位，邓小平作为一位退休的老人，不要干涉太多，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中国的局面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可能要比现在好得多。
2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戴晴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把胡耀邦忘的一干二净。倒是当时胡耀邦在任时对待言论的开放和开明的态度，使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深有感受。所以这些人在他去世时特别怀念他。
戴晴认为胡耀邦留给当今中国社会最好的政治理念和遗产就是共产党要争取做一个好的执政党。当然，胡耀邦并没能脱离共产党执政这个模式。
精神战友
胡耀邦当时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思路同现在共产党内部一些主张发展民主、改革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戴晴认为他们和胡耀邦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胡耀邦不曾想到共产党在20年前会下狠手。
\”而下狠手的后果是产生出来一批共产党人。这些人表面上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而他们内心的贪婪一旦释放出来就像魔鬼一样，不可遏止！这是胡耀邦没有估计到的。今天中共党内胡耀邦的这些精神上的同志和战友已经亲眼见到这种情况了。他们可以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胡耀邦。\”
戴晴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应该彻底解决开放党禁、报禁，结束一党专政的问题。也只有到那时，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改革派人物的地位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可和肯定。
●纪念胡耀邦，平反六四呼声高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15日报道：傅希秋抵洛演讲谈六四经历到心灵重建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应邀到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讲述六四真相。傅希秋以\”从激情到行动\”为题，回顾1989年和同学们一起高喊的口号，对比中国现况的心路历程。
傅希秋在演讲前接受本台访问，回顾1989年5月从山东来到天安门广场，至今难忘北京市民和学生之间有坚定而幽微的情感交流。
傅希秋：当时和同学们一起参与5.28全球华人大游行，那天同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起围着北京走了一遍，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普通北京市民用单纯而细微的方式支持学生的热情和诉求，他们没有和我们一起喊口号，但我们在游行过程中总收到他们送来的雪糕、汽水和面包，他们用这中行动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从小孩子到老妈妈们既支持又带有期望的目光，让我久久难忘。
1989年六四前夕，戒严部队开始集结的高压，迫使当时已负有伤病的学生先行撤离，几天后，傅希秋从电视上看到坦克冲撞和部队开枪，全国各地学生一度凝聚的使命和激情就此沾上了血迹。
傅希秋：我记着一个同学，也是当时的战友爬着离开天安门广场，鞋子都丢了，衣服上也挂着血迹。回到山东后，他跪在聊城大学体育场的台子上说\”部队真的开枪了\”，接着就嚎啕大哭，讲述他从天安门广场两边的草丛里爬着离开，对我是很大的震撼。
历经当局清算六四，傅希秋流亡来到美国，几年后成为牧师。他透露，人生出现这一番转折也与六四有关。
傅希秋：对我而言，六四最大的震撼不仅是部队的枪响，我在六四后被专案组审讯期间，当时的战友向专案组揭发我、检举我，对我又是很大震撼，我原以为已找到志同道合的战友，没想到他们为了明哲保身而背叛我，甚至用谎言取代真相，对我造成很大冲击。我曾想过用自杀性炸弹来结束生命，也一并杀掉背叛我的人，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候接触了基督教信仰，对人性本质也有了深刻认识。
20年后回看六四，傅希秋期许自己为中国信仰自由继续奔走。
傅希秋：在所有的自由当中，宗教信仰自由是排序第一的自由，如果人的心灵和良心都不能自由，不能自由信仰，根本就谈不上言论表达、结社与出版的自由。我现在就从这一领域推动宗教信仰自由和法治在中国实现。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16日报道：洛杉矶学界探究六四民运人士赠书说真相
洛杉矶民运组织积极筹备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学界也参与其中。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除了邀请亲历六四事件的人士莅校演讲，也通过赠书和举办座谈会，向美国年轻世代讲述八九学潮和六四真相。
1989年5月，加州州大长堤分校政治系教授桃莉萨·瑞特（TeresaWright）原订前往北京学习汉语，但当时遍及全中国的学潮阻断她的旅程，却也开启往后向美国学生讲述六四真相的窗口。
桃莉萨·瑞特：当时我知道中国学生很爱他们的国家，期望改变，但结果令我难过，因为学生很难改变他们的政治（政府）。
瑞特教授通过演讲和座谈，搭配记录片和民运人士送来有关书籍，鼓励美国青年以开阔的视野探索历史。
桃莉萨·瑞特：我很难了解中国政府怎么会做出（武力镇压）这么不好的事。
即将发行《流亡诗集》的蒋品超，带来三本中文书籍送给学校图书馆。
蒋品超：三本书分别是《六四诗集》、《维权诗集》和《呼唤英雄》，希望通过这一个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六四当年的真相，也让中国政府尽早正确对待六四事件。
同样也从事教育工作的刘建瑞珍（TeresaZimmerman-Liu），为本次演讲座谈担任翻译。刻意为自己取了中文姓名，说起六四印象，刘建瑞珍有着多数西方朋友少见的体验。
刘建瑞珍：因为1989年我在台湾，刚好有机会看到中国当局武力镇压学运的新闻，看了觉得很伤感，后来当局封锁相关新闻，我们无法得知学生后续情况。那时候，台湾这边有许多人都很着急，很多人跑去捐血，想要把血袋送往大陆，却又送不到对岸，我心里一直为这件事里觉得遗憾。后来回到美国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才知道原来八九学潮不仅限于北京，而是遍及中国各地，也才知道当时死了多少人，之前我们都以为只有几百人丧生。
刘建瑞珍说，许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才接触到有关六四真相的材料，学生们从中受到的震惊常令她感到不忍。
刘建瑞珍：很多中国留学生刚见到六四史实，都不愿相信，但美国并未封锁网络，学生在美国上网查阅，看了一些外国记者对六四的报导进而知道真相后，心里都非常难过伤心，但是，仍不太敢对中国政府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他们会害怕。另外，美国朋友对六四事件最大的印象是中国青年挡下坦克的那一幕，但不清楚这位青年的后果如何？大家非常关心中国民主运动，希望中国经济开放，人权状况也能跟着开放。
▲苹果日报4月17日报道：司徒华哈佛演讲：料2022年平反六四
正访问美国的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哈佛大学演讲时预言，六四将在2022年平反，因届时中国共产党将会垮台。他指出，中国维权运动不断壮大，终有成为推翻专政制度的力量；中国有了民主，香港才会实现真正的民主。
司徒华当地时间周三（15日）晚上以\”六四20年及回归12年回顾与前瞻\”为题演讲，吸引不少华人学者及大学生出席。他指出，八九民运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要求最鲜明的民主运动；假如这场运动能以民主法制方法解决，中国将向前迈进一大步，可惜最终以镇压告终，共产党内开明力量也一并被整肃，阻碍了中国社会往后的进步。
司徒华认为，六四后中国贪腐更严重；六四前贪官限于高官，现至乡长无不贪渎，\”一个乡长都可以到澳门赌钱输掉千万元，钱从那里来？\”他又以毒奶粉丑闻为例，指出中国社会道德败坏，问题源于六四后党内开放力量受挫。
不过，中国民间目前涌现了四股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第一是维权运动；第二是互联网；第三是宗教力量，内地现有地下基督徒逾一亿人，是一股民主力量，\”宗教提倡爱，共产党提倡恨；宗教提倡公义与和平，共产党提倡斗争\”；四是环保力量，中国近年很多污染问题，保护环境的力量将成一场运动。
届73年大限中共倒台
那么六四何时平反？司徒华解释，苏联政权建立73年后倒台，中共至2022年便届73年大限。他续指，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2012年下台后，共产党将会内斗，当接班人十年任期届满，党争将会更尖锐，甚至有人会利用平反六四打击对手，那时共产党将会垮台，六四得以平反。
讲座吸引不少内地出生的华人到来，司徒华说到毛泽东\”死掉\”时，席上一男子打断说，毛泽东不是\”死掉\”，是\”去世\”，但司徒华坚持用\”死掉\”。其后该男子又发言指斥司徒华用悲切态度讨论六四，是低级及没有意义。
对于港大学生会长陈一谔的言论，司徒华认为六四20周年出现这些言论是必然现象，他不担心陈的言论反映香港新一代不了解六四，\”仲好，引起香港人注意。\”
特写：\”活着唔系为咗食饭\”
春风又绿江南岸，曾为人师表的华叔昨日访问哈佛校园，与一群香港留学生对谈。难得78岁的华叔诲人不倦，11天内跑了美加四个城市，依然马不停蹄。记者替他辛苦，华叔却说：\”一个人活着，唔系为咗食饭。\”
哈佛大学有个香港同学会，一群港生得悉华叔来演讲，立即邀请华叔聚会。这群香港精英学生问了许多关于中国与香港民主的问题，有同学说香港回归后被同化，传媒越来越\”左\”，担心香港无力影响中国。华叔勉励同学说：\”中国民主路好漫长，但系你睇苏联咁高压，最终都崩溃。\”
一把年纪不怕奔波
同学本想陪华叔游览校园，但得知华叔前一晚凌晨才抵达，改与他真情对话。华叔精神不错，同行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华叔经常游水，甚少病痛。
华叔往后还有六天行程。当地华人组织以今次可能是华叔最后一次访问美加为号召。一把年纪这样奔波，华叔这样解释：\”一个人活着，唔系为咗食饭；一个人食饭，唔系为咗活着。能够做一啲对其他人有好处嘅事情，就系生命嘅意义。\”
他认为，动员海外华人关注中国人权十分重要，\”国内唔准提六四，如果海外华人能够多关注，国内嘅同胞就会知道自己并非孤立，对佢哋将来推动民主，起鼓励作用。\”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17日报道：王丹自英返抵洛杉矶喜见各界关注六四
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自英国进修休假返抵洛杉矶，准备参加4月27日在纽约召开的全球筹备纪念六四20周年新闻发布会。王丹在洛杉矶接本台访问，对中国民间怀念胡耀邦，香港大学生为平反六四而起争论等议题发表看法。
六四事件今年届满20周年，过去对于这段历史相对沉默的年长者和年轻一代，近来分别以缅怀、辩论或公投等方式回顾六四。王丹认为，这说明民间对民主自由的呼声从未间断。
王丹：这种诉求和愿望一直存在，只是由于中国当局高度压制，这种声音才显得有时活跃、有时沉寂，但是，这些呼声从没有被消灭过。当局其实也很自相矛盾，一方面也发表了中国人权行动计划，宣称认可这些基本价值，另一方面，人民提出相同价值的时候，当局又很紧张，这充分暴露他们把国家当做是自己的私器，人权也好，民主也好，他们想用就用，人民是不可以提的，只有他们可以提。
香港大学为六四公投，通过要求平反为学生会永久立场，王丹回应，少数意见终旧无法动摇主流声音。
王丹：公投结果真正比较能代表主流意见，港大学生会长的意见应该仅是极少数人，这个社会总是存在这些少数人，我为他个人感到可悲，也不觉得他的言论有何代表性。
从英国回到洛杉矶，王丹准备出席全球各界筹备纪念六四2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
王丹：我们会在4月27日有个正规的中外媒体新闻发布会，在纽约召开，所有相关活动安排、六四20周年主要诉求，我们都会向外界说明。
王丹对今年扩大纪念的活动规模投以高度期待。
王丹：国际社会对六四20周年，尤其是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看是相当重视的，反倒是华人最多的中国大陆处于高压状态下，好在六四不仅仅是中国的事，它也是全球范围的事，只要能在中国以外的领土上有更多关注和纪念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本身的变化而言也会有积极促进作用。我也不太期望中国境内能有多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我想正是因为中国国内没有那个条件，所以，我们身在海外应该要做得更多，起到弥补作用。
▲网刊《参与》4月18日报道：司徒华先生参加北春\”六四\”研讨会
纽约消息：4月17日下午两点，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莅临《北京之春》杂志社，参加纽约地区民主力量举办的\”六四\”二十周年研讨会。
会议由《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主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被邓小平钦定为六四黑手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刘东星、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陈明、\”六四\”流亡工人领袖、原民联副主席吕京花、\”六四\”学生高光俊、民运老战士徐水良以及宋书远、薛伟、陈立群、杨锦霞、唐元隽、张菁等二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由司徒华先生做主题发言，司徒华先生认为：\”六四\”事件过去了二十年，正是由于\”六四\”的爆发，让中国人民和海内外民主人士看清了中共的残暴本质，并与之决裂。二十年来海内外民主力量生生不息，致力于推进中国自由民主的实现。但是他也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需要海内外民主人士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历史的变革。
王军涛先生首先感谢司徒华先生、香港支联会以及香港民众二十年来对大陆民主运动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支持，他说，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中国的民众包括绝大多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是支持我们的，二十年以后，很多人在政治高压和金钱的诱惑面前都改变了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支联会、香港人民对民运的始终如一的支持尤其难能可贵。
严家其先生说：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不容易，我们是走了20年、30年、甚至50年，才走到这里，在这个屋子相聚。他的话让大家非常感慨。
宋书远、刘国凯、徐水良、吕京花、高光俊等都就\”六四\”的历史意义、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纷纷发言，与司徒华先生热烈讨论。包括《苹果日报》在内的香港多家媒体在现场采访了会议。
●胡耀邦纪念日众人评说
▲亲历八九民运的王军涛博士发表文章《胡耀邦的人格和八九民运的心理基础》
1989年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起自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不是偶然的。尽管作为政治家，胡耀邦在生前曾经备受争议，但是他的突然病逝，激起的巨大政治反响，标示出他超越党派和自身局限缺点的人格影响力和政治意义。那时，人们感受到的与胡耀邦的联系，不是简单和抽象的概念和理念上的联系，而是心灵上的一种触动。这是1989年民主运动大波骤起的心理基础。我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与耀邦的交往经验，解读这一现象。
我曾经在1979年与胡耀邦有过一次深谈。1979年，我和一些朋友创办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当时的代主编吕普和作为副主编的我，去拜会一些共产党内的开明派领导，希望推动他们接受民办刊物，并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到胡耀邦的家时，恰好他因为牙疼在家休养。他没有接受会见民办刊物的代表的说法，而是以长辈见晚辈的说法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坦率和善意的谈话。
我们的谈话内容很丰富。我开门见山，提出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二是不要迫害魏京生。关于第一个问题，耀邦从王安石变法和自己的经历谈起。他说，在中国改革，必须考虑既要实现自己的理念，还要注意不要翻车。他要我不抽象谈论改革，而是告诉他评估11届3中全会后的中国怎样才能改革更好。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拿出贵州省委的一份报告，其中介绍他们对启蒙社先抓后放，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的做法。耀邦说，他赞成这样的做法。最后，耀邦告诉我，年轻人有理想，有热情，有知识，但是缺乏经验，有时思考不够全面；但希望在年轻人。
那次谈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一位满怀理想热情、追求正义、敢于探索，勤于思考的政治领袖。
几天后，我们又拜会了胡乔木。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辩论。胡乔木对反腐败等建议一概否认。他提醒我们，没有哪个朝代能真的消除腐败；不要天真。那次谈话，我很愤怒和沮丧。
这两次会面，在我心中建立起中共高层内部的政治动力机制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影响我的政治选择，直到1989年64镇压。在这个图示中，中共有心胸开阔、平等善意、锐意进取和理性负责的改革者，也有沉稳干练、世故自私的现实利益追求者。凭心而论，胡乔木并不像今天的中共领导这样官气、霸气和匪气，但是70年代后期中国青年人的良知无法接受他。基于这样的印象，整个80年代，我选择的是创造有利于改革者的民间舆论压力、推动中共进行改革；不计较自己的政治得失。
1989年，当耀邦逝世，我感到一种震撼，一种不吐不快的悲痛。我知道，这会是许多正在积极政治行动的人的共同感受，中国会由此发生大事件。为了参与和应对这个大事件，我立即从宁夏赶回北京。的确，不仅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而且象乔石等直接指挥控制运动的人，甚至那些曾经反对耀邦的人，都在镇压上迟疑。这多少是由于这是悼念耀邦的民间运动。
政治家的人格感染力，不完全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心灵和精神的感召力。
▲资深媒体人、中共高干杜光发表文章：《胡耀邦传》和山寨文化
期待已久的《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终于在2008年12月出版了，这是对即将到来的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但是，这两本书没有出版单位，没有书号，只是作为征求意见稿自费印刷。这是现今常见的一种出版形式，凡是被正式出版机构排斥的作品，往往采取这个办法。或者是标明\”征求意见稿\”，或者注上\”交流资料，非卖品\”，以区别于正式出版物，所以被称为非正式出版物或非法出版物，我认为更确当的称呼应该叫山寨出版物。山寨出版物是山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瓦岗寨是对于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梁山泊是对于宋王朝的专制统治的抗议和反叛的话，那么，山寨文化就是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抗议和反叛，山寨出版物则是对于现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抗议和反叛。
山寨文化是相对于导向文化而言的。这是在文化专制主义发挥到极致条件下的文化分类法。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里，曾经把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化大致区分为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当然，这样区分今天仍有它的实际意义。但是，就当前的文化现象来说，把社会文化区分为山寨文化和导向文化，更可以体现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更明朗地反映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庙堂文化属于导向文化自然没有歧义，民间文化则明显地存在着为舆论导向所容许和为它所拒绝的文化类型，这在出版物里表现得最为显着，最为突出。我把被舆论导向所不容的文化称为山寨文化，就是为了揭示文化专制主义（舆论导向则是它的政策表现）的反文化反自由的反动本质。
在八十年代那些相对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里，没有产生山寨文化的土壤。虽然也有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如对《苦恋》和《河殇》等的批判，但这些作品都是以合法的文化形式公之于社会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执政者出于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处心积虑地加紧舆论控制，掩盖历史真相。为此，他们全面地垄断新闻出版工具，动辄运用政治权力，对不符合于舆论导向要求的文化成果进行打压，千方百计地扼杀独立、自由的思维成果。这几年的所谓\”扫黄打非\”，总是把\”坚决取缔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列为首要任务。在这股文化逆流里，中共中央宣传部扮演了最可耻、最卑鄙的角色，他们把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视若敝屣，弃之不顾，经常下禁令，划禁区，查禁这个，处理那个，把全国的文化活动、特别是新闻出版，完全置于他们的专制主义控制之下。2006年初的\”冰点事件\”和2007年初的\”查禁八本书\”，就是他们的彰明昭著、臭名远扬的文化专制主义\”杰作\”。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施虐，催生了山寨文化和山寨出版物，促进了它们的发展繁荣。
山寨文化这个概念，是由去年的山寨版春晚肇始的，但作为与文化专制主义对抗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出版领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加剧，许多有价值的书都拿到香港出版，却又无法在内地发行。于是，山寨出版物便应运而蓬勃发展。人们从盗版书里得到启示，见到一些香港的好书就加以复印，给亲友阅读；拿到复印书的人又复印分发。这个四面扩散而没有止境的链条，成为山寨文化发展繁荣的触媒。还有一些书虽然在内地发行，但发行后又遭到禁止，如《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哈维尔文集》及2007年被禁的\”八本书\”等，也成为人们争相传诵、一再复印的读物。可以说，文化专制主义是山寨文化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对山寨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的，还有一些山寨出版物的供应者。北京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陈昭，从2004年开始复印各种禁书，供应需要这些书的读者，三年里复印的资料达三百多种，成为山寨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因此在2007年10月被羁押，海淀区检察院于2008年7月以\”贩卖国家禁止出版的政治敏感性书籍\”为由提起公诉。12月16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复印贩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晚年周恩来》、《党史笔记》、《鲜为人知的故事》、《往事并不如烟》、《司马路回忆录》、《重审林彪》等\”非法出版物\”），判处陈昭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参与这个活动的另二人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三人各处罚金一万五千元。他们为发展山寨文化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值得我们颂扬的。因为他们把许多被禁止的好书传播到人们的手里，帮助他们了解历史真相，摆脱几十年来被灌输而形成的传统思维模式，解放思想，思考问题，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民间的启蒙和觉醒。
促进民间的启蒙和觉醒，是山寨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表现，舆论导向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文化构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山寨文化突破导向的樊篱，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天地，引导人们另辟蹊径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文化专制主义对它的压力愈大，就越加促进它的发展。
《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被文化专制主义逼进山寨文化的。三卷本《胡耀邦传》的几位主编早在胡耀邦逝世不久就决定编写一部这位伟人的传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完稿。200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纪念胡耀邦90周年诞辰时出版《胡耀邦传》。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在一审再审的过程中，却遭到了许多无理的刁难。为了争取出版，主编们费尽心机，委屈以求，忍痛接受了种种不合理的苛刻条件，如：只出版第一卷，即1976年以前的传记；删除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内容；不发表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的序言；主编们的序言要大量删削（后因主编们拒绝删去而被撤消）；等等。于是，2005年11月就出版了一本没有序言、没有后记、内容残缺不全的《胡耀邦传》第一卷。至于二三两卷，虽然书稿再经修改后，在2006年就送有关部门审查，并且多次请示催问，但是，将近三年过去了，依然有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为了使这两本书发挥应有的作用，主编们不得不放弃对公开出版的幻想，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自费出版。《胡耀邦传》第二、三两卷就是这样被迫地成为山寨出版物的。
《胡耀邦传》成为山寨出版物，对于山寨文化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前总书记，连他的传记都不能为舆论导向所容纳，而不得不进入山寨文化的领域。这个事实一方面充分暴露出文化专制主义的凶残和卑劣，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山寨文化的无限容量和吸引力。它意味着文化专制主义虽然日益张狂，肆意打压、扼杀创造性的思维成果，但在不断发展的山寨文化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你来一个\”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网民就针锋相对地来一个低俗的《草泥马之歌》，而且迅速扩散，传遍全球，你能奈他们何！山寨文化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日益繁荣。这个趋势，决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山寨文化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广阔的园地里，无数网民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情怀。它的作用和价值，绝不是少数导向网络所能比拟的。尽管文化专制主义者网罗了数以万计的网警，也无法扑灭网络上的山寨文化的熊熊烈火。特别是许多内容丰富的电子书刊，更使山寨文化大放异彩。它同书面的山寨出版物相映成趣，成为山寨文化的两支劲旅。
由于山寨文化来源于对文化专制主义和现有某些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反叛，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搀杂有许多不健康的落后的因素。如何在山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剔除它的不健康的因素，避免它的消极影响，当然应该注意。但是，它的主流是健康的进步的，在传播创造性思维成果、促进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并且成为\”五四运动\”的真正继承者，对启蒙运动作出更大的贡献。
▲学者张博树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所作导言：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摘要）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少见的开明领导人，改革派领袖，当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八九公民维宪爱国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遂成为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
今年是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写作、编辑、出版本书首先是为了寄托有良知的中国人对耀邦先生的怀念之情。
但是，又不仅此。胡耀邦去世20年，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造成权贵资本泛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构失衡，在根本意义上阻碍中国回归人类普世文明，当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其严重、恶劣程度已经远甚于当年。20年来所取得的所有经济成就在一个助长贪腐的体制面前，均显得黯然失色。
这就是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它意味着，我们今日纪念耀邦，必然怀着一份深深的现实关怀；这种纪念，除了缅怀故人，更是为了推进耀邦先生未竟的事业，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本书题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其意即在于此。
我更想提醒读者关注的是本书的作者。
这是一群老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曾是耀邦先生的老战友、老部下，与耀邦有过密切的工作联系或私人接触；有的是耀邦主政时重要的党政官员、学者专家。作为赞成改革的体制内人士，他们当年都是耀邦主张和政策的积极支持者、践行者。20年后，这批可敬的老人大多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忧国忧民的衷肠一点也没有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们对这个党、这个体制有了更加透彻的体察和认识，对中国要走什么路有了更加清醒、明确的理性自觉。这样一个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我把它理解为中共党内民主派形成的某种准备，甚至起点。
这篇导言，我就想结合纪念耀邦，谈谈\”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这个话题。我们将依次讨论：什么是\”党内民主派\”（党内民主派的定义）？何以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耀邦去世20年，当今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形势出现哪些新变化、新特点？为什么人们希望党内民主派能引领中共实现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这些问题的澄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许多重大课题的理解。
在这个基础上，我将很荣幸地向读者介绍辑入本书的各篇鸿文，与读者分享我的阅读体会，并以此表达晚辈对这些老共产党人的敬意。
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创建的革命政党，在政党分类上，属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类型。严密的组织、服从领袖、禁止一切派别活动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当政时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这些特征发挥到极致。在那时，不大可能出现对立于党的最高领袖的不同政见。比如刘少奇，即便他在建国初期有一些不同于毛的主张，但遭到毛的批评整肃后迅即俯首称臣，紧跟唯恐不及。林彪揣度毛的心理颇有心得，大智若愚的\”韬晦\”之术也算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但最终仍不免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功亏一篑，成了中共历史上又一次\”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总之，在毛那个时代，中共党内甚至没有按照它自己的党章规定应属正常或起码的\”民主生活\”，出现不同政见、形成有组织的党内派别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专制性政党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不同的政治主张，只有在这个党生逢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作为极权主义政党的党本身也开始走向衰落时，才有可能发生。
▲BBC记者高毅发表文章《胡耀邦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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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改革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执行者
20年前的今天（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20年后的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几乎遗忘了这个名字。
对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来说20年太短促了，但即便如此，中华子孙淡忘这个特殊的人物，是为尴尬。
2009年看胡耀邦去世20周年有些戏剧性：逝世日之前，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之后，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
透视这两起事件可以看出胡耀邦的执政理念，也可以看出中共避免公开评价胡耀邦的尴尬。
左右为难
1980年，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去西藏，他说，西藏的汉族干部过多、呆的时间太长，西藏应主要由藏族人自己管。
在西方人眼里，胡耀邦的这一席话再次体现了他的改革和民主立场；而在中共元老和强硬派眼里，胡耀邦的话扰乱人心、使得西藏问题复杂化。
2005年，达赖喇嘛在苏格兰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特意缅怀胡耀邦，表示\”敬佩他的勇气\”，他说，在藏人眼里，胡耀邦是唯一对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表示歉意的领导人。
但胡耀邦并非是表示歉意，而阐述对西藏现状的看法。尽管当时很多援助西藏的汉人也想离开条件艰苦的西藏，但胡耀邦的讲话却让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有的汉族干部是一肚子委屈，明明是组织调动援藏，想返回内地都得不到批准，怎么成了\”赖在西藏\”？
另一方面，胡耀邦的讲话加深了不少藏人\”外来汉人统治\”的想法，藏人要求自主管理的诉求更为广泛。
这或许印证了胡耀邦快人快语、思维开放的特点，但在中共体制之下，这往往会\”欲速则不达\”，这是胡耀邦面临的尴尬。
2005年，中共中央在避讳谈论胡耀邦16年后，召开座谈会。（新华社图片）
身后巨变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空气中有一股革新的空气，令青年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胡耀邦试图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但也遭到党内元老的冷眼。
1987年，胡耀邦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软弱不力\”，被迫辞职下台，引起改革派民众的不平。两年后，他的去世让这些民众的这种情绪迸发出来，最后逐步演变成天安门事件。
身后事态的这一发展是胡耀邦始料未及的，他也为此付出代价，直至今日。因为\”六四\”的发生，纪念胡耀邦在中国成为禁忌，这一禁就是16年。
2005年，中共高层出人意料地提出在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举行大型纪念会，胡耀邦在湖南浏阳的故居也修葺一新。
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出席纪念会，并技术性地将诞辰纪念会提前两天举行，胡锦涛则另有其它国务活动抽身，让舆论认为中共为胡耀邦正名并进而重新评估六四的预测落空。
胡耀邦的主要功绩被认为是改革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哪怕是毛泽东批的也照样平反，让很多蒙冤干部重返岗位。在当时，这需要魄力。
20年后的今天，面对尘封的历史，中共内似乎很少再现这种魄力。
▲专栏作家丁学良发表文章《胡耀邦与中国改革》
昨天，4月15日，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代表了什么？
胡是属于被海内外很多人–既包括华人，也包括非华人–所纪念、尊重、乃至感激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因为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罕见的素质。我觉得，胡身上特有的素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若用中国的当下的政治术语来套，可以称为胡耀邦的\”两个代表\”。大家马上就会明白，我这说法是套用了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三个代表\”。我本人对\”三个代表\”的提法基本上是赞同的。遗憾的是，\”三个代表\”在中国，多半留在纸面，在现实中太少。
我为什么把胡耀邦身上特有的素质称之为\”两个代表\”？我觉得第一，他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或者说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比较级的\”更\”，是指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现实相比，与人们在绝大部分时间所能观察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相比，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他的第二个代表，在我看来，是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义。下面，我会以我的观察，还包括我自己多年前在中国国内的亲身经验，来解释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胡身上的这\”两个代表\”。
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我指的是，1949年以后至少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主流一直是以某种原则、某种方向来界定。对这种取向和原则概括得最精炼的是林彪。他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到：\”什么叫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中共中央批示》–有权力批发中央二把手讲话的，只有中央一把手–在向全党转发林彪讲话时强调，\”这篇讲话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的典范。\”
林彪的这句名言，充满高度的智商和政治敏感。他对身边几十年政治斗争的观察，对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面专政\”的理论，以及在实践中靠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为主题的中国当代政治，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的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前一半在毛领导下，全国就是持续的政治斗争的血泪战场。每一波斗争所打击镇压的对象，有交叉也有不同。开始时，是打击和镇压所谓\”老的阶级敌人\”。等到一波波的斗争把各种\”老的阶级敌人\”都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这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机器，就需要发明创造新的打击镇压对象，才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所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这部机器，在毛近30年领导的时间里，差不多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包括统治集团自身的一部分，都一批又一批的用精巧的和残酷的方式–有时是这两种方式的交替，有时是两种方式的完美结合，给打击和镇压下去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担任过中共中央几个重要职务的胡耀邦，在其中一个职务上的作为，被当时和以后很多人最感激的，是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的平反冤案。
这段历史，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有具体的描述。胡在那几年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力图把1949年到毛去世为止，不断把\”阶级敌人\”单子拉得越来越长、扩得越来越广的残酷过程，停下来。不但要停止，而且要尽可能裁减\”阶级敌人\”的单子。
胡耀邦在毛之后所做的事，其实在这之前有过一次预演，那就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他被邓小平等派去做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短短二百天之内的事。最近，出了一本当年陕西省委秘书处负责人、现已去世的林牧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胡在陕西主政时所想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些是提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做，有些是尽他的一切力量在做。
胡耀邦提议的最重要的工作中的前三件，是要扭转在\”四清运动\”中的镇压势头及其后果–该运动由刘少奇主持，整了不少人。在整别人的时候，刘理直气壮；两年之后，当刘本人也成为镇压机器对象的时候，他才知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政治过程的可怕。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前三件要紧问题是：第一，抓人捕人太多；第二，\”双开\”太多，就是开除人家的党籍和公职；第三，夺权斗争过程中打击面太广。
胡做的这个\”善政\”，在当时就遇到很大压力。其中，最有力的反对他这么做，是他的顶头上司，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严格讲起来，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陕西的两百天，真正工作的只有一百天，还有一百天是被批判、被整。刘是组织批判和整他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而若干年后，刘澜涛则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划成\”61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受了很多折磨。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时期，他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冒着那么大的政治风险，推动平反的大案中，\”61人叛徒集团\”是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胡不但没有像很多中共干部那样，借机报复刘澜涛–那是在党内斗争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惯例–他不但没有那么做，还花大力气为刘等人平反，在经济上对他们家人予以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真切的感到，胡耀邦身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更文明的政治，就是尽可能的不让政权有太多的镇压功能，就是尽可能的终止发明和制造\”新的阶级敌人\”的荒谬进程，就是尽可能的对被镇压机器无辜伤害的人进行更正和关照。
1949年后，中国的官员从上到下，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主动或被动的操作者，不到自己也成为牺牲品的那天，从来不叫冤枉。只有极少数高干，才敢于冒着被这架机器碾碎的风险，尽早来阻挡这一残酷的进程。胡耀邦是这少数人中突出的一位。等到他仅有的两次，来主持党政大事的时候（他当共青团第一书记不算，共青团是配角），他就显得与芸芸众官非常不一样。第一次就是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位子上的那二百天，一百天是扭转了别人挨批受整的错误，一百天是为此而自己挨批受整。第二次的平台更高了，1970年代末开始在他所担任的一系列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上，他的\”善政\”就是要把毛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专政为首要功能的政治机器尽可能的予以限制和扭转。最后，在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关头，他作为总书记，拒绝发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功能，而力求以法制、理性和宽容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为此他自己成为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对象。
胡耀邦身上的第二个代表，就是代表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这又可以从他成为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陕西，那时中国经济刚从三年大饥荒中喘过气来，而在很多地方毛的经济思想及其后果还继续发威。毛的经济思想，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成为不断加码、任意抬高指标的经济机器的原料。陕西虽然饿死人没有安徽、四川、甘肃多，但也受到重创。胡到陕西以后，除了对过激政策的修正，如前述\”头三项\”工作，剩下的多是以民生为本。比如，他请示国务院，把1965年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到14亿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购目标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他们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这对陕西省从大饥荒下恢复过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在他被刘澜涛批斗时，下去视察工作的叶剑英有一句话，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这个\”肥了\”就是农民的收成好了，经济有了恢复。
胡\”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在他做了中共总书记、有了更高的平台以后，就力图在全国推行。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个与很多人观点不同的观察，我确实看到，在中共队伍中，有一批人是真有理想主义的。越往以前看，理想主义者越多；越往后来看，功利主义越主导。在这个从理想到功利的转化上，最早指出这种趋势的–当然不是对中国而言，而是从革命的整体趋势来讲，是德国的一位大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8年，俄国革命正处于进行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刚拿下政权，韦伯就明确指出–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任何一种大革命在它的初期，当然会提出很多的理想主义来宣传鼓动、争取支持。革命成功以后，你不能老是指望这些革命者、组织了革命的团体，还会把理想主义放在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韦伯指出，理想主义很快就会转向功利主义，因为参与革命的大部分人就是要得到好处。就像在古罗马时代，你要让军团征战的话，理想主义的口号是传播罗马文明、为罗马争取荣誉。越往以后，鼓动罗马军团的动力就是，你打下另一个城市、另一个王国，你就征服了另外一块土地，你就能得到多少黄金、多少实际好处。所以韦伯就说，布尔什维克革命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他们稳固了政权、掌握了行政机关，他们将会越来越把为自己谋得实际功利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韦伯的这个洞察，当然也适用中国革命。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而后来他们越来越成为次要力量，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荣华富贵的动机取代。但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却从来没有消失，尽管越来越少，而胡耀邦是越来越少的理想主义者中一个坚定的\”不悔者\”。他不像他的那些同事们，从一无所有的造反者变成领导人、手握国家机器大权，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主要为自己和全家谋利。他还保留着早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那种为普通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最穷苦的人谋利益，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当上自己命运主人的理想，他没有淡忘，更没有背叛。在这一点上，胡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从他触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认真推动对腐败和特权的制约，发起\”人道主义\”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政策讨论，从他触及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问题，每一桩他所经手处理的富有争议的大事上，都体现出来他心中所信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为更多的人带来公正，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参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他同身边的那些手握重权的功利主义者无法和谐、相安无事。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人民日报3月29日据此发表重要评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邓力群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毛主义者眼里，富民是多么的有罪！
胡1987年初的被撤职，是中国执政党里的理想主义之重挫。他逝世引发的政治悲剧，不仅标志着具体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比如赵紫阳，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几乎是终止了中国执政党领导层中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掌权以后，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时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与民之约\”–要为建立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而努力。当然，这其中有乌托邦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普世价值成份。
那场政治悲剧距今已经整整20年了，它所中止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了。尤其是在权力圈子中，相信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把攫取实际功利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这样的唯利驱动，在过去二十年中，渗透到国家机器的每一部门，进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领域。
今天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时候，为数不多的人还抱有真诚希望，在中国执政党、中国的体制内，能够还有人保留当年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普世价值成份。虽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一个现实的政治过程，都不可能没有实际利益的瓜分，但是一个有前途的政治、一个有明天的政党，必须在执政过程中有一些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做包装，而必须是执政党中一部分官员真信的。假定有一天，胡身上的两个代表，能够成为中国执政党越来越多官员真信真做的，那么，国家机器及其官员队伍与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才会递减，执政党的法统（legitimacy）才会从目前的稀薄状况，越来越可能递增和厚实。
▲专栏作家潘小涛发表文章《胡耀邦逝世20周年》
中国的贪污案，金额愈来愈惊人，20年前10万、10年前百万，到今天动辄千万，甚至逾亿元。除了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独立传媒，更重要的是，高干没做表率，今天的国家领导人，谁的亲友没经商，谁的子女不以权谋私呀？这样，更令人怀念20年前逝世的胡耀邦。
胡耀邦最受称颂的就是清廉正直，勇于改革和思想开明。在他主政时任中办主任的政治局前常委胡启立，最近在回忆文章说：\”他（胡耀邦）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就要从自己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正因为他真的想从高干及高干子弟开始去反腐，结果成为众矢之的。
胡启立在文章中又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就是胡耀邦。
不过，在官场\”逆向淘汰机制\”下，好官难做，因为好官会威胁贪官、庸官，不干不净的人会千方百计将他拉下马，以免死在他的反腐利剑之下。胡耀邦正是这个\”逆向淘汰机制\”牺牲品。
1986年底，安徽学潮蔓延至北京等地，学生要求民主对话。事件成为胡耀邦\”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证。翌年初，他在党内生活会中，遭中共元老围攻，要他辞职。薄一波（薄熙来父）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左王\”邓力群更发言5小时批胡。习仲勋（习近平父）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这不是重演\’逼宫\’吗？……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
一个\”冤\”字力比千钧
会后，胡耀邦坐在台阶上大哭，回家对夫人李昭说：\”我没有错，顾全大局，我只能辞职。\”
胡耀邦这段被\”逼宫\”故事广为流传，获得更多人同情。此后，胡变得郁郁寡欢。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1年多的胡耀邦溘然而逝，享年73岁。消息传到大学校园，北大、清华、上海复旦等，立即挂满挽联，一个\”冤\”字力比千钧，愤懑之情唤起无数学生及知识分子良知，要求公正评价胡、让学生公开悼念的呼声，成为学运的原始动力。
▲专栏作家庐峰发表文章《从胡耀邦想到天安门的民主女神》
李锐先生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的长文没有悲情呼寃，没有激昂呐喊，没有声讨叫骂。文章只是平实细致的述说胡耀邦是个甚么样的人，他面对怎么样的政治压力与恶浪，他怎样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跟中国的未来有甚么关系。
不过，平实的文字没有削弱文章的说服力及感染力，反而让人看到一个更立体的胡耀邦，反而让人更清楚知道为甚么胡耀邦的逝世能牵动广大人民、学生的心，反而让人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错失了甚么机遇。
在中共的专权政治体制下，在「一言堂」的高压政治气氛下，说老实话、说真话不但不受鼓励，更随时招来杀身之祸。立下大量战功的十大元帅彭德怀不过在庐山会议上说说大跃进引发的饥荒、虚报产量问题，就被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高层打成反党分子。直至文革过去，毛泽东身故，彭德怀才获得平反。
尽管有彭德怀等的惨痛经验，胡耀邦却没有退缩，不管在当地方首长，当共青团第一书记或文革后出任组织部长、总书记，他都坚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为此，他吃尽苦头，一再被打倒，一再被只懂奉迎的左王批斗。到一九八七年更因不愿强硬压制学运而被迫下台。像这种敢于说真话，敢于反对左倾思潮的领导人，怎不受人民、学生爱戴呢？
除了敢说真话、老实话，胡耀邦在肃清文革遗毒，推进改革开放的功劳只怕不会比邓小平少。试想想要不是胡耀邦大刀阔斧的平反文革的寃假错桉，令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尽快恢复工作，令政府、企业、大学不再由文革闯将领导，邓小平要改革也难以执行，难以落实。试想想要不是胡耀邦带头吹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清除「两个凡是」等极左思潮，打破教条主义的框框，邓小平要让干部、人民解放思想，接受改革开放这个大实验恐怕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胡耀邦改革开放这个大政策也有他独到的看法。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经济改革同步；他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一再出面保护言论出位、出格的报刊及记者；他强调中国必须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他担任总书记的六年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变得敢言，中国各界包括政府内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最为活跃。要是胡耀邦没有中途被逼退，没有被投闲置散，中国的言论空间、政治空间肯定大大扩阔，中国不会陷于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歪路。
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五日，这位一生清廉，坚持说真话，勇于推动改革，敢于打破政治、言论禁区的改革者走了；剩下了很多未遂的志愿，未完成的目标。而民众要面对的是一大堆死抱权力及特权不放的政治老人，一大堆只懂为自己家人朋友谋利益的贪官，一个在政治上走回头路及不断收紧控制的政权。在悲恸与忧愤的激荡下，民众把胡耀邦当成重新启动改革的标记，民众想招胡耀邦的魂为停滞的改革重新添上动力，从而开展了一场震动世界、牵动人心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对民主、开放、自由的强烈诉求。只可惜，北京当权者容不下胡耀邦，更容不下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天安门民主运动最终被当权者以机枪、坦克镇压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跟李锐先生一起纪念胡耀邦的逝世，我们跟市民一起追念天安门民主运动，因为胡耀邦的坚持，天安门学生市民的民主诉求才是历史潮流，才是中国未来该走的方向。
▲专栏作家李怡发表文章《开放讨论，是解决六四难题第一步》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此语出自《史记》，意思是众多唯唯诺诺的人，不如一名独持异见的诤谏之士可贵。
港大学生会会长陈一谔，在港大六四论坛上，可说是独持异见了，但他选择的不是对当权者诤谏的意见，而是迎合当权者而与香港主流民意相反的对六四的意见。于是当场被同学所嘘，亦被现场讲者叫他「收声」。事件越闹越大，港大学生启动了罢免陈一谔会长的机制，下周三将会投票。
目前在香港和海外，几乎所有三十多岁以上的人，二十年前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被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电视报道扣动心弦，我们流泪，我们上街，我们呼喊，我们心如刀割，从来没有过这么长的时段让我们对时事产生如此深的感情反应。这种真实的感受主导了香港人对六四的观察与评价，形成了六四情意结。虽然不少人因政治利益而后来转了态，但他们心中都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因此，陈一谔的异见遂令大多数香港人感到刺耳难忍，现场讲者与网民对他几乎一面倒地怒骂。
然而，陈一谔也同马力的「坦克碌猪」一样，从反面再唤起港人对六四的激情，尤其是渐趋冷漠的大学生。此外，我们还要问：陈的这种意见，能不能在内地媒体或官办的论坛上发表呢？恐怕不可能。因为六四事件从中共官员到官方媒体，是一个字都不能提的禁忌。从指六四是「有组织的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事件」，到恨不得全世界把这事忘掉，是中共自感理亏的转态。如果陈一谔能把他说官方处理六四只是「有啲问题」、学生领袖是「走佬领袖」这类意见，带到内地的学生论坛上，即使可能赢得掌声支持，但肯定不会是官方愿意看到的事。
陈一谔事件，让我们看到对六四的两个极端对立的观点，一是绝口不提或将学运污名化，另一则是要求平反六四。两种对立观点以前不会公开交锋，但也各不相让，看不到妥协馀地，也看不到这难题可以如何解决。
六四已经二十年了。时间多少会冲澹记忆，更重要的是：年轻新一代，没有经历过从八九民运到六四屠城的日日夜夜，他们只从家长、老师口中知道六四经过，又或是自己在YouTube上看到六四片段画面，或读过有关记述。即使有认识，也缺乏切身感受。
我们不能否认，年轻新一代，不可能有老一辈的六四情意结。他们很可能从不同资讯中、从一些歪理解说中，得到错误印象或观点。内地生，在当局的意识灌输和利益诱惑之下，就有更多人与多数港人看法相左了。我们不应该无根据地指控陈一谔或支持他的人，背后有甚么政治背景，正如我们反对中共当局指八九学运背后有甚么外国势力一样。我们应对六四持开放讨论的态度，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真相终会被认知的信念，与持异见的本地生与内地生讨论，而不是互骂。我们更应鼓励陈一谔和支持他的本地生、内地生，将有关六四的讨论带到内地，带到能在内地有限度发行的香港左报的论坛。据说，一位内地生，对六四论坛中有同学被嘘离场，感到受侮辱，他认为这种对异议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一种暴力。他们这种看法，值得香港支持平反六四的人士关注。
中国名记者戴晴，早前提出解决六四的道路是「和解」。「和解」是中性的，是首先排除对立的。所谓和解，是不设结论，而在公平法律的基础上，先对六四的每一过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参与者进行调查，然后作分析、鉴定、解决。这虽属中性建议，却是中共难以接受的难题。于是，戴晴认为，她活着看到「和解」的机会很小了。也许开放讨论，是朝向解决难题走出的第一步。
▲评论人士闵良臣发表文章《\”胡耀邦何以不敢想下去\”》
转眼胡耀邦去世二十周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无数的人怀念他，这其实就是最好的纪念。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百姓，其实是没有资格说纪念他的话的，可此时此刻，忽然想起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曾写过一首赞颂胡耀邦的诗歌，末尾一句是\”活在人心便永生\”。那么，就让胡耀邦活在更多的公民心中吧。谨以此文纪念耀邦逝世二十周年。
2009年4月3日记
曾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2002年第六期的封二上读到李普先生的《胡耀邦何以不敢想下去》，文章超短，请允许我再复述一下：1977年，胡耀邦还在\”台下\”时，说到1957年反右派以来，毛泽东不断搞阶级斗争，胡耀邦说：\”自己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还不断反省这种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从《炎黄春秋》上一篇别人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引了这几句话后，李普先生接着感叹道：\”胡耀邦是个肯用脑筋的人，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后来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证明他是个高瞻远瞩、敢做敢为的人。何以这样一个人尚且如此！按理说，中央委员更应当想问题，为什么反而更不敢想了呢？\”李普先生的短文到此戛然而止。
不知是李普先生不想来回答自己的问题还是故意给读者卖个\”关子\”，依我想，这样的问题李普先生绝不会回答不出来。现在不管怎么说，李普先生既然没有回答，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来说几句。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如果还是不能讲真话，不能讲实话，不允许说出个人想说的话，我这几句话说了也还是白说，出不来。一说到这里，我就又想起已经去世十多年的我国老一代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开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有过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反正我没见过。钟先生又逝去多年，别说我们没有见到过那种连\”白马非马\”、\”子非鱼\”等居然也可算\”一家之言\”的\”百家争鸣\”，就是最起码的大家都可说真话，最起码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又有谁见过呢？我想只要说人话，就不难回答我这个问题。真的很悲哀！
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要顽强地表达我自己的意思。
胡耀邦之所以\”不敢多想下去\”，正好证明，从那时，甚至从比那时更早的时候，\”党内\”就已经弥漫了\”封建氤氲\”，就有了专制的影子。王实味是因什么死的？作家丁玲又是因什么在延安受到批判的？所谓\”还我王实味来\”，实在是一个愚人的说笑。不然事后为何不追查？那有些人早就嗅出了\”封建\”的气息，早就领会了\”主席\”的思想和意图。大半个世纪难道不是这样吗？只要你执行的是\”主席\”的意图，执行的是正吃香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就是\”左\”到了天上去，你也还是万事大吉，保你平安无事！你听说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彻底追查和清算过\”左\”的罪行呢？已经证明是完全错了的\”打右派\”，在几十年之后由于某个领导人的几句话，不也还是只能说它是仅仅\”扩大化\”了吗？既然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封建的意味有了专制的影子，那么，到了1957年，说良心话，中央绝大部分委员早已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甚至已经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时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党员，是一个中央委员，不如说一个个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到了\”臣\”的位置上。而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不就是\”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吗？既为人臣，岂可不忠？
仅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中央委员，除了像彭德怀、黄克诚少数几个还敢于有点个人思考的人，除了像林彪、康生等极少数怀有\”贰心\”或是\”奸臣\”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忠臣\”，若再按\”封建道德\”来论，皆可圈可点。然而\”坏就坏在\”我们是\”人民民主共和国\”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无数革命志士的浴血奋斗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封建打倒专制的呀！别说中央委员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先锋队分子，对党的领袖对\”主席\”也应该是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啊。而作为已经不是皇帝的\”主席\”，对自己的战友对自己的同志也应该是平等的呀，也应该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呀！怎么会弄到连一个中央委员这样的高官居然也\”不敢多想下去\”呢？可以说，不管毛泽东当时主观怎么想，只要造成了连一个中央委员这种\”先锋队\”中的先锋队分子也\”不敢多想下去\”这样一种局面，就可以认定他实行的绝非是什么民主。不然胡耀邦也就不会想到什么\”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甚至想，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央委员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公民敢于思考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遇罗克不会有张志新不会有林昭不会有李九莲，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所认识的顾准。
说到这里，对李普先生提出的问题似乎应该算是\”回答完毕\”。其实不然。比如单从李普先生的文章来看，好像胡耀邦在\”主席\”去世后忽然胆子大了起来，敢说敢干了。真是这样吗？我不这样看。胡耀邦之所以敢那样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之所以敢于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要是不仅当时的领导人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和专制（没有那样大的权威，就是想象毛泽东那样专制也专制不起来。否则，别说一个胡耀邦，就是有十个百个，也同样只能是噤若寒蝉），有些话已不能\”算数\”，尤其是有很多说话有极大分量的中央\”老同志\”如叶剑英等，是支持他的，而他所做的也正是为了当时已得民心而后来证明是顶天立地的人物的复出，因此也就显得他好像是毫无畏惧、\”敢做敢为\”了。当然，现在已盖棺论定，我也完全赞同李普先生所说的，胡耀邦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尤其在当时能有那种举动，实在难能可贵，没有一点胆识的人是做不出来的。但如果实事求是，为了我们的历史减少一点糊涂账，我们只要看胡耀邦\”下台\”后，又再一次处在一种至少不同于1977年的情形时，胡耀邦不是就不再\”敢做敢为\”不再\”有所作为\”了吗？这自然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包括评价像我十分尊敬地胡耀邦这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同时也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附记：稿子敲出没几天，读到2002年7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一位作者写他读《二十世纪反思》的读后感，题目叫《品尝回忆的苦酒》。其中谈到苏联一些人物的悲剧时，文章作者以当年苏联政要莫洛托夫为代表，对苏共党内生活的严重异化进行了深度剖析，指出当时苏联的领导层中确有一些人的灵魂被所谓革命信仰和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而\”扭曲得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了，\”甚至认为斯大林如把自己杀了，也是有理的\”，也是\”革命的需要\”、\”维护领袖权威\”的需要。由此，《二十世纪反思》的作者感慨道：\”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这样的人物，我们也似曾相识，不是个别的，也不是苏联独有。\”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无论从彭德怀、周恩来还是胡耀邦，甚至从还有不少中央委员的身上，我们不是也能看到那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吗？只是\”现象\”的深浅不同罢了。过去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就是这么惊人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