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6日是中共“文革”史上政治局文件《五一六通知》55周年日。有毛左派团体事先表明，打算于5月16日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但在官方的压力下，临时取消。据学者分析，官方在操控“文革”和“反文革”派，以利用两派斗争，削弱其实力并为高层所用。
五十五年前的5月16日，在毛泽东控制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爆发。上周，有左派团体事先放消息，并要求境外媒体记者参加将于周日（5月16日）在北京某地举行的名为“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五周年”的活动。
素有“十年浩劫”之称的文化大革命历经55年之后迎来转机，“文革旗手”江青墓前鲜花不断；多个毛左团体筹备举办大型座谈会，呼吁为文革平反。
这一切都源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学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一锤定音，新版党史排除争议，正式将文革重新定义为“艰辛探索”与“曲折发展”。
文革让中共运动式治国达到顶峰，导致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破产，如何评价文革也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最大的一块心病。
今天要公正评价文革，就必须弄清楚当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今天习近平为什么重评，以及为什么说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探索”。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他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了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造成了三四千万人死亡，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他就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也唯恐自己死了以后像斯大林那样被鞭尸、被清算，所以他就要发动一场大清洗，来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死后的地位。当然以毛在中共党内的权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困难，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沿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他无法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他也没法保证日后刘少奇不东山再起。再有，毛泽东在当时，党内想当一批人，包括相当一批干部，都比较认同刘少奇的做法。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太多，所以用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没法打倒那么多人。所以他需要搞一种非常的方式，不但把刘少奇，还要把彭德怀给置于死地。而且要把所有的刘少奇的他们这个所谓体系一网打尽，同时给其它大大小小官员一个震慑，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归根到底是为了他个人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整个中国。
他说：“我觉得毛泽东是为私。因为我们现代政治学在看政治问题、政治现象、政治人物、政治思想的时候，实际上是看两个方面。一、他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一点上，有许多为毛泽东辩解的人，其实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说毛泽东在做文革实际上是在做一场社会实验的探索和变革的探索，想解决在共产党革命之后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出现新的压迫现象，这些人在68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美国和西方很多青年也受这样思想的一个影响。毛泽东不是这么单纯的人，他发动文革其实就是一场权力斗争，为维护自己权力。在现代社会科学和政治学来说，道德评价更多看的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些理想。‘为公为私’这个问题在现代制度设计中基本上认为人是可以为私的。比如说在市场机制是强调资本家、企业家从事企业活动是为了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我说毛泽东为私就是他为了一己之念，这个‘念’是公是私都不重要，他把整个中国浸入血泊之中，把整个中国投入一个灾难性的暴乱之中，这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愿望，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整个中国人民，强加给共产党，所以他是为私。”
王军涛也表示，中共对于文革灾难的反思和检讨不彻底，只清算了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却没有清算共产党一党独裁的制度性错误。这就为习近平想要重新评价文革以及中国今后再次发生文革这样的灾难埋下伏笔。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8日专栏 | 中国透视：重写历史绣黄袍——中共招魂文革
主持人：陈奎德座谈人：夏业良教授，经济学家与政治评论家
一、《中共简史》Vs. 《历史决议》
1） 新版《中共简史》的特征
在中共的新版党史「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文革十年大大浓缩，淡化了毛泽东的错误，而习接班后篇幅则占了四成。
此次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占据204页至216页，内容约为全书的2%，被称为「十年极简版」，其章节标题更是写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相较2010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内容一般与年份搭配，第七章专写文革十年的内容还特别的长，第七章标题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其章内小节的小标题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此次出版的简史中，中共18大（习近平接班）以后、即2012年11月到今年的历史部分，共有213页，即书内的318页至531页，内容占去全书四成。其章节标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要问，这是中共百年党史，还是「中共18大以来的党史」。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总结，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作出了官方评价。
《决议》将建国后的历史具体分成四个阶段：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间国家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确的；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5），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
文革十年（1966-1976），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历史的伟大转折（1977-1981），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决议》重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3） 《中共简史》对垒《历史问题决议》：何者政治力量更大？
二者之间的冲突后果，与目前中共内部权斗息息相关。
二、文革何以成话语战的焦点
文革话题已成两派对峙的热点，成为中共内习派与反习派兵家必争之地：
1）已经有过一回合较量，习派屈居下风
2018年中国高一历史课本修改过去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它对文革的描述为是「在探索中走了弯路」，从而引发国内外关注与争议。
2020年新学期中国高一历史课本对文革的描述修改回去了。它从2018年版的「在探索中走了弯路」，再次恢复到原本「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基本叙述。
2）习的宣传系统再次发动一回合反击
这次习派再次欲恢复2018年对文革的定性， 试图扳回一局：
习中共宣传系统称，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结束的27年尽管充满曲折和挫折，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新版中共简史之后，进一步对文革重新定调。毛左人士欢呼中共对文革和毛泽东评价出现“质的突破”
清明节，开放江青墓供人祭扫，严厉封锁中共前总书记和总理赵紫阳墓，不准人们祭奠…………。
3）对习氏反击的潜在反击
除了李克强式的与习不同调外，一些久违的名字如温家宝、朱镕基、叶剑英、陶铸……浮出公共话语空间。
在极度高压的话语空间中，这些名字浮出水面的意涵？
4）何以“文革”？
背景：习近平近期外交连连受挫，自认威胁到了其连任企图。外交既然难赢，为巩固自身在党内地位，就必须转向国内，必须在建党百年时把自己塑造为中共的正宗传人，正统继承人，以便20大稳稳披上黄袍。
然而中共历史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历史，更特别是毛时代27年历史，不忍卒读，不堪回首。几乎全是悲剧。因此，重写中共史就成为习的当务之急。为自己的权位，他必须涂抹中共历史，使之正面化。这中间最绕不过去的就是文革（反右、大饥荒等也是滔天大罪，但中共自己并未直接承认）。这是
被中共历史文件白纸黑字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东西。他必须转弯抹角地翻案。于是有了前述关于文革评价的几个回合的斗争。
因此，如何评价文革成为习派与反习派政争的焦点。
习的优势是掌握最高权力，掌握枪杆子。
反习派优势是掌握党内道统话语权，党的正式文件之结论，以及人脉的多数。
三、“文革”话语权之战，鹿死谁手？
这场话语战，已经成为国际国内互动的战场
关于国际媒体发表的几篇倒习文章，有否国内权斗背景？
二十大前见分晓。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0日专栏 | 夜话中南海：习近平用党性说教回怼温家宝人性感召
2020年12月庚子年冬，中共前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走完了她的一生。2021年清明节前夕， 温家宝撰文《我的母亲》，于2021年3月25日—4月15日分四期连载在《澳门导报》。
开头两段是：
妈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回到生养她那片土地上。
妈妈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她深深爱着的学生们中，活在她眷恋的乡亲们中。
2021年5月8日，母亲节前夜，中共央视为习近平捉刀，发表了《习近平和母亲》。
开头两段是：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太行烽火中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奔赴延安的八路军女战士。
习仲勋对妻子也赞赏有加，他曾对子女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日前曾有一篇署名苏天泽的文章《<我的母亲>热传中国网络 温家宝表明心迹暗藏多重深意》，说是“从人性的角度讲，（温家宝的）这篇追忆母亲的文章引起世人的共鸣很正常，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有人都有自己感念的母亲，很多人的母亲还和温家宝的母亲个性相似，都有坚毅、严厉与善良共存的多面。温家宝虽贵为前总理，但他与母亲的感情和大家是一样的，人们自然能够体会文章中的母子亲情，形成感情的共振。
多维的这篇文章还评价说：亲情之外，从温家宝的文章中大家也可以了解前总理的家庭成长史，让中国人对前总理有更深入的了解。温家宝自2003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十年，和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搭班，被外界称之为胡温时期。期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有“黄金十年”之誉，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多，政府在农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政投入；存在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在2006年取消；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数亿农民获得初级医疗和养老保险。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农民对胡锦涛和温家宝心存感激。所以对温家宝的动向，外界给予关注实乃正常现象。
从《我的母亲》文章中可以了解到，温家宝其实间接回应了几件事情，暗藏某种深刻用意。比如，他追忆母亲“一生简朴，活得清白”，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人穷志不短”，“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能要”，“这个道理我记在心里几十年，一次都没违反过”，其实间接回应了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外界一些声音曾经对他家族财富事件的质疑，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澄清。他写道：“1985年我调入中央，妈妈从未因我的升迁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打我的旗号给家里办过任何事情。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全靠微薄的工资度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请读者和听众们特别注意，如上引述的内容是出自多维新闻网。由此可以证明的是，温家宝忆母文章的感召力不容忽视。所以完全可以把央视如今借母亲节之机，推出一篇替习近平夸母的文章，是意在用习近平和他母亲的党性来抵消温家宝和他母亲人性的感召力。
如上多维新闻网的作者苏天泽还感慨说：温家宝在忆母文中，讲述青年时代他的家庭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虽然他的父亲只是中学老师，但也受到“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迫害，1959年不得不下农场劳动，文革爆发后还遭到野蛮“审讯”和打骂，“造反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
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都难逃政治运动的迫害，可见政治运动之可怕。虽然温家宝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反思文革，但从他对父亲之遭遇的简单描述中，世人不难察觉政治运动对中国老百姓的摧残和伤害。这也间接解释了温家宝担任中国总理期间，为何对文革持以坚定批判的态度。
联想到温家宝在最后一届“两会”记者会中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中国人确实应该对疯狂的政治运动保持警惕。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破坏，需要中国人长久反思，引以为戒。
而央视代习近平捉刀的这篇夸母文章，则与温家宝的忆母文章反其道而行之，对一直以来都被外部评论界所津津乐道的习近平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只字不提，反而是针对温家宝忆母文章中对人性的称道，把个习近平与母亲的关系完全套路进党性的说教。文章的附标题就是《两代共产党人的“约定”》，内容中特别强调，正如习近平是15岁进入了“梁家河大学”，他的母亲齐心也是15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
文中还特别着墨了如下 一段：“1943年，绥德的窑洞里，齐心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泽东主席为习仲勋同志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那一年，她十九岁。”
央视代习近平捉刀夸母的文章中，还替习近平回顾了他母亲齐心在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告诫他“高处不胜寒”，并嘱咐他要从严要求自己的故事。
自习近平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关于“齐心教子”的诸多故事就被中共官方媒体广为宣传，但这个“高处不胜寒”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出现，也就是习近平对手下人的最新回忆内容。可见，央视日前为习近平捉刀的这篇夸母文章应该是奉旨之作，就是要用齐心党性的伟大力压温家宝母亲的人性光辉。用夏业良教授的话说：齐心“党性”对习近平影响大。
夏业良4月22日接受希望之声采访表示，因为习近平全部的思想遗产都来自于毛泽东，他所受的教育及知识视野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习近平9岁时，父亲就被毛泽东抓去坐牢，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虽然从生理学角度、遗传学的角度来讲，他是习仲勋的儿子，但是他对习仲勋所继承的东西非常的少，完全不能够体现出作为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一些基本的特点、特质，令人很遗憾。
夏业良分析认为，习近平倒是继承他母亲齐心的方面多一点。因为齐心是一个所谓以党性坚定而着称的女共产党员，甚至有近似于冷血的不近人性的一面。譬如在文革时期，习近平14岁左右被抓到少管所，好不容易逃出来，当时是大雨天，他又冷又饿，跑到家里，跟妈妈说我逃回来了，给我弄点热东西吃，换几件衣服，我要躲起来。他妈妈完全不顾儿子当时那种可怜的样子，铁了心要把他立即送回去。习近平非常委屈，哭着离开了家。
夏业良说：当时的齐心给习近平上了非常鲜明的一课，就是什么叫作共产党人，就是这样没有人性的，把阶级的原则、把党性看得比人性更重要。我觉得，这一部分他是继承了他母亲的这一特点。而且前几年在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是齐心打电话给习近平。这老太太就是讲，说你现在职务更高了，责任更加的重大了；说你要坚持原则，也不要考虑家人什么什么等等，讲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话。简直听不出一点是母亲跟儿子在说话，感觉就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在教训她的同行或者下级。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种母子之情是不是已经被党性、被阶级性所替代？所以现在呢，如果习近平在全国搞这一套毛泽东时代的这种洗脑教育，倒是并不奇怪。
夏业良教授帮习近平所做的他和他母亲齐心在“文革”期间遭遇的回顾，与温家宝文章中对自己父母在“文革”中所遭受厄运的描述，真是有鲜明的讽刺。温家宝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校， 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一天，造反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忍无可忍，指着心口说：“小子，朝这儿打！”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把央视这篇代习近平捉刀的夸母文章，与温家宝的忆母文章对照一读，就不难发现央视的捉刀代笔者似乎就是要与温家宝的忆母文章对照来写，给人以“故意较劲”的感觉。
比如，温家宝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妈妈爱读古书，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讲我熟悉的长辈往事。她做家务时，我常缠在她身边，她边做活边给我讲故事。妈妈常说，人要努力、向上。她总是把做人、志向、责任同刻苦、认真结合起来，使我深切懂得人不仅要有作为，首先要学会做人。妈妈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常边听边落泪，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气节、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每每忆起妈妈说话的神情和至今难以忘却的话语，我从心中油然萌发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
对于我担当大任，妈妈是忧虑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亲的两封信。一封信写在2003年11月，我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一封写在2007年10月，我即将担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
第一封信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么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
第二封信写道，“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复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百姓，经济又是这么错综复杂，许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达到一半，就谢天谢地了。这么多事，你一个人肩膀有多宽能承受得住？ 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渡过五年难关。”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国家身上。她每天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她从不过问我的工作，但经常用各种方式告诉我群众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似乎是为了回应温家宝忆母的如上内容，央视代习近平捉刀的夸母文章中，则特别强调“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是习近平和母亲的“约定”。
温家宝在其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爱，妈妈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她的许多教诲已经渗透到我的细胞中、融入我的血液中。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
而央视的文章中，则用如下一段对应：母子连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毫无保留、披肝沥胆的赤子之心，是习近平和母亲的“约定”。
这样例子还能举出多处，限于篇幅，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美国之音（VOA）5月13日时事大家谈： 习近平给《文史哲》回信，释放何种信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给一本有中国“文科学报之王”的杂志《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他还提出，要“在新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史哲》杂志1951年5月创刊，今年恰逢创刊70周年，是中共建政后创刊的首家高校文科学报。
习近平给这份杂志的回信想要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中国各主要党媒官媒纷纷在头条位置高调报道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人员回信的这一操作手法又能反映出什么样的玄机？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认为，习近平这封回信的主要用意应该是强调他“四个自信”里边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他说：“从他（习近平）回信的几句话来看无非就是习近平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四个自信’里面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要加强。所以他主张的要有中国人的‘骨气’等等。在我们目前跟西方关系，特别是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决走祖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支撑，特别是要有一个理论的支撑，特别是还要一个哲学思想的支撑。这里强调一个哲学思想。因为习近平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就是习近平的道路。习近平的道路用中共的话说，就是开辟第二条与西方民主不一样的人类文明的道路。那必须要有一个哲学的支撑，从哲学的高度来阐述中国道路的重要性、普世性，他无非要强调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谓‘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就是告诉人们，西方的那些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开始几千年，中华文明跟西方文明就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走的这个道路跟西方的所谓民主也不是一样的。所以从老祖宗开始就不要被西方所谓的‘文明’、‘高大上’等等这些词汇所吓倒。我们自己有灿烂的文明， 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及共产党的新文明等等，所以要有骨气。在理论战线是、在文化战线上要找出一条道路来。 ”
《文史哲》杂志的一个主要背景是1954年发表了26岁大学刚毕业的李希凡和23岁的中学教师蓝翔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题目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意外地将《文史哲》推上了一个顶峰，文章批评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红楼梦简论》。结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写到，“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后来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适运动。
研究中国文革的知名学者、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认为，习近平给这份杂志回信有“东施效颦”的感觉。
他说：“毛泽东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最主要是要通过俞平伯来批判胡适，进而批判美国的唯心主义思想，实际上是要批判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所谓的‘崇美’、‘惟美’这样一个思想，实际上这就是思想改造后的一个运动。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习近平这封信有一个现实因素。不久以前，4月24-25日在山东大学有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是山东省委宣传部举办的，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宣部到省委书记都出席了。这个大会上中共领导人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学术要成为党的政策、党的战略的重要工具，学术要成为政治的婢女。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的学术要建立大国文明，要成为大国的骄傲。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前不久要厉害了我的国，现在学术要赶上去，成为厉害了我的文化，厉害了我的学术。”
然而，习近平给《文史哲》这本杂志回信这么一条短短的新闻受到了中共党媒、官媒的大肆吹捧和报道。
有评论认为，这种操作手法堪比文革再现。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在中共建党百年来临之际，中共宣传系统继续给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给他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继续连任总书记造势。
宋永毅表示，虽然习近平也希望像毛泽东那样发动一场运动，但无奈中国目前没有当年的“土壤”，像胡锡进和“小粉红”这样的人物也缺乏实力和水平。
他说：“他要控制知识界，他要让学术界成为党的工具，这一点恐怕他也做成了不少。而这次的信件，我认为是一个信号。但是像具体的这样一个运动，也就是说他要把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他最后这样一场具体的运动能不能发动，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第一他没有具体的靶子。以前这个靶子胡适很明显，现在到底批谁呢？你搞不清楚。你说你要有骨气、要有底气，你对谁呢？恐怕你对川普、拜登？这个都不是国内的嘛，另外毛泽东发动这些政治运动都是利用年轻人，利用小人物。李希凡也好，蓝翎也好，都是当时的小人物，大学刚毕业吧。那文革的红卫兵更不用讲了。但是在学术界要发动这样利用小人物，恐怕五毛的水平不够，胡锡进的水平也差得很远。李奇帆毕竟还是有几下子的，姚文元也是有几下子的。那些人就是叫叫口号可以，你在学术界发动这场运动就比较难。顺便来的就是你缺乏道德制高点，你当然可以在学校里面发动学生揭发老师，看他们有没有一些反美的言论等等，但是这个也会大规模地对知识界。习近平是不是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能不能发动起来？可以发动起来。因为现在学生中间糊涂虫也很多，比当年红卫兵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反作用力也是很强的。”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也表示，习近平发动的党管一切、一切都要向习近平看齐的这样一场“运动”早已经开始，但他要想当年毛泽东那样通过批判胡适来打击中国的知识界那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目前的中国学术界、知识界不存在一位像胡适这样的目标人物。
▲立场新闻5月16日报道：五十五年的文革阴霾
五一六通知（《人民日报》1966年5月16日），公有领域
当香港被新文革批斗文化弄到人心惶惶之时，原来今年正好是文革爆发 55 周年。于 1966 年 5 月 16 日，在康生与陈伯达的起草及毛泽东的修改下，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了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宣示文化大革命正式进行。
其实文革最初的构想只是局限于文艺界，在整肃文艺界确保文艺界为中共政治服务。在《五一六通知》发布前的 1964 年，毛泽东曾下令筹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统筹文艺界的整顿，只是后来毛泽东认为这五人并未有如其所想般发动文革，故在《五一六通知》中撤销他们的职务，让四人帮上位。当时的五人包括担任组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长彭真、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及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主管情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以及中宣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及《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只是，五人小组成立一年以来，主要仍是研究推行文革的可行性，未有推出实际政策，在 1966 年二月时，还提出了《二月提纲》，反对在文艺界以政治理论干预学术.虽然《二月提纲》得到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政治局常委们同意发布，但因与毛泽东想进行文革截然不同，故虽然他已辞任国家主席一职，但利用他作为中共党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串通江青与当时五人小组内的康生，凌驾刘少奇的职权推翻《二月提纲》，批评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拥权自重，后来更在 5 月 16 日以《五一六通知》撤去五人小组，自己亲自操刀与四人帮组成「中央文革小组」推动文革，五人小组中只有与毛泽东合谋的康生留下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当时五人小组除康生外的四名成员，连同批准发布《二月提纲》的刘少奇，皆遭到毛泽东与四人帮的猛烈批斗.他们主导的中宣部被指是「阎王殿」，彭真等四人是「阎王」，而北京市委则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故他们需要被打倒，北京市委甚至应当解散。担当「二五仔」背后捅刀的中共情报头子康生，则刻意营造置身事外的形象，说成是被小组另外四人排挤在讨论外，各种重大讨论都未有找康生一起讨论，使康生免于承担发表《二月提纲》的责任。《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五人小组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由负责撰写《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担任组长，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是由毛泽东幕后指挥及囊括了好些政治局常委担任成员，故成为了与国务院及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实权机构。此后，除康生外的四名五人小组成员皆被撤职查办，鎯铛入狱，刘少奇更是活不过文革，在被下放开封以免其影响政局时病重离世，死后还只能用假名秘密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本应负责中共思想宣传及舆情控制的中宣部被军事接管解散重组，文化部直接被撤销，执掌首都行政大权的北京市委也被整个解散，改由归中央文革小组管辖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接管北京政务。这些被解散的部门，要到后来文革乱象频生，才得以重组恢复职能。
中共取态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的急剧转变，使得当时整个中共严重左倾，一众官员眼见一众中央高官因被指责反革命而落马，皆变得惶惶不安，只能「宁左勿右」纷纷表忠，凡事以意识形态主导，不再理会如此左倾会带来多少伤害。只是，在批斗之风兴起下，不少中央与地方官员也被一众更为激进的红卫兵视为腐朽的官员，纷纷被批斗下台，就连于文革开始后以《五一八讲话》防止政变稳定局势有功的林彪，也被指谋划政变夺权而在出逃蒙古时坠机身亡，从此落得反革命头子的恶名。文革的爆发，使得政府行政架构被严重破坏，改由只懂批斗不懂行政的各路人马试图掌权，使得朝政崩坏，文斗武斗无日无之，数百万人因文革而亡，有推断死亡人数甚至达二千万.整场文革，要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拉下台才于 1976 年告终，只是十年间所造成的实物与文化制度的破坏，影响了中国多年。
本来，中国政府已对文革定性为内乱，视之为丑劣的黑历史，但在今天左倾风潮中，不少人仍重复意式形态凌驾一切的弊病，重现文革时代的批斗之风.不只是北京有些极左团体想公开纪念文革，就连五四运动的升旗礼也把文革爆发的旗帜树起，各路建制人士为求夺权，在批斗民主派人士时也批斗政府内的技术官僚，成为别人口中的「忠诚废物」仍不自知。究竟新文革会使得整个中国以及受中国控制的香港与澳门变得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作者 Facebook Page： 李伯第之钟 Li Berty Bell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7日报道：毛左文革五十五周年座谈会取消 北京利用文革正反两派巩固权力
左派人士举办活动纪念江青（李进）网上图片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文革”史上政治局文件《五一六通知》55周年日。有毛左派团体事先表明，打算于5月16日举行相关纪念活动。但在官方的压力下，临时取消。据学者分析，官方在操控“文革”和“反文革”派，以利用两派斗争，削弱其实力并为高层所用。
五十五年前的5月16日，在毛泽东控制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爆发。上周，有左派团体事先放消息，并要求境外媒体记者参加将于本周日（5月16日）在北京某地举行的名为“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五周年”的活动。中国文史学者李刚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官方不希望毛左在众目睽睽之下纪念文革，以避免外界误认为中国正在进入第二次文革。他说：
“左派组织的纪念文化大革命的活动被叫停，从各种迹象来看，很可能是中共当局所为。最近这些年，当局一直试图为文化大革命翻案，试图重新定性文革。这一次叫停了左派的纪念文革活动，是不是表明当局改弦更张，不再试图为文革翻案了吗？我认为不是。”
当局这些年所作所为实际上在复制文革时候的做法
李刚说，近十年，中共最高领导层无论是言论还是行动，与过去三十年对文革的叙述存在明显不同：
“与过去三十年明显不同之外，当局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在复制文革时候的那些做法。领导层就是在走文革的老路，走回头路，开历史的倒车。”
上周，北京红博会、实践共产主义网、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毛泽东研究院、主人公网、北京红歌会等多个左派网和团体发预告，称将在5月16日下午一点半，在北京的红塔礼堂或官园礼堂举行“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五周年”。
据称15日，组织“纪念五一六”活动的联系人之一张某，被公安告知“取消活动”。次日，相关活动负责人对香港《星岛日报》说，“线下活动取消了，不方便搞，人也不齐，今晚会搞个腾讯的线上会议。”被问及是否官方施压而取消，他称“无所谓”。
上周五（14日）是毛泽东妻子江青死亡30周年日。在网络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在名为“李进党史地位座谈会”的餐会上，一位身穿红衣、疑似江青的女儿李讷在场。
李刚说，左派中还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左派，传统左派和新左派，有官方认可和受到官方排斥的形形色色的左派。官方对自己认可所谓“为我所用”的左派，会大开方便之门。反之则会禁止。
经历过文革的媒体人唐先生对本台说，当局一会默认，一会又取缔涉及“文革”的活动，表面上琢磨不透，但实际上，官方另有意图：
“现在他们在那里一阵‘左’，一阵右，支持左、右派打架，这是火中取栗，实际上，政治上也是死灰复燃（与新冠疫情一样），因为这是他们的杀手锏。控制政权的杀手锏，让老百姓噤若寒蝉。”
四天前，北京媒体人高瑜在推特留言，包括乌有之乡、北京红歌会等毛左团体要在5月16日举行纪念文革活动。高瑜称，“北京十来个人聚餐都围追堵截，这么多单位（是否是民政局注册的合法组织不得而知），堂而皇之召集大会，可是稀罕事？其后，外界开始关注中国官方对此袖手旁观的态度。但在最后一刻，官方出手阻挠。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7日报道：中国官方施压取消纪念文革5.16活动 江青党史地位传开过座谈会
中国大陆一些左派团体原定于昨天在北京举行纪念文化大革命55周年活动，据香港媒体今天报道称，在官方压力下取消。参加团体据称有北京红博会、实践共产主义网、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毛泽东研究院、主人公网、北京红歌会等多个左派团体。此前疑有座谈会讨论江青党史地位。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港媒消息说：左派北京纪念文革活动被取消。据星岛日报今天在报道中指出，55年前的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据该报说，北京红博会、实践共产主义网、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毛泽东研究院、主人公网、北京红歌会等多个左派团体，早前扬言将于昨天下午在北京红塔礼堂或官园礼堂举行“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五周年”活动。
该报称，但相关负责人昨天受访时说，“线下活动取消了，不方便搞，人也不齐，今晚会搞个腾讯的线上会议。”被问及是否因为官方施压而取消，他说“无所谓”。
但该报道指出，有左派人士此前曾举行“李进党史地位座谈会”，纪念文革核心人物江青，中共领袖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疑似参加。该报说，本月14日是江青自杀身亡30周年，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左派人士以餐聚方式举行了相关座谈会，与会的一位身穿红衣的老妇疑似是李讷。
据中央社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又名李进。她在文革登上历史舞台，文革后被指为“四人帮”之首，以“反革命罪”判死缓，再减为无期徒刑，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美国之音（VOA）5月17日时事大家谈： 文革55周年：毛为何发动？习为何重评？
素有“十年浩劫”之称的文化大革命历经55年之后迎来转机，“文革旗手”江青墓前鲜花不断；多个毛左团体筹备举办大型座谈会，呼吁为文革平反。
这一切都源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学党史教育动员大会上一锤定音，新版党史排除争议，正式将文革重新定义为“艰辛探索”与“曲折发展”。
文革让中共运动式治国达到顶峰，导致毛泽东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破产，如何评价文革也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共最大的一块心病。
今天要公正评价文革，就必须弄清楚当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今天习近平为什么重评，以及为什么说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探索”。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他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了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造成了三四千万人死亡，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他就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也唯恐自己死了以后像斯大林那样被鞭尸、被清算，所以他就要发动一场大清洗，来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死后的地位。当然以毛在中共党内的权力，要打倒刘少奇并不困难，但是他很清楚如果沿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他无法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他也没法保证日后刘少奇不东山再起。再有，毛泽东在当时，党内想当一批人，包括相当一批干部，都比较认同刘少奇的做法。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太多，所以用传统的党内斗争方式没法打倒那么多人。所以他需要搞一种非常的方式，不但把刘少奇，还要把彭德怀给置于死地。而且要把所有的刘少奇的他们这个所谓体系一网打尽，同时给其它大大小小官员一个震慑，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胡平认为，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另一原因就是想提拔亲信，可是他自己的亲信原来级别都太低，按照传统的方式没法把他们一个个提到最重要的岗位上来，所以这也是他必须要采取文革这种特殊方式的原因之一。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归根到底是为了他个人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整个中国。
他说：“我觉得毛泽东是为私。因为我们现代政治学在看政治问题、政治现象、政治人物、政治思想的时候，实际上是看两个方面。一、他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一点上，有许多为毛泽东辩解的人，其实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说毛泽东在做文革实际上是在做一场社会实验的探索和变革的探索，想解决在共产党革命之后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出现新的压迫现象，这些人在68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美国和西方很多青年也受这样思想的一个影响。毛泽东不是这么单纯的人，他发动文革其实就是一场权力斗争，为维护自己权力。在现代社会科学和政治学来说，道德评价更多看的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些理想。‘为公为私’这个问题在现代制度设计中基本上认为人是可以为私的。比如说在市场机制是强调资本家、企业家从事企业活动是为了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我说毛泽东为私就是他为了一己之念，这个‘念’是公是私都不重要，他把整个中国浸入血泊之中，把整个中国投入一个灾难性的暴乱之中，这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愿望，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整个中国人民，强加给共产党，所以他是为私。”
王军涛也表示，中共对于文革灾难的反思和检讨不彻底，只清算了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却没有清算共产党一党独裁的制度性错误。这就为习近平想要重新评价文革以及中国今后再次发生文革这样的灾难埋下伏笔。
习近平表示，中共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认，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需要打通。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毛泽东路线的某种否定，习近平的这种提法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他说：“当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共为什么会得出要反对个人崇拜的结论呢，正是基于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换言之，在任何时候只要中共正视文化革命的灾难，那么它必然就会引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结论，这就不利于习近平自己个人权力的地位。另外，只要你正视文化革命也必然会引出进行政治改革的结论。这么一来更是威胁到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