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后，中共开始奉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脑体倒挂”现象不见了，知识精英要么被收买，要么被边缘化；以经济发展考核官员政绩，整个社会以官职大小和财富多寡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准。邓小平的“猫论”成为金科玉律，92年南巡的“不争论”发展到极端，经济确实得到了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是，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官场腐败、道德水平下降、司法不公、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十年来，本应推动自由民主化浪潮的大陆思想文化界在大踏步地倒退，一些亲历者也在逐渐淡忘六四。当局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因六四大屠杀得到了强化，中断文化反思、严格控制媒体和学校的思想舆论导向。坚持逆人类文明进程而动的一党专政，成为中共一切决策的出发点。
虽然危机四伏，但不思政改的中共独裁统治似乎仍然非常稳固。人们只有在个人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可能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如强拆、强占耕地、环境保护等维权行动。六四之后，在街头没有出现过一次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散步。
与历史上的乱世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旦疯狂开采自然资源和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的经济发展走到尽头，等待中共的必将是经济的大幅度滑坡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及民众严酷无情的审判，国家又将陷入毁灭、重建、毁灭的怪圈。
“裸官”（把家属子女送往国外、只身于国内为官，然后将贪污的赃款移往境外的官员）现象和演艺明星纷纷加入外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陆的前景。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没有能力移居海外，与其被动地等待历史浩劫的来临，何不起而改变民族和个人的悲惨命运？
史学怪杰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他1843出版的《过去与现在》里写道：“从长远角度来看，任何政府都是其人民的确切象征，无论他们聪明还是愚钝；我们不得不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小马哥去年上台执政，7年来首次没有出席或组织六四纪念活动，仅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声明，言辞较以往温和，甚至不合时宜地在声明里赞扬中共救灾。遥想当年李登辉总统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时过境迁，令人唏嘘不已。
人们真的那么容易淡忘，那些永远年轻的笑容，被子弹撕碎的青春，为自由抛洒的热血？
北京奥运那些狂热地挥舞五星红旗的人群及海外留学生群体，无不是在虔诚地向一个独裁政权表示效忠，向一个无耻地欺骗、愚弄民众的党国致以崇高的敬意，与1936年柏林奥运何其相似乃尔，纳粹德国的愚昧和野蛮在21世纪的大陆公然上演。
共产主义乌托邦破灭之后，变味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成为填补精神空白的救命稻草，不能不说是中共长期、系统的洗脑教育的成功。党禁、报禁使得在信息被蒙蔽的环境里长大的人们，即便赴海外留学或工作，党文化的毒素仍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个人和民族的尊严被党国的荣耀全面遮蔽。没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哪里知道政治上的善恶与羞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如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获得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海外华人的大力捧场；六四大屠杀，大陆没有出现排山倒海的抗议浪潮动摇中共统治，其原因亦昭然若揭。
1989年5月20日，李鹏发布戒严令之后，中共王牌部队38集团军出现“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一些同志用善良愿望看待动乱、以担心情绪对待戒严”[1]；39军116师师长许峰消极抗命[2]，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戒严，诸如此类令人肃然起敬的军人还有一些，但远未达到与独裁暴政不共戴天的程度，数十万大军竟无一人掉转枪口为父老乡亲、为正义而战。
1989~1991是20世纪非常关键的3年，苏俄解体，冷战结束，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法西斯第一次取得压倒性优势，为何中共能够凭借六四大屠杀苟延残喘？
不妨先来比较一下共产帝国两大魔头的命运：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身亡，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面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毛泽东死于1976年9月9日，时至今日，尸体还躺在水晶棺材里接受四方朝拜，饿死4千万人、迫害上百万知识分子的罪恶不仅未得到彻底清算，官方还认为毛功大于过（罪）。
清算斯大林之后过了30多年，苏俄宣告解体，而中共至今仍对毛泽东思想敬若神明，差距何其大也！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不久，苏俄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相继土崩瓦解，有其深刻的文化和历史渊源：斯大林死后仅3个月，东德350个市镇的50多万人参加了反政府的游行，有些地方发生了袭击监狱和党部大楼的事件[3]。若非苏军出动坦克，柏林墙当时就会倒塌。
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恶的揭露在波兰和匈牙利呈现初步效应：10月20日，主张非苏联式道路的哥穆尔卡被选为波共第一书记；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和数十万民众涌上街头，拉开了匈牙利人民起义的序幕，得到军警的极大同情，或提供武器或直接参加起义，以致苏俄两度出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若非苏军发动纳粹式闪电战，自由民主早已在捷克开花结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国民整体素质如果足够高，再疯狂的独裁者也只能屈服，否则就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如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1989年学运以大屠杀收场，首先是邓小平、王震等人对公众的反应有着“清醒”的预判，无革命和军队临阵倒戈之虞。
由于宗教、文化、历史、教育及地理因素，东欧民众对苏俄的厌恶和抗拒非常强烈，没有苏军的坦克大炮，共产党的统治一天也难以维持。一旦包括苏军在内的民众普遍觉醒，就意味着苏俄的解体和东欧的解放。
1991年苏共保守派发动的“8.19”政变之所以失败，首要因素就是苏军不再是党卫军和头脑简单的杀人机器，而是选择站在人民和自由的一边：苏俄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的大小军官，宁愿上军事法庭也拒绝执行逮捕叶利钦和屠杀民众的命令。
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浪潮催生了86、89学运，然而，人们痛恨的只是官倒等腐败现象，未怀疑和批判产生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或者说，对一党专政的批判没有获得全社会的积极响应，自由民主没能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毛泽东时代的罪恶未能得到清算，启蒙尚未完成，这一切注定了六四大屠杀不会遭到军队的反对。
军人也是人，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亲朋，什么时候，徐勤先这样的军人成为军队的主流，中共的末日即指日可待。事实上，人民军队不向和平示威的人民开枪只是一个常识，但在中共的极权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常识在中国大陆仍然非常奢侈。解放军只是中共的党卫军，只要能确保独裁统治，“杀20万，稳定20年”算得了什么？
极权国家洗心革面施行宪政民主，开放党禁、报禁，都会经历大大小小的阵痛。东柏林、布达佩斯、布拉格为自由流淌的热血，1989年能够再度燃烧，六四大屠杀死难者的血又怎会白流？
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暴君、独裁者亦非自封，而是你我他的盲从、愚弱造就了体制，造就了暴君。继续启蒙，继续用各自最擅长的方式开启民智，让自由民主成为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应该是代价最小、过程最平稳的转型方式，值得我们和体制内部的健康力量的共同努力。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凝固了20年的血液，深藏在历史的记忆深处，逼视、警醒着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碧血总有一天会再次沸腾，锻造出一个自由的中国。
注释：
[1]《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
[2]《参与六四镇压军官公开事件真相》，美国之音，2002年5月29日。
[3]奥斯特曼《民主德国1953年动乱新档案述评》，冷战中国网，2005.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