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提要：
引言
一，必须老调重弹八九历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五，一孔之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
六，苏联民运：权力集团内部改革力量
七，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八，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九，民情与离心：前东欧极权主义与中国极权主义之不同
十，八九民运遗产：自由魅力与精神日出
后记
引言
没想到八九六四32年之后，需要为这场民主运动做辩护，而且是面对自我阵营的质疑。
这种质疑是以“反思”为由提出的。这种质疑的主题是：八九是否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这种质疑，抽象化或忽略过六四暴行，以当局六四暴行恶政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如六四亡灵不得昭雪、天安门母亲追讨公义不成，中国文明变革机遇消失、邪恶专制崛起甚至全球化击败西方这些现象——指斥八九民运，相当于把六四屠杀的恶果，转嫁于八九民运，这无疑是对八九民运的指控。
这种质疑还有一个前提，就是：32年了，针对八九六四说了这么多年没有新意，所以应该说些新的东西。
上述言论者是苏晓康。晓康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对他的流亡心态、秀才脾气以及聪慧敏锐，深度同情而且自以为能够理解。这是我平生首次发表批评文章且指名道姓，是因为，晓康上述相关言论已广为人知，无需为他隐；其次我理解，引发关注和评论是晓康的本意和需要；再，我确实不同意他在他的“八九新说”中，将当局暴政性质与恶行之因，归为八九民间民主运动之果这种因果颠倒、本末倒置的逻辑，觉得应该公开反驳。不过此文虽由晓康八九新说引起，所论大多是自己认为重要的话题而借题发挥。四，撰写此文就事论事，无碍我对晓康的敬重和交情——我希望说出自己观点，但保持善意讨论问题的风气。
一：八九历史六四暴行必须老调重弹
“老調重彈……——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于是晓康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话。这样的反思八九的动机，不幸撞到我枪口上了。
喜新厌旧是人性使然，无可非议，不过新调虽然引人关注，却未必是切中要害的前提，这也是常识。现在没有新闻，未来没有历史，在国家机器扭曲事实近70年的大陆中国，八九六四已经从新闻变成旧闻，从旧闻变成记忆，从记忆变成遗忘，从遗忘变成荒原。不仅如此，他们在这片荒原上种植了谎言的丛林。而这片谎言的丛林，只能结出民族悲剧宿命的硕果。
龚自珍有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这不只是一个判断句，这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自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国史被灭，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中国民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大陆消亡；自中国仁政道德文化遭五四批判再遭文革践踏，这个民族异化为马列信徒、无神论者，再沦为物质金钱的奴隶。顾炎武有亡国或亡天下（文化）之论，国是国体、国家，天下是文化、人心。洞察如今九百万平方公里大陆光怪陆离、灾难深重的景象，谁能说49年以降中共治下，不是灭史而亡国？谁能说文化没有被消灭，民族没有异化，道心之天下没有灭亡？
共产主义的潘多拉盒子早就喷射出诸多重大历史谎言：从庚子国难到辛丑谈判，从延安整风到民国抗战，从国共战争内幕到49年之后韩战、越战、周边战争，从西藏所谓平暴行动、蒙古内人党事件到历次政治运动，从大跃进大饥荒到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从关押百万人的新疆劳改营、香港变色到武汉病毒来源、生化武器工程……。
面对如此严重的现实，要抵抗这种来路灭迹工程，不能喜新厌旧，也无处推陈出新，唯有老调重弹：存亡继绝，振弊起废——找寻被铲除的真相，恢复被诋毁的经典，还原被扭曲的事实。谎言重复一千遍被说成了真相，真相必须重复一万遍，以便消解谎言。要有从新闻说成旧闻，从旧闻说成记忆，从记忆建造真实的历史，从真实的历史中建造民族的来路的坚韧决心。
几千年来，中国修史传统源远流长，修史制度坚实稳定，史笔如刀，镌刻真实，司马迁忍宫刑之辱笔写春秋，脍炙人口，而他笔下秉笔直书、犯上罹祸、坚决不退、前赴后继的齐国太史兄弟四人，更令人肃然起敬。如此以命相搏，代代相袭，记录真实，保护历史的传统，证明了那句盛传于民间的定语：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欲使林木茂盛，必先培其本根。如今，在谎言的荒野上，欲要文明之树昌盛，必先还原历史，真实历史不仅相当于我们的宗教，也是我们国家未来文明之树的本根。培植这个本根，是每一代有尊严的人，尤其是有话语权的知识人的天然使命。
这个使命必须老调重弹，这种劳作必然枯燥乏味。而喜新厌旧导致忽略历史，急功近利必然经不起失败，成王败寇将会泯灭公义，文明不会由此积累，神明不会看守这样的聪明。所以，要反思八九民运，需要持守“历史是我们宗教”的传统，更需要恪守“人不知而不愠”的生活态度。
二，反思误区：明于理念昧于事实
专制集权的内部运作是一道铁幕，可窥其貌，难见其祥，中国专制政治也不例外。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铁幕之外，小道消息層出不窮，相信哪條是个问题。关于中共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这是八九民运的信息环境。即便32年过去，人们依然在寻找史料，挖掘信息，试图从中找出蛛丝马迹，确定中共内部的决策走向、时间坐标、人脉关系等，以便确认自己的结论正确，他人的分析错误。
而八九年学生与当局的沟通渠道，不如美中49年后断交时期的状况。那时，在第三国家的酒会上，还能通过人脉内线，悄然传递消息。苏联计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种重大消息，就是美国在外交酒会上，通过私人，以非正式方式传给周恩来的。八九年学运期间，中国当局虽然密探到处有，他们能及时掌握学生动向，但学生与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渠道，他们背地的运作情况，权力集团外部无人知晓，了解只言片语，只是极少数人的专业知识。这种情况下，唯有公开的消息可为学运的参照。这类公开的消息如：胡耀邦逝世、4·26社论、赵紫阳下台，军事戒严，军队进城等，当局每一个公开的消息和明确的行动，学运都充分吸纳，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即便如此，当军队戒严，赵紫阳下台的确切消息传来，立即停止绝食的决定依然难以兑现。因为对那些绝食进入第七天的学生而言，停止绝食已经不意味着停止争取对话，而意味着自取其辱，面对中共的冷漠，他们淡化了绝食初衷，转而感到，坚持绝食就是坚守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笔者当时人在绝食团指挥部的广播站，周围就是绝食的学生，这是我直接确认的事实。
评判过去的事件依据现在的信息，以32年后的认知评价32年前的事端，这是浪漫主义者们常犯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不进入具体事件的具体环境，犯起来不仅容易，还特别“正确”。苏轼的二任妻子王闰之当年将苏轼的很多手稿付之一炬，后世论者因此责备王闰之不负责任，因为她的举动导致中国永远失去了苏轼那部分珍贵的手稿、诗词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莫大的遗憾。确实如此，但是设身处地，身临其境才能知道：当时苏轼因写作诗歌被诬陷，正身陷囹圄于所谓“乌台诗案”期间，构陷牵连七十余人，审理紧锣密鼓，这些手稿一旦败露，即可成为陷苏轼于不义的奸佞小人的旁证，极可能导致他狱中丧命，王闰之如何能够不顾苏轼性命和全家十口安危，保留这些祸根般的手稿？是因为她的谨慎和果断，中国文学史上才有苏轼到苏东坡的转变和他后半生的全部创作。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当时情景使然，有其内在逻辑和契机。省查事件，古人都知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以便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如今反思八九六四民主运动，需要有同样的现场感、历史感。
当事时旁观，是个人选择，事后诸葛，也是个人选择，均无可厚非。但是脱离现实，以笔削自任，俨然判官气象，确实义正词严，而且立于永远不败之地，却无补于事。假如王闰之当初没有烧掉苏轼的手稿而导致苏轼判死狱中，旁观者依然可以“正确地”反思王闰之之罪：她没有及时烧掉苏轼手稿，导致中国伟大词人苏轼英年早死狱中，造成中国文学史上重大的损失！
——当事人总是负谤，观事者永远正确，这是明于理念、昧于事实，罔顾经验，这是一种反思误区，它颠倒了因果律、取消了背景论、拆除了环境说，从而颠覆了或弱化了对八九六四的真正反思。人类历史上，有多少颐指气使的口舌争讼、多少机锋巧用的文字游戏、多少政治正确的言辞论辩、多少哗众取宠的指斥谴责，甚至暗潜心机的自我辩解，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消失的。
三，“策论”性反思不足为训
清末废八股，兴策论，举中国之士子，尽为权力之耳目。当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倾力废夏纳夷、全盘西化，却并没有在行为上把自己跟他们批判的文人传统划清界限：议政为权患，献策于朝廷，这类作文，近年依然随着权力姓氏的轮转而时见时新。以至于即便反观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民间民主浪潮，也希望合于当局的节拍，顺其势，应其声，展其志。
这是直接诉诸权力集团的智能面对民众抵抗运动所实现的对象转换，本质上，它依然是以官方步调为主导的一种方式。中国自由知识界奉为楷模的陈寅恪和他的挚友吴宓们，是不屑于此的。余英时先生也温和地指出过当代中国知识人这一自作多情的通病。
我不否认这种自命为朝廷重臣的传统文人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假如贯穿于体制内部的改革机构并遇到开明官员，或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方式很难无缝隙衔接到民间，除非权力集团看取民意，主动让步。
对八九民运而言，策论思维模式的麻烦不仅在于它的权力思维之嫌，即便从现实层面看，也难以奏效，盖因八九民运是自发的、应运而生的群众民主运动。它既然兴起成势，成为民众意志的载体，便难有少数精英意志运作的空间。具体看，八九学运中几乎每一个临时机构的诞生都是应运而生；几乎每一个领袖出现都是顺势而出，参与者和亲历者皆可证明，学自联，外高联，纠察队、工自联，知识分子联合会、新闻快讯……这些组织或机构的组成和建立，均无预谋，无策划，一蹴而就，得成于势。历史准备好了高地，只看谁愿意并且能够站上去！它托举站上去者成为领袖，不理睬企图拖拽它的精英。这是（八九）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八九）时势。
时势就是民意，就是运动的主体——学生的意志，顺者卷入漩涡中心，逆者冲到边缘。广场上重大决策的兑现、计划的执行，都有一呼百应的前提，都顺应了（而不是悖逆了）学生们的意志。而策论性思维，是官僚政治的衍生物，不是群众运动的指南针，试图以此种思维定势来逆转或左右学生的意志，不仅技术上无法做到，实际上也难以奏效，当时多名知识精英到广场公开喊话，发表演说，劝退学生，竭诚尽力，无功而返，就是证明。
四，中外比较：八九民运达“和理非”极限
学生最初的诉求意在民主，退而求其次要求仁政，仁政还是过于天真而“过份”了。具体地说，学运最初目标是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反对官僚腐败，继而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这个诉求显然无效，转而要求与当局平等对话。老人帮不肯退让，对话无诚意，学运被定性为“动乱”，迫于秋后算账的恐惧，他们以绝食要求取消“四·二六社论”这一结论，给学生运动平反，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此举不仅无效，反而传来了军队戒严令，学生为此继续退让，以停止绝食为条件，希望避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自由之地。军队终於进城，大开杀戒，学生再退已无路，他们最后一个请求是：军队不要开枪，以便他们能安全退出广场，这个诉求已经来不及写到标语上了。
关于学生的政治诉求的有限性，西方记者也看得明白，现场调查之后，他们甚至觉得把八九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民主运动是过于简单的描述，他们“只是要求政府正式承认学生运动。他们并不想推翻中共的体制”（CNN记者麥克·奇諾伊Mike Chinoy1999年版《中國直播：人民力量與電視革命》China Live：People Power and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第七章“中國魂：天安門廣場” The Soul of China: Tiananmen Square）。
而早在1992年，针对”学生激进”的说法，高尔泰先生就指出：
“特别是在目前，由于民运处于低潮，群众态度冷淡，专制政权回光返照，貌似空前巩固，乖巧机灵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反过来向胜利者频送秋波；以“理性”的名义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指斥它过于“激进”，指斥它没有及时作出妥协和让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至党和政府把已经赐予的一点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们而是青年们应当对六四惨案及其后的历史大倒退负责。仿佛只要青年们不急于追索自己的自由与人权、能够及时地丢掉人的尊严感、羞耻心和对于社会正义的强烈渴望，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总之是奴隶们应当学会忍耐和等待，因为镣链是会生锈的，等到镣铐链锈蚀掉落的时候，你们不是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现在，由于你们“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于挣扎和呐喊，以至于失掉已经开始生锈的镣链又换上了闪光锃亮的新镣链。不仅你们自己倒霉，连累全国人民也跟着倒霉。你们有什么权利，把全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出狱的民运人士，正在四处串联要成立一个“忘却六四委员会”，帮助党内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节”，以便通过改革最终地实现和平演变。“（高尔泰“夜半歌声出海涛——序《告别阳光·八九六四囚禁纪实》）
十九年前高尔泰先生这些批评，更加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
再看市民，近两个月的北京倾城抗议行动，动辄百万人布满市区街道、桥头、地铁路边……警察撤了，学生维护交通，市民主动配合，那段“失控”的日子里，北京秩序比平时好，而且好得出奇：没有发生一起盗窃事件，没有丢失一辆自行车，没有打破一块玻璃，没有发生一次往时动辄发生的打架斗殴和争吵，当时百姓形容社会秩序用了一句形象的俗语：“小偷罢偷，流氓罢流”。这样大规模的、全体人民参与期间的和平理性，史所未闻，以至于消息传到东欧，成为榜样：东德莱比锡每个周一都会从圣尼古拉教堂走出烛光游行队伍，组织者是弗瑞尔牧师，为了防止游行者情绪失控引发暴力，他刻意安排参与者们两只手都占满：一手蜡烛，一手圣经。他告诉外国记者说：中国几个月前和平民主运动的和平理性，是他们的榜样。
近代类似的运动均可参照比较。最近的民众抗议活动是五四运动，其中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学生们被愤怒情绪宰制而恣意发泄，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其激烈程度与八九学运不在一个平面，而迄今无人否认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爱国性质。往前看：义和团运动暴戾恣睢，虐杀中国基督徒超过两万、外国传教士数百，烧毁京城数百年精华，如今定论是“反帝爱国运动”。往后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全境陷入打砸抢烧杀暴乱中，死伤无数，多年之后才羞羞答答称为“动乱”。举目近代，百年中国动荡中，唯有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诉求有限，且一再降退；行为平和，不犯纤毫；情绪最极端的表达竟是学生们的自戕，自我绝食，而非泄愤于公物或伤害于他人。
测目西方，我们难兄难弟东欧国家的同类反抗，是另一个参照系：波兰，1956年波茨南事件中，只因传闻赴华沙向政府情愿的代表遭逮捕，民众示威就演变成了暴动，点燃了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建筑。匈牙利，1956年为反抗苏联武装镇压，数万人民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致死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苏军士兵。比较之下，中国的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上最声势浩大也最为和平理性的抗议行动，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顺便说一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导致苏联集团强化压制力量，东欧民主运动遭受重创，民运处境更为艰难，其后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梦想被苏联坦克碾压；1979年韩国的“汉城之春”，以刺杀朴正熙的激烈手段结束了其独裁统治，但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被军事强人的军事戒严压制。虽然如此，文明社会没有以苏联专制力度的加剧，指斥说匈牙利人民的武装暴动是过激行为，他们断送了改革形势，他们应该对苏共更剧烈的暴政负责。十二年之后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镇压，也无人指斥捷克民运不识时务，断送了历史改革的进程。遭到国际舆论谴责的是武装入侵、实施镇压的苏联当局，美、法、加、巴西、丹麦国家联名在联合国要求苏联立即撤军，甚至中国当局也在非正式场合表达了对苏联暴政的不满。（时任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日招待会讲话中公开指责苏联的侵略行为，导致苏方人员全体退场。这一讲话史称“六八讲话”）。
顺便再说一句：八九民运多年以后，以善良温和、虔信佛教著称于世的藏人，抗议当局绞杀信仰、种族灭绝的方式，比八九天安门学生绝食行为更自戕：他们自焚，接二连三，累计人数已经超过150。这是无权者的最后的权力、是最悲惨而最无奈的抗议方式。这种方式后来导致他们一人自焚，全家受罚。国际社会和文明世界唯有同情他们的遭遇，为他们的抗议方式痛心疾首，没有谴责他们激进，没有指控说他们的行为导致了中共更加严酷的暴政，为此而遭受谴责和指控的始终是暴行罪犯中共当局。
顺便再说第三句：一场政治运动的定义，依据应当是这场运动的内在诉求和外在行为，并考虑运动是否是建立在双方协作、相互效力基础上，是否有正常发展并将诉求贯彻到底的可能。假如单凭学生自我绝食一途，就鉴定八九民运激进，是罔顾八九政治诉求的有限性，无视诉求态度之初的恳切期待、忽略公众行为普遍的自律，以及全体市民学生为维护和平理性所采取的各种反暴力阴谋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交警撤离后学生们组织起来维护交通秩序，收集并向政府交还军队枪支、展示客车上藏匿的军事装备，送交公安机关涂污毛像的三名湖南民人，阻挡军车进城，劝阻军人撤退并对他们讲述天安门真相……。）这种结论之做出，有无视当局唯权试问的专制本质和暴力激进处理方式之嫌。
人们固然可以说，极权暴政本质如此，不能对他们寄以希望。试问，当时精英们的共识是中共秋后算账，有几个认定中共会几天后面对平民学生开枪？此外，确认中共的残暴并这不意味着，在考虑八九民运以及任何抵抗运动的性质时，应该把习以为常的极权暴政“正常化”到剔除出我们的视野，而单挑暴政导致和激发的后果，放在空中阁楼，论为没有来由的行为，或者干脆把冷漠专权导致的（绝食）后果转换为暴政实施的原因，来兴罪伐错。
五，一孔之见：反思什么？如何反思？
反思八九民运极端必要，是中国思想界和民运界的严重任务和责任。不仅应当检讨反思八九民运的操作层面，也应检查八九民运的民情背景和社会环境。个人认为，操作层面和策略层面，由于八九民运的即兴性、自发性、人民性和非严密组织性，可以省察的空间不是很多，而后者，即检查八九民运民情背景和社会环境，则大有可为且意义深远。为此，在本国范围内，须把八九民运放在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考察，放在近代百年中国民主的艰难历程中考察，在全球范围内，应放在抵抗共产主义运动史尤其是东欧民运史中考察。这样，有利于见木又识林，可以看清楚中国八九民主运动的特征或经验，缺憾或教训。
这种反思，需要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信息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中共权力斗争内幕，虽然这样的信息同样匮乏。——事实上，中国不仅缺少精神资源反思自己的民主运动，八九后头十年，苏东波红色阵营解体的情况也十分匮乏。好在本世初开始，在笔者视线范围内，一些重要信息从个人回忆、记录、报导、访谈中浮现。这些信息，极大地提供了我们在比照中反思八九民运的精神资源和经验事实。
——32年来，中国八九民运真相被中国官方成功地诬陷和扭曲，东欧各国民运的完整资讯——除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的刺激性镜头在地下不胫而走——更无望进入大陆民间视野，对这些信息的研究和分析，则是禁区中的禁区，无缘展开。考察、研究八九民运自然成为海外华人学者、民运界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历史使命。东欧民运的盖棺定论，可为中国民运历程尤其是八九民运的开门之考。随着东欧八九民运咨询20年来的日渐积累，海外已经具足研究这个话题的资讯条件，
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将比照苏联、东德、波兰三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历史，试着对中国八九民运提出粗略的反省和诘问。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民运无论发生什么都必然载入史册：苏联是冷战策源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国、上个世纪全球最大的共产极权国家；东德的柏林墙是自由与奴役两大阵营冷战的象征；波兰是欧洲倒在极权铁蹄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欧洲共产极权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三个国家民主进程的特征而言，苏联的解体得益于权力集团内部伏特加酒力般的改革行动和西方文明价值的深度渗透，德国柏林墙倒塌得益于的基督教会走出教堂，参与变革，成为民众主体，破解了世俗社会的籓篱；波兰的苦难不亚于近代中国，它的成功是屡败屡战的自由意志铺就的，也是人数众多、运作完备的组织性造就。这三点，可提供我们对中国异议运动一个相对高阔的视角，是中国八九民运兴衰之重要参照，对比之下，也许可以探查中国八九民运失势的原因，思索中国现实社会的空白，烛照未来中国政治文明之路。
六，苏联民运：权力集团内部改革力量
苏共解体的关键是其内部产生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领导人，前者具有“新思维”，他居然提醒所有共产党的总书记说，“生活将惩罚那些迟到者”。1988年，东欧剧变之前，他接二连三做出重要改变：在苏共中央会议上提出一个旨在建立“真正人民政权制度”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进而要求苏共要接受民主序范围内的严格限制，“党的地位不能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他宣布放弃勃烈日涅夫主义，意在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预，尤其是要停止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装干涉。
他的政治改革信息如此明确，以至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德大游行中，面对德共的压力，人们公开请求戈尔巴乔夫的帮助，并把“戈巴、戈巴、帮我们”的呼吁写在了游行的大标语上。东欧地震，象征共产主义铁幕的柏林墙坍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四十五年的冷战结束。戈尔巴乔夫站在了正确历史的一边，人类文明的一边，为此他获得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他率先辞去苏共总书记职位，同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掘墓人。
苏联面对的麻烦不仅是“老大哥看着你”的问题，还有民族独立问题。不过苏共解体，起止于1991年8月权力集团内部强硬派8·19政变事件。这与中国八九民运自下而起的来历全然不同。
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则是苏共解体的保驾护航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引发苏共内部强硬派不满，旧体制弊端种种一时爆发，为挽救苏共利益，他们签署“苏联领袖宣言”，聲稱戈氏的改革已經失敗，以苏联内部的恐怖分子为由，宣佈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武裝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巴契夫，并制造舆论声称戈氏生病不能履行总统职责，而委员会将保证支持“真正的民主进程”。所有消息从官方电台电视台全境播出，而唯一一家独立电台“莫斯科回音”被事先切断。
这是一场深谋远虑的政变，是对苏联政治改革的颠覆。叶利钦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挺身而出，及时抵达莫斯科政府大楼白宫发布声明：正在发生的是一起违反宪法的政变，督促军方不要参与政变，呼吁全国发起总罢工，诉求是要求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致辞。没有了传媒机器，他的所有声明和号召，均以传单形式散发。
——双方力量对比并不均衡。1991年8月19日发生在莫斯科和苏联境内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引发的苏共权力集团内部的生死较量。莫斯科市民下午开始聚集在白宫附近设置路障。强硬派首魁，苏联副总统亚内叶夫（Gennady Ivanovich Yanayev）则召开记者招待会，再度利用舆论强调宣言中的谎言，并且是以同情的语气：戈尔巴乔夫多年辛劳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乎同时——下午四点——白宫防卫摩托化步兵师坦克参谋长宣布效忠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领袖。叶利钦不乏历史感和英雄气，据说他喝了些伏特加，然后踉跄闯出政府大楼，来到为数不多的市民当中，爬上效忠于他的坦克中的一辆，向在场群众致辞——正如天安门广场上那些心急如焚的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的演讲词奇迹般地竟然在强硬派控制的官方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播出。
较量并未结束：莫斯科当晚被强硬派执行了戒严。没有人怀疑这是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征兆：白宫即将遭到进攻。白宫准备对付进攻，装备严重不足，效忠者指挥的坦克连离开了，多数自愿者没有武器，可资利用者包括自愿守卫白宫的将军和军官，部分已经退役。而强硬派攻击白宫的“雷霆作战”计划，军力强大，配备几乎完美，伞兵、特警、内务军、坦克连、直升机中队……。政治斗争的终极手段就是军事较量，双方军力不成比例，前途未卜。东正教的上帝再次帮助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叶利钦：强硬派进攻时间被密报给了白宫。
进攻开始前的凌晨，强硬派摩托化步兵师一辆战车在一个隧道受阻，阻拦物与一年多前北京市区阻挡军车的障碍物一样，是无轨电车和交通路障。三名试图阻止战车者中弹或摔下身亡，多人受伤，群众放火焚烧了这辆战车。
而原定进攻白宫的计划。特种部队和信号旗，并未如约抵达白宫。出师不利，部队奉命撤离莫斯科。强硬派转而寻求与被他们软禁的戈尔巴乔夫面谈，被拒。此后形式急转直下。电讯恢复后，戈尔巴乔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废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決定，免除其成員的政府職位，令苏联总检查署介入调查政变行动。
同日，8月21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在一项决议（1626-1号决议）中，授权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指派地区行政首脑，当时俄罗斯宪法并未提供总统此项权利，此举因应的情况是，一些地区行政首脑支持发动政变维护苏共利益的那个“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
22日，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代表成员和戈尔巴乔夫分别抵达莫斯科。一系列的清算行动随即开始：这日清晨，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亞佐夫（苏联国防部部长）和蒂賈科夫（苏联国营企业与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在抵达的莫斯科机场被逮捕；这日上午，这个委员会另一名成员亚纳耶夫（苏联副总统）在自己办公室被捕；23日，再有两位成员巴甫洛夫（苏联总理）和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被逮捕；另一位成员普戈（苏联内政部长）及其妻子同日自尽；24日，签署《苏联领袖宣言》的巴克拉諾夫（苏联国防委员为第一副主席）、波尔丁（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舍宁（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被捕。至此，反改革政变八人集团基本一网打尽。
24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两个重要事件，一是位于卢比安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大楼前苏联契卡（臭名远播的“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公然拆除。二是，三位阻挡军车遇难者的葬礼在莫斯科隆重举行，叶利钦和俄罗斯领导人以及社会名流致辞，戈尔巴乔夫未出席，但他颁令授予三位牺牲者“苏联英雄”称号——这是苏联这个称号的最后一次授予，其内涵显然已经改变。为最后的三位苏联英雄走上街头送行的人有几十万。这个数字意味着苏联民意，昭示苏共党内改革拥有广泛社会支持。
这一天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历史性的：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以苏共中央和政治局未能坚决反对政变为由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叶利钦签署83号总统行政令，苏共档案移交政府档案部门，其血腥历史将不再是国家秘密。
苏共大势崩解，叶利钦在莫斯科白宫广场坦克上的呼吁变为现实：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戈尔巴乔夫关于苏共中央自动解散的决定。这一天叶利钦发布90号总统行政令：将苏共在俄罗斯资产国有化。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到三个月，11月6日，叶利钦签署第169号行政令，终止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
自十八世纪彼得大帝以强制手段引进西方先进器物与文明，改变俄罗斯风貌以来，这是苏共这个既非斯拉夫派亦非西化派的共产怪胎内部的一次伟大的自我觉醒。这片半是欧洲、半是亚洲的广袤大陆上，除了权力集团内部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至苏共强硬派也受到欧洲文明思想和价值的浸染——军事政变失败的关键是政变的时间被有意泄露给改革派。而这次密报是准备进攻白宫的伞兵部队指挥官（帕維爾·格拉切夫同意下）同意的。这个关键的决定与另一个秘密事件相关：密报此讯的是军事行动指挥官之一的伞兵部队副指挥亚历山大·列别德，此前他已经亲自混入莫斯科白宫附近群众，实地考察过舆情民意。此后，军事行动指挥机构中就有人试图说服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也是军事行动发起者之一的克格勃将军根尼·阿格耶夫放弃军事行动，所依据的理由耐人寻味：此战因将导致的流血冲突而丧失成功机会。这个依据标志着，哪怕是苏共强硬派内部，依然保有文明价值底线和人道主义观念。
政变的本意是减缓当时在苏联已逐渐扩展的离心运动，结果却粉碎了戈尔巴乔夫以松散体制维持苏联一体的尝试，加速了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为什么苏共内部强硬派的努力反而促使事情朝向一个方向发展？为什么中国知识界的介入不能主导学生运动的走向。是什么力量在期间起作用？——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历史决定论者，我只按照已经发生的事实寻找其逻辑根源。我认为官意和民意同等重要，而在极权政治中，在托尔斯泰发韧、甘地起始、已成世界抵抗暴政运动主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思潮中，权力集团内部意志力量的对比，在多数情况下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中国权力集团的民主意识，无论关键人物还是集团整体，在八九年远未抵达苏共人物和集团同期的水平。民意汹汹，军队也有可资利用的力量，但朝中无人。以其说这是任何个人（比方赵紫阳）的错误，不若说这是历史决定的困境。
七，东德民运：跨越阶级光谱的底线
先看官方情况。
在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的德共计划和切实的军事准备下（76000军人严阵以待），开枪的命令竟没有人执行。——为什么当游行队伍逼近时，从严阵以待的军队，到严阵以待的莱比锡市政府，再到德共中央，最终都拒绝开枪？
拒绝开枪这一抗命行为不是东德党、政、军的统一行为，而是由下而上，先后、分别、独立完成的。首先是军队面对游行队伍拒绝开枪，接着是莱比锡市政府面对游行队伍决定不开枪，最后是德共中央决定不开枪。具体的描述是：10月9号，德共四十周年纪念日的第一个礼拜一，傍晚六点，拒绝官方严重警告和威胁的每周一和平游行队伍，抵达人流最大汇聚地莱比锡火车站，严阵以待的军人没开枪，不少军人扔下枪支，接过蜡烛，加入了游行队伍；接着，傍晚7点，游行队伍按原定路线来到德國統一社會黨萊比錫總部所在地，也是萊比錫史塔西總部所在的黨部辦公大樓。这里与火车站军人一样，機槍已经就位楼顶。市委第一書記赫爾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在度撥通柏林電話，询问无果。之后他擅自作出决定：不开枪。游行队伍路过了党部办公大楼继续前行，人越来越多，直到傍晚7点30分，东柏林德共总部打来电话，克伦茨下达决定：不开枪，避免与人民发生冲突，撤离所有军警武装。——是什么导致军警、市政府独立作出决定不开枪？又是什么导致德共中央最终决定不开枪？
莱比锡市委第一书记哈肯伯格做出不开枪决定并非他的个人意志，此前他两度电话柏林请求具体指示：开枪还是不开枪？——其实指示早已做出，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责任重大，事到临头必须再度请示——他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于是他征求在场全体党委成员意见。他得到的回答明确而急切：不要开枪，而且要撤下军警。——为什么市政府全体成员能够做出如此违背德共中央命令的决定？北京市政府面对此清醒，能独立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中国八九期间有“四君子”，肩负起军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使命，在最后一刻使大部分学生得以安全撤离。东德大游行期间也有一组人，号称“六君子”，其身份之组合被称为“全体人民微缩版”，他们也是自发联络而成，使命是呼吁官方与民间“非暴力”。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全体人民微缩版”有半数（三位）是莱比锡德共政府在职官员：文化局长库尔特·梅耶（Kurt Meyer）、教育局长罗兰·沃茨（Roland Wötzel ）、鼓动与宣传部长约亨·鲍莫尔特（Jochen Pommert）。其他三位，一位是神学家，一位是音乐指挥家，一位是演员。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呼吁周一游行者和安全部队谨慎行事。——在八九学运期间，中共内部没有如此关键的、衔接政府与民间的省部级在职官员，暗中不妨有，但是没有人想莱比锡市政府三位官员那样站出来，成为君子，“敦善行而不怠”的真君子。
面对四十周年德共大庆活动和教会组织的每周一游行，信誓旦旦要以天安门模式解决问题的德共总书记昂纳克居然被迫辞职了，党内的压力显而易见。昂纳克还是这样一个人：他热爱德国古典音乐，是德国著名指挥家、东德八九民运“六君子”之一的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的私人朋友。二战后，东德交响乐团被安置在动物园附近，大型动物的吼叫成为交响乐团的每日伴奏，為了避免在国际社会持续丟臉，昂納克居然接受指挥家馬祖爾的建議，為東德交響樂斷建造了那座頗負盛名的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昂納克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樂團每年必須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我国”有这样的热爱文化而且是自己古典文化并与异议人士保有如此私交的最高领导人吗？
再看民间力量。
与八九年的游行队伍不同：直接引发柏林墙坍塌的莱比锡每周一和平游行，队伍是从教堂里走出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基督徒除了关心自己死后升天，是否关心地面的事情？
从八十年代开始，莱比锡圣尼古拉教堂活动不仅传道讲述圣经教义、天国秩序，而且直接讨论社会问题：自由旅行、生态环境、拒服兵役、军事化教育等，教堂讨论对外开放，吸引莱比锡各界非基督徒人士每周走进教堂，抒发己见。这所教堂由此成为东德唯一的言论自由场所，也成了抵制洗脑，启迪民智的“雅典学院”——中国的基督教会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功能吗？
东德教会对专制的抵抗活动始于1982年的教会每周祈祷活动，持之以恒，后发展为走出教堂的每周一和平游行。——中国的抵抗运动是否有这种不计功利、不计成败的精神本钱？是否能够做到持之以恒？
从教堂走出来的和平祈祷游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领导权掌握在圣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手中。他不断遭受迫害，但行动坚持不懈。——中国的政治生态能产生这样的牧师吗？
1989年10月9日，东德建政四十周年大庆那个礼拜一，当局传讯了弗瑞尔牧师在内的所有神职人员，发出明确的开枪镇压警告。全城已经武装戒严、军警到教堂抓人打人、医学界接到通知准备血浆、尸体袋，幼儿园接到通知提前收园……柏林方向开来的军车在道路疾驰，几十万军队严阵以待，所有人都在知道他们正处在某种巨大是事物的边缘。彻夜未眠的弗瑞尔牧师依然决定周一游行照常进行。责任重大，他亲自领队，面对莱比锡火车站的枪口，队伍没有停止，没有掉头。按照八九新论者们的标准，这一行为比之中国八九学生绝食和不放弃绝食，更加激进。弗瑞尔牧师本人认为他受到中国八九民运和平理性行动的鼓舞，所有东德民意和世界舆论都认为，这是大无畏的和平理性的行为。与中国不同的在于，东德没开枪，中国开枪了。怎么理解弗瑞尔牧师带领信众、迎着枪口游行的决定？舆论誉他为“最优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对他评价是“他的勇氣改變了一個國家”，是因为他们胜利了。假若他们失败了，如中国一样被枪弹镇压，德国和文明世界的舆论会将如何评价弗瑞尔牧师？道德良心的标准是否能够依据成败得失下进行调整？弗瑞尔牧师是不是应该关闭教堂大门，只身一人去面对军警枪口？果然如此，会有游行人数当天和以后每个周一几何级数增长，直至柏林墙在11月9日坍塌这回事吗？
八：波兰民运：屡败屡战的自由弦歌
中国民运被枪弹镇压的1989年6月4日，波兰民运在自由选举中获胜：波兰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团结工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开放选举的261个参众两院席位中赢得260席（众议院开放选举的161席的全部和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在随后的大选中，工会主席瓦文萨当选民主波兰首位总统。这一天由此成为波兰乃至东欧的公民权利日。
关于波兰，有几个相互关联的事实意味深长，第一，如前述，波兰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第二，波兰是欧洲也是苦难最为深重的国家。第三，苦难波兰的反抗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波兰民族经得起失败，守得住自由信念和抗争意志。
1939年，波兰民运胜利的五十年前，德苏两国入侵瓜分波兰，打响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第一枪，波兰成为欧洲倒在强权下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由此拉开这个国家近代苦难的序幕，也奏响了波兰坚持抵抗的序曲。流亡海外的波兰人在伦敦建立流亡政府，波兰国内的抵抗力量转入地下。一年后（1940）苏联在卡廷森林秘密屠杀波兰军人战俘、知识分子、警察等精英两万两千人，意在根除波兰复兴的载体和希望。1944年，弱小的波兰在德国侵略和苏联控制野心下，奋起发动华沙起义，迫使德军一度撤退，但因苏军突然停止支持行动，导致德军重振旗鼓，起义坚持63天，惨遭失败，一万八千军人阵亡，超过二十五万平民丧生。德军死亡一万七。这是欧洲二战中最大的一起抵抗运动，也是最大的失败运动。失败当头，波兰不标榜勇敢和牺牲，不鼓励怯懦和退缩，不已成败论对错，不转嫁强权的罪恶，流亡政府和国内抵抗力量相互配合，他们没有因为失去战斗的意志。
波兰1956年波兹南事件纪念碑，又称双十字架纪念碑。碑上的数字代表在那个数字的年份所发生和失败的抵抗运动。没有十字架的民族能够读懂这样的祭奠吗？图片选择网络
二战结束，纳粹失败，苏共得逞，波兰苦难没有结束，抵抗行动持续，被镇压而失败的结果如影随形，从五十年代起，针对共产极权统治，波兰历经了数次失败的抵抗：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动被镇压失败、 1968年三月抗议事件在镇压中失败、1970年抗议事件在镇压中失败、1976年反抗在镇压中失败，直到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有高度组织的500厂家大罢工在严重争议中局部胜利。波兰民运总是从失败中再次站起来，直至1989年6月4日大获全胜。如果乡愿是波兰大脑的指挥棒，如果每次抵抗都患得又患失，那么每一次失败都有无数理由停止斗争，每一次抵抗都方便产生事后诸葛亮告诉你你错了，又错了，你总是错，每一次反思和总结都能成为这个民族倒下的绊脚石，每一次努力和牺牲都有政治正确的理由遭到指责。假如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波兰。
波兰这个弹丸之国，人口不到四千万的民族，伟大之处正在于超越世俗功利，不以人生岁月长度衡量生存意义，头顶的星空是他们精神的高度。这样的民族，会在失败中坚持到底，哪怕失败连着失败。因为成功只需要一次，而十字架的高度能在它到来之前，看清失败的意义。
九：民情与离心：前东欧极权主义与中国极权主义之不同
这种离心能量值得研究。……但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上，一个在欧洲本土根深蒂固，让东方中国感到陌生、难以认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为这些国家民情的无形的存在。这种超越社会阶层、根植于人们心底深处的基督教信仰，是东欧极权主义不同于中国极权主义的重要的原因。
关于波兰民运的胜利，有几个基本因素不能忽略：首先是波兰的反抗行为有延续性和继承性。早在五十年代，波兰农村就普遍不满波共政权，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后，产生了团结农会和团结学生会运动，这个国家的抵抗奴役运动四十年来，历经数次挫折和失败，其相关的信息、资讯和经验却没有被切断，不像中国，在严密的资讯封锁中，八九民运不知七九民运的存在，七九民运不知（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存在，被镇压的法轮功不知道此前中功（中华养生益智功）被镇压，中功不知此前无量中国民间会门道门组织被取缔，都以为自己是苦难的开端，反抗都起步于自发，都没有经验可循也没有继承性。波兰的抵抗运动承前启后，接连不断，步步为营，而不必每次总是从零开始。
第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高潮期间，成员总数多达一千万，占波兰人口的27%，其主要成分是天主教徒和异议人士，是波共党员总数的四倍。三，而罗马天主教信仰者约占全国人口88%。只有2%的人不信神。二战和冷战均未将波兰民族这一精神资源消灭，天主教在工人和农民中拥有广泛影响。中国，没有独立工会生存的空间，基督教三自教会服从共产党领导，家庭教会屡遭打压不成阵势。本土传统文化不论优劣统统遭到践踏，孔孟之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原则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人格道德——被当作封建糟粕大加挞伐，这面批判旗帜下聚集了共产主义坚决拥护者、极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以及虔诚的基督徒。百犬吠声，其势也汹汹，却极少有人翻开过孔孟著述，哪怕一本，读过一次。
再往深处追究我们会发现，波兰团结工会成员和波兰信仰人口的可观数量，均受到另一重要事实的激励，就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当选。七九年六月波兰出身的约翰·保罗当选为教宗后不久就访问故乡波兰，抵达华沙机场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波兰土地。教宗对故乡的爱，点燃了波兰民族传统信仰的热情：全国教堂钟声齐鸣，万众祝福之声响彻波兰。即便严密控制，仍有四十万人聚集华沙广场，举起手中自制的小十字架呼喊“我们要上帝！”教宗没有号召人民反共，他号召波兰人民站起来，做有尊严的人。他不介入政治，却挑战无神论——这其实是最大的政治——他告诉信众：“领导波兰明天的是基督耶稣。”随后九天，波兰沸腾如海啸，数以百万的波兰人民从各地步行跋涉、露宿道途，赶来觐见他们的教宗，追随他在波兰的脚步。直接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的人数高达一千三百万。
教宗的任命和到访，接续了波兰深厚的天主教传统，直接推助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鼓荡起抵抗奴役者的勇气。历经了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动、 1968年三月抗议事件、1970年抗议事件、1976年反抗运动的连续失败，教宗到访之后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波兰抵抗运动掉头走向胜利，先是1980年代500厂家大罢工取得局部胜利，期间再经挫折，最终在1989年在自由选举中颠覆了共产党政权，取得完全的胜利。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瓦文萨是当然的天主教徒，他感慨说，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这是苦难最深重最漫长，抵抗最英勇，失败最惨重，胜利在东欧各国中最先到来的波兰的故事。
其后当选为民主波兰首位总统的瓦文萨认为：促成波兰共产党垮台的因素“百分之五十归教皇，百分之三十归波兰人民，百分之二十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人相信，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对团结工会的成立以及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则说，“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而时任波兰内政部长的基斯扎克（Czeslaw Kiszczak）针对波兰即将开始的自由选举，意识到共产党即将被选下台，他后来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当时犹如引颈待宰的羔羊”。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显示价值观念。在西方，“羔羊“一词是圣经用语，源自古犹太教的赎罪祭祀，在新约約翰福音中，耶稣被尊為神的羔羊，指他以完美无缺代人受过赎罪。一个共产党的内政部长使用圣经概念描述自己的命运，侧面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和理念甚至在波共官员中也没有取代天主教传统成为意识深处的主宰。
这让我们想起1989年东德那则巨幅标语：“教会，我们感谢你！” 这幅标语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悬挂出现在圣尼古拉教堂所在地莱比锡城市的高楼楼壁上。
德共自己总结的教训则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这是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的政治遺言，他死于1990年4月20日。
民情是一个国家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所导致的相应的社会风俗和习惯，作为一个民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基础，民情也是其特定文化的核心。托克维尔实地考察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护，有三个依据：地理环境、法治、民情即基督教信仰。他认为其中民情所起的作用最重要，“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们开发的”，他指出：由于美国人民全体努力做到政教分离，使得“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使得民情成为“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这一富于启示性的观察，揭示了一个国家的民情在这个国家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以地缘文化而论，东欧是欧洲近代自由主义传统和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尤其近十年以来，欧洲社会基督教信仰在穆斯林移民人口及其价值入侵中式微，已经引起西方知识界文化学者们的严重关注，尽管如此，如今回首冷战历史，“基督教的道德直觉在塑造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之起源的话语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西登托普，Sir Larry Alan Siedentop 《发明个体：人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的地位》），这一结论不是推理不是逻辑，是经验性事实。
早在1946年冷戰初期，我们就从东欧抵抗暴政的历史中读到这样的信息：整个欧洲，第一個站出來挑戰共產主義、使用“獨裁”“野蠻”詞語形容極權國家、第一次將希特勒德國和斯大林蘇聯相提並論的，是宗教界领袖，匈牙利紅衣主教和匈牙利羅馬天主教首領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他因此荣耀地被匈共當局稱為“帝國主義牧師” 。
冷战历史证明，基督教不仅是抵抗共产极权的重镇，也是抵抗纳粹极权的基地：从集中营拯救两千五百名犹太儿童，被以色列称颂为犹太人母亲的艾仁娜·辛德勒是波兰天主教徒，刺杀希特勒未遂而死在纳粹狱中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是牧师，起草《巴门宣言》使七千天主教徒脱离“亚利安条款”的卡尔·巴特是神学家，独立记录德国宗族歧视与迫害历史的马尔加·谬是助理牧师，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组织营救犹太人并为此献身的法学家弗兰兹·考夫曼是基督徒，还有我们熟悉的那位在集中营写下诚恳忏悔《我没有说话》
马丁·内莫勒是牧师……。（他的忏悔如今成为被奴役者自我忏悔的镜子，他忏悔道：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在万众一心的德国国家民族主义狂热中，在人民俯首称臣希特勒，连教会也把十字架换成希特勒像的日子里，德国唯一奋起抵抗的还是教会——“忏悔基督教会”。
不同的民情对同样事物反应不同，波兰人民也曾被迫挥拳舞掌表示顺从强权，一旦重新点燃信仰之光，他们挥舞的是十字架，要求服从的是上帝。而当反抗的时候，他们只对上帝负责而不计成败得失，不屈服于成王败寇的世俗理念。而我们知道，世上唯有不计成败得失的持守，有望沐浴胜利的曙光。建立在民族整体信仰基础上的公共意识，岂是权贵思维可以理解和瓦解的？建立在终极关怀上的抵抗，岂是聪明的策论够能勾兑和左右的？
一个国家民族的民情，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信念或信仰，一种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与之相应的生活习惯。它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没有阶级分野，它超越政治身份和阶级成分，它制约无权者，也制约权力阶层，它是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心灵状态，对许多重大行为形成制约或指导作用，这是民情涵盖政治思想并比政治思想更深刻之处。
民主国家的民情，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意识，通过立法建立秩序，通过政府执行管理，通过司法实行监督。极权国家的民情，在与之敌对的政治環境或社會生活中，是看不見的有氧成分，對每一個人，無論統治者還是被奴役者，發生潛在作用——“以荣耀签署斑斓的空气”（斯蒂芬•斯彭德詩句）。所以，尽管从苏联到东德，从苏联到中国，意识形态甚至连街道楼房结构外观都极为相似，但由于东欧各国的民情与中国民情不同，其极权主义与中国的极权主义也因此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潜藏在人性深处，在重大事端上可以超越党派功利。这种超越，在八九年的东德表现为德共政府与军队的离心行为：
德共总书记昂纳克在下达“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的命令后，竟迫于德共内部压力而辞职（对外称病）；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在接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后，事先就考虑后果，做了那个清晰的判断：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莱比锡车站严阵以待的军人，面对迎面而来的游行队伍，不仅没有开枪，很多居然扔下枪支，接过蜡烛，加入游行队伍；柏林，接替昂纳克的德共总书记克伦茨迟迟不回复莱比锡市政府是否开枪的问询电话；而莱比锡政府党委面临人数众多、步步逼近市政大楼的游行队伍，全体一致反对开枪并要求撤下军警；市委第一书记面对拒不服从警告的游行抗议民众，竟然抗命不开枪；最终，柏林东德中央打来电话，给的明确指示居然是：不开枪，撤军！
这种离心能量值得研究。其大致原因除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反对继续武装干涉东欧内政这一信号产生的条件反射，那个无形的来自人性深处上帝的声音，尚未从党的喉舌中退出，良知尚存，权力的邪恶程度受到遏制。而东欧社会主义垮台，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如卫星国苏联的政治松动；有领袖意识的导向作用，如戈尔巴乔夫的锐意改革；有梵蒂冈罗马天主教的助推，如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巨大感召力；有冷战对手美国富有柔韧度的强硬政策，如里根和肯尼迪两位总统在勃兰登堡门西柏林墙一边传递的载入史册的信息。但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上，一个在欧洲本土根深蒂固，让东方中国感到陌生、难以认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为这些国家民情的无形的存在。这种超越社会阶层、根植于人们心底深处的基督教信仰，是东欧极权主义不同于中国极权主义的重要的原因。简单化的类比是，圣雄甘地为印度独立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抗议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抗议的是中国极权主义，其胜利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甘地取得的胜利不仅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议方式的胜利，也是大英帝国民情中自由主义传统的胜利。
中国民情无法与东欧民情相比，中国异议力量拥抱西方自由主义，是政治文明转型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但若论精神资源、非工具理性的心灵力量、抗衡唯物主义无神论、拜金主义和彻底世俗化的原动力，中国则既无本土薪火，又无西方烛光，可谓两手空空，几乎一无凭藉。
十，八九民运遗产：自由魅力与精神日出
人类对于真理之领悟，只在稀有的一刹那，这领悟的一刹那却是永存的……。
——林语堂
中国民族自古崇尚实用理性，吃苦耐劳、勤奋谦卑、省吃俭用、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含蓄隐晦、因循守旧、知足常乐……所有这些“国”字型的品格，都是从现实碾磨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状况也反映在西方人和中国作家笔下，从十九世纪的西方在华传教士，到二十世纪民国时代中国本土作家，在描述中国民族性情个性时，面面俱到，却均未提及这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生命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性。这种千年以降的传统与儒家的入世传统相关：“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过就如同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六百万之后对上帝的质疑一样，他们吵来吵去吵的依然是上帝的话题（上帝对约伯是否公平？为何让他——犹太人——饱受摧残？），也如同俄罗斯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本土的东正教传统派与西化派之间的争辩一样，争来争去争的依然是精神麦加问题（获得世界还是获得灵魂？），传统文化中的国人性格，子虽“不语”，不语的是“怪力乱神”；因为不能“事人”，所以进一步不能事的事鬼；生无所知，所以更不能知道的是死。怪力乱神、人鬼生死，都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因为不知，所以不提，而并非不信，也并非不承认其存在。国人不仰望星空，不是否认星空的存在，而是因为看不懂星空。
及至近代西马东来，中国易帜至今近七十年，强权不容任何“不语”“不事”的鬼、神、人、生、死这类形而上的话题存在，意识形态彻底异化为眼不见不在，耳不闻不存的唯物主义。一门心思修理自家田园的庶民，由此沦为“一九八四”红色庄园里的动物，伺候温饱成了生命目标。怪力乱神人生人死的形而上探索彻底出局，头顶的星空隐去。从前人们知道自己存而不论的东西一直在身边、在头顶，现在沦为动物般存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自己所不知道的是什么、生命中的空白的是什么、失去的是什么。
这种彻底世俗化的状态，体现在所有相关的文论和记述中，朝野上下，海内海外，从自由世界到言论禁区，谈论中国问题，从经济到政治，从生态到心态，从历史到现实，从风俗到习惯，荦荦大观，却涉及国人精神层面的极少，只有中国当局的相关号召除外，他们的号召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人把什么当神，就呈现什么精神面貌”（史铁生语）。当全球（69亿人口中）84%的有宗教信仰的人类平日发誓、庭上承诺时要手按神的经卷时，七十年以前代槽圈里的国人发誓赌咒则习惯性地依凭一具肉尸——“向毛主席保证”，八十年代以后，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丛林中打滚，把钱奉若神明。
谁都知道，人类物种并非只是物理的、生理的、甚至心理的存在，作为高级生命物种，人的精神性存在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中国的灵性被西方糟粕马列主义毒害，再被被柴米油盐酱醋茶阉坏了吗？作为民族整体，中国的人生难道只配在“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之间轮转，在毛泽东一穷二白的均贫穷和邓小平发家致富的求奢侈中循环吗？国人还有能力追问意义，关怀终极，追寻社会正义和真理吗？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皇城北京人们的性格几乎在一夜之间万古一新。这不是一个人的现象，不是几个人的现象，甚至不是某个群体某个阶层的现象，这是全体现象——如同神迹，环顾历史，思之惊诧。
这种变化首先起于青年学生群体具体的政治诉求，即刻跃变为整体民意出人意料的表达。
下面是我1989年4月22日夜晚在人民文学招待所附近新街口的亲历和感受：
大街上隐约传来口号声。
奔出门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过游行队伍。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治学院、北航、民族学院、……队伍秩序井然，紧靠马路右侧，外围是手拉手的学生纠察队。毫无疑问，这既是出于维护交通的考虑，又可防止别有用心者混进队伍。标语口号表达了心声:“耀邦，我们来送您了!”“耀国兴邦、英名永垂”、 “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人民警察爱人民”、“爱国无罪”、 “我们要民主、要廉政”、“对话”……。
一幅巨大高耸的标语牌由十几名学生分组抬着，由远而近，上面鲜明醒目的大字宣告的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游行队伍都从这里通过。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浩浩荡荡。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年轻的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真正的“人”的大军。
1989年的“五•四青年节”，长安街被自由民主浪潮席卷，游行队伍不见首尾。 摄于1989年5月4号，选自《献给自由》(同上图)。
我冲出人群，站在远离围观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动的泪水。却发现朦胧街灯下，口号声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涌来另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人民。
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平日里事不关己的冷漠神情一扫而去。他们伸出V型手势向学生示意；举起自制小牌子“大学生万岁!”“你们辛苦了！”向学生致敬；他们和学生一起呼口号，并自觉地协助纠察队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
“你急什么? 等这截过完了你再过”，一位中年人对一位推自行车的青年人说。
青年人更加抓耳挠腮:“我是想到马路当中送他们一程，这边全是人了，人行道骑不成。”
马路当中，正有一个庞大的市民群众自行车队与学生同行。
“那也不行，你没见人家手拉手拦着哪!”
队伍接近西四，围观群众的情绪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学生。人们将人行道栏杆上的交通标语折隐前一半——“高高兴兴上班去”， 剩下后一半——“平平安安回家来”——高高举起向学生们示意。
人民是学生的后盾，是学生的家，这半句话寄托了北京市民的担忧和关切!
我跟随这支不见首尾的人流走到西单，已经人山人海。人们站在人行道、街道、巷口、商店，站满过街天桥、十字路口，挤满停泊路旁的公共汽车窗口，万头攒动，举起的手臂如林，镁灯闪开，口号声如大浪卷潮。
5月4日，全世界瞩目的中国青年节日，进入广场的几个口都有警察拦路把守，汽车不准进，自行车、三轮车、平板车、童车……举凡有轱辘的都不许进。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徒步涌向广场，从几个路口鱼贯而入。阳光灿烂，晴空万里，旗帜招展，字幅耸立，标语猎猎，另一部分“人民”大规模地出现了，他们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队伍、国务院下属部委的队伍、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这些人中共的干部们年复一年出入刁斗森严之地，衣冠楚楚、举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稳，今日竟从灰色形象中显露原型，走上街头“犯上作乱”，表达真实心声了。……
接下来的那天下午，整个广场人群突然向东面倾斜了过去！顺势远望，一个巨大横幅上 “首都新闻界”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这是中国人中一组特殊的人群，他们被组织约束成中共的喉舌，谎言和洗脑的利器，这日他们几乎倾巢出动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记者协会……。他们举起的大幅标语一举否决了自己四十年的工作，消解了自己所经营的全部文字：“我们要讲真话，别逼我们造谣”、“开放报禁”、“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我们不是传声筒”……。
八九学运以无以伦比的道义力量，开启了红色衙门这道铁幕，展露出诸多普通官吏的良知，但是最让我感动的依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他们的现身，展示的不仅是正义的政治诉求，更是这种诉求所激发的爱和责任。
静坐期间，北京市民自发地给广场学生送水送粥，绝食期间，他们日夜在广场外围守着学生；戒严令下达之后，他们挡在广场地铁站的每个进出口；戒严令执行了，他们分头到北京近郊去阻拦军车，５月２１日，他们在丰台阻止了大约两百辆向北京行驶的军车。不仅拦车，而且给被蒙骗的军人讲述几周以来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不仅讲真相，还给军人们送水送食物……。
我在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上，再度体验了人民仁爱、责任、天下一家的境界。广播车要号召人们阻拦进京的军车，我在广播站帮忙数日，此时与另一位女学生一起上车，继续肩起的播音员的职责。这辆中型面包车载着我们和播音器材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车一上路就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的民众。《告全市人民书·保卫天安门》，广播稿每念一句都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次都引发爆竹般的掌声。打开车窗探头张望，就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应:“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我们这就去”，“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从车窗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向车外征集写文稿的笔，立即有数支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接过一支，其他人依然说“拿着吧，备用！”打开敲响的车门，抱上来的是大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放着喝。”军车强行向东进入西长安街时，他们在十里长街设置路障；装甲车冲击路障强行推进同时大开杀戒，他们以卵击石英勇抗击直至流血牺牲。
你可以找出无数个案，比如一向腼腆的作家徐星，突然跳上路中的隔离墩，独自喊出心中涌动的感受“大学生万岁”；路边的行人掏出自己仅剩的香烟送给陌生的同胞，人们自行车相撞对视一笑继续走路而绝不争吵，大街小巷的黎民百姓顶着日头拉着板车为广场为学生送水送粥，历史博物馆台阶上人们相互学习使用毛巾和口罩以防瓦斯毒气，夜间地铁站里防守军人偷袭的人群哪怕听到一声梦呓，也会警觉地站起身严阵以待，全城市民无论在哪里，都像熟识的老友一样彼此传递信息，相互报告情况……。他們與學生素無交往，却为之承担风险，犯难维权，舍身护法。他們互不相识，却彼此信任，心心相映，连袍结义，共处安危。一盘散沙、人人自危、遇见他人困境绕道走的人们，那时焕然一新为万众同心，高尚正直、自由勇敢的群体。
CNN驻北京记者麦克·奇诺伊和他的同事全城全程经历报道了八九天安门运动，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明确地记录了中国人的风貌、性格的变化。
中国十几个其他城市声援北京民运情形大同小异。——这不是我从前身在其中的民族，
这是一个我不曾知道此也未曾遇见过的民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他们一反终生为伴的冷漠、卑微、怯懦、猥琐、复杂、精明、算计，转而为热情、自信、慷慨、单纯、勇敢、善良、悲悯、明是非懂善恶、敢于主持公道，富于牺牲精神。美国当代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四十年代提出人类自我实现的概念，论及人类从生物性到精神性发展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层次，说人抵达最高层次、满足了自我实现需要的时候，展现为一种“高峰体验”。他描述说，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有责任心，更具有主动精神和创造力，更能主宰、掌握自己的命运，更践行自由意志。高峰体验时期，人最大限度地摆脱了阻滞、被动、畏惧、疑虑、控制、自责、谨小慎微等负量，在行动上更具有自发性、表达性、纯真性，即正直、天真、诚实公正、坦率、不设防，人更加自然放松、简单诚恳、淳朴奔放…… 。马斯洛描述高峰經驗是一种“罕见的，激烈的、广阔的、深刻的、令人振奋的、有益的、让体验者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感知，甚至会发生神奇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民众的表现，以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来描述，几乎完美。不过如我前述，这不是马斯洛所言的个人的高峰体验，这是整个北京民众的高峰体验，以我的有限见识，这种情况，在人类各民族历史上均未出现过，这是一个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奇迹。
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距我们最近元明清三代王朝古都，更是当代政治文化中心，有八九民运期间全国声援北京的其他十几个城市相同的民风为证，我有理由认为北京民众八九民运期间的作为，代表中国民族从未显露过的一种心灵特征，这是古老中国长久厚重的文化心理阴霾之中，这个民族的一次罕有的精神日出。
马斯洛指出，在高峰体验出现之前，人需要满足由低级到高级的几种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需求，才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然而八九民运期间的北京人民并未获得各个阶段的满足，他们忘记了自己生理上衣食饥渴的需求，忽略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他们成为他人的归属并爱人如己，他们自重重任人，可谓一步到位实现自我……。“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描述那些满怀理想主义、献身抵抗沙皇专制的俄罗斯贵族青年时的问句和描述，这些如箴言般亲切庄严的话语，百年之后换置为八九民运期间的中国人，相当合适。
究竟“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使他们一举突破个体人生所需要的所有基本需求，一步抵达人类最高精神层次，一扫平庸一生的埋汰，爆发出璀璨的人性之美，一举完成从依附人格到独立人格的转换呢？
我认为直接的原因是自由，是自由的实现，是以赛亚·柏林所论述的免于他人干涉的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实现，在八九民运中体现为宪法赋予的集会与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这种自由的实现从大街上、标语中、游行队伍里和广场的人山人海中，出其不意地打开了一道门，这是一道因恐惧而被迫长久关闭的个体心思之门，这扇门一开，人们看见原先彼此陌生相互防范的他人与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是一致的，而且与自己同心同德的人数是如此众多，排山倒海！原来大家都渴求社会公义而不满现实，都感佩于学生上街并支持他们的诉求，都疼惜学生绝食之举而失望于政府的冷酷无情，都对戒严令感到愤怒而希望去堵住军车……。彼此的看见和前所未有的认同，瞬间消除了孤独中的恐惧，增长了行动的勇气。而面对共同目标，人们瞬间就默契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体，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识和责任心——虽然这依然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但是他们无形中被共同的利益、价值和目的凝聚在一起。
无论十九世纪以全面描写《中国人的素质》闻名世界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rthur Henderson Smith），还是二十世纪以深刻同情笔调描写《吾国吾民》而轰动西方的民国时代中国本土作家林语堂，包括本世纪八十年代自我批判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台湾作家柏杨，都没有机会看到中国人如此非凡的风貌。作为诚实的观察者，假如他们身在八九民运的人山人海之中，绝不可能对这罕见的、沧海桑田的变化无动于衷。虽然如此，明恩浦在言之成据地描述了中国人的许多负面性格特征之后补充写道：“这个古老的民族拥有无可比拟的忍耐力，一定是用来完成更为崇高的使命”，他把中国人忍受苦难的能力视为上帝的恩赐，他认为这个民族“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这个未来是以上帝恩赐的忍耐“并加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的。而林语堂在认可“中国人一切都是缺点”的同时，不约而同也用“非凡的活力”形容国人的潜力，说中国人“有一种优越的生活本能，一种战胜天然之非凡活力”，他认为中国人能“秉持一种可怕的幽默，与近乎犷野的沉毅气态，冒万难而前进；千辛万苦，最后卒能拨乱除暴，以自复于常轨”，他们能最终能渡过战争叛乱、玷污、贫穷与饥馑而永生。
自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一出场，就激活了身处前后两个世纪的中外两位观察家不约而同指出的“非凡的活力”，是借助造物种植在人心中的仁爱、尊严与社会责任激发的。八九民运证明，49年以后多年的杀戮、奴役、欺骗和阉割还没有来得及毁灭这些品格，被数落、责备、咒骂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心中良知的圣火仍在，它虽然被掩藏、被冷冻，但是还没有消解。对于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而言，这就是希望所在，这就是明恩浦所言“完成更为崇高的使命”和“有一个伟大的未来”的依据，这也是林语堂所言的这个民族“最终能渡过战争叛乱、玷污、贫穷与饥馑而永生”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九八九民主运动，正如失败的1956年的匈牙利自由运动、1956波兰波茨南抵抗行动、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样，将永久被历史所纪念。
从4月25号胡耀邦去世学生起事，到6月4号中共开枪镇压，正好七周，七个七天。在人类文化中“七”是一个有意味的数字：北斗有七星，彩虹是七色，月半至月圆是七天；中国古代历法有28宿“七曜”说（日、月、火、水、木、金、土），释迦牟尼出世“七步生莲”，易经中“七”是宇宙循环之数；先秦“魂魄聚散说”以七日为计，瑜伽学说中往生者阴间求生以七日为一期，道家炼丹拜门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中国民间祭丧有“做七”习俗，来自北朝“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以及而后的“虞祭”。西方不例外：古巴比伦将七日定为一周期；基督教犹太教上帝七天创世，第七日定位圣日；全球通用历法一周为七天；天主教总结人的原罪有七宗，人在六欲中有七情，人类美德公认七种，地球七大洲，战国亦七雄，西方古典音乐七个音阶，“七”在西方普遍被视为是幸运数字，东方日本“七”也是幸运征兆……。人类十进位制的每个数字都有说法，但“七”玄机暗藏，源于自然界天象学和宗教界创世说，演为不同民族的相似习俗，影响神秘深远。
自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四十年。“四十”这个数字与自然和习俗均无关，却在上个世纪被人类赋予了宗教与政治意义：1982年9月的一天，德国莱比锡弗瑞尔牧师在圣尼古拉教堂点燃了四十支蜡烛，他的依据是，上帝让逃出埃及寻求自由的希伯来人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然后才进入应许之地，四十成为一个命运转折的期限。自从点燃四十支蜡烛的9月20日起，他要带领信众每周一为和平与自由祈祷，直到自由降临。这个活动在东德建政第四十年的1989年9月增加了一个项目，在祈祷后走出教堂到街区游行。结果，就在这个活动持续到东德建政第四十年零一个月的时候，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坍塌了。柏林墙象征欧洲极权主义，它的坍塌是世界自由与奴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结束的标志。接下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土崩瓦解，西方学者当时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历史在中国将如何终结？中国屠城的枪声平息后，医院的尸体未冷，胡同的血迹未干，楼墙抢眼未除，北京街头的百万民众如同瞬间钻入了地下，从广场、街上、桥上桥下、胡同口、窗帘后……完全销声匿迹。皇城北京恢复了往日的铁幕风格，车辆如被驱动的甲壳虫，行人面无表情，自行车机械地行进，一切一如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一年的中国日历压根没有了4月25日到6月4日这段光阴。审查开始后，除了少数被离职处分，谁都没有上过街，所有人都不是动乱分子。此前突然爆发的自由热烈、仁爱温暖、抗争奋斗的罕见街景和中国民众人格气象一夜间消失殆尽，如同它的突然出现一样不可思议。
我无意神秘化中共建政四十年之际，中国民众爆发并延续七周的璀璨人格和精神魅力，但它很难不使人想到七个七天之后，四十年的专制奴役制度在其原产地德国和欧洲本土烟消云散，却在东方中国持续下去。这究竟是怎样的征兆？上苍想要给我们什么启示？
可得宽慰的是，在旋即开始的大规模的清查中，除了运动期间潜藏在公知群体中的国家密探，极少有八九的参与者举报他人、出卖良心——仅仅在20年前，夫妻、师生、师徒、同学……之间还大兴告密之风，被民国时代的过来人斥为中华民族道德堕落的标志。八九六四之后，在枪弹镇压、监狱关押、逃亡流浪的红色恐怖中，人们用坚韧的沉默，守住了道德底线，维护了八九民运精神的伟大和人格的高尚。
后记
我不是基督徒，多年以来，一些中国基督徒的傲慢与蛮横接连不断地把我“绊倒”，另一些基督徒周日去教堂忏悔是为了周一接着犯罪不受罚让我远离教会。我也不是“唯有基督教能够救中国”观点的持有者，政治文明国度如台湾、日本、南韩，菲律宾，都不是基督教国家，那里的民情是东方文化造就的，而我们的民族，在秦政以前，有古代周制文明传统和原教旨儒学思想资源，近代也有过（不幸被抗日战争中断的）现代雏形初具的民国“黄金十年”之盛。我也不认为唯有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文明的通衢，条条大道通罗马，日本的政治文明转型是在侵华战败之后，本土的外国军事压力之下被迫完成的，二战结束迄今七十多年，证明完全成功。美国独立战争则是另一个反对专制统治的成功的例子，潘恩此前号召美国人民拿起武器抗击英殖民主义者，他的《常识》曾经传遍美国大地。因为有奋起抵抗的历史和传统，美国人骄傲地说：“你永远不会看到来自美国的难民：当麻烦来临，我们不逃到别的国家，我们擦掉枪上尘土去解决麻烦。”（You will never see refugees from America. When things turn to shit, we don’t run to another country. We dust off our guns and fix it.）所以，此文既不是为了传道弘法（再说我也没有那样资格），也不是为了论证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观点。我只是希望在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避免以愿望改写事实、用意志影响观察、把理想当作必然，来完成对事物的省察、诠释和解读。“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索尔仁尼琴语）。无论言论禁锢，还是价值取向，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陌生世界的经验性实证。
世界上有两种职业必须以尊重事实为前提，即学者职业和记者职业。我对事实抱有学者的虔诚和记者的洁癖，我努力强迫自己观察它们，了解它们，看不清楚时，我伸手扒拉它们，无论它们长成什么样子，发出什么气味，可能把我引向哪里。我深信这是研究问题，解读重大现象最重要的案头工作，也是客观分析事物的前提。美国当今思想界建树高阔的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因为走出校园后接触到并诚恳地对待一些不合自己观念的事实，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者，里根也因为了解事实真相，从左派转变为保守主义者，这一类的转变多不胜数。“人们的见解和信仰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而是无意识地顺应别人向他们提供的证据。”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这句话从反面说明，那些证据，也就是被证实的信息和事实，可以驾驭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作为一个自命独立的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警示吗？
拒绝接受某些事实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把那个话题描黑后屏蔽掉。这多半因为不认同那个话题、反感那类事物。比如反感基督教对民主国体正面影响的话题，其理由是政教合一是民主的敌人，言外之意却是，这个话题有赞成政教合一之嫌。不过伊斯兰教国家除外，历史上，基督教文明的麻烦是皇权对教会的权威，而不是相反，例如东罗马皇帝对君士坦丁堡教会和东方基督教会的权威。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已是近代文明社会的共识，在我的有限视野里，包括马克思·韦伯在内，没有论述基督教现代治国资源的宗教社会学家及其著述，倡导政教合一。现实中，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对其民主制起到重大作用的国家，恰恰是宗教、政府两界联手，一致恪守政教分离，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对此有实地考察，在其相关著作中有专门的论述，我们在美国近距离观察到的情况确实如此。本文所描述的前苏联、东德和波兰三个国家，只有政治压迫宗教、剥夺信仰自由的倾向，教会没有掌握世俗权力的可能。反对政教合一，理论上原则上大好，但它不应被当作一个挡箭牌，挡住精神信仰之箭，抵御相关的经验性事实，把自己局限在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认知空间里。
此文起于对八九的不同见解，终于就事论事，原本是给我这样的非基督徒读的。本文提供的不是分析，只是现象；不是结论，只是事实；不是道理，只是信息。而已。
2021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
连载原载6月7月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