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举殡。在这段时间的前前后后，官方处理当时的群众活动又出现不少偏差，致令局势火上加油。抚今追昔，有三点值得反省。

(一)官方没有好好地回应群众的诉求，连回应的意识也没有，后者更是关键所在。

在胡耀邦逝世后，北京学生提出7项要求，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无论学生的要求和提出的内容是否合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最低限度应该有所回应，或直接回答，或间接暗示，或铿锵有声，或轻描澹写，但当时官方是毫无反应。这反映在官场的主流文化，上级对下级和人民的声音惯性地不闻不问，不迴不响，因而积累长期的矛盾和不通气的弊病。

结果，胡耀邦出殡当天，学生才从宣读的悼辞中发觉，他们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接受，情绪更为不悦，而官民之间又没有私下沟通的机制和习惯，令情绪更为激化。如果官方及早意识到上下沟通的重要，愿意放下身段，及早疏导民意，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再看看官方如何处理群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就更了解群众的不满是很自然的了。在胡耀邦举殡之前，赵紫阳曾得到中央集体的同意，安排万人瞻仰遗容，让群众聊表寸心。可惜，后来内部担心「有人乘机搞动乱」，因而取消。学生闻讯，改为要求派代表参加仪式，但又不获准。群众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聚集已经多天，还有学生跪在地上请求中央明察，但都不得要领，最后由一名内地记者代为转达信件，可惜民怨已经难消。假如当时官方能够弹性一点，接受群众和学生代表表达心愿，情况又可能改写了。

(二)中共内部权力机制不完善，容易形成权力斗争，导致局势恶化。

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就在此刻，其他政治局常委代为处理事务，但这个时候北京市委却在酝酿一个内部报告，并由政治局直达邓小平。这个报告后来直接导致「四二六社论」(定性「动乱」)的诞生。据北京市长陈希同的版本，有关社论曾得到赵紫阳的同意(消息指曾传真到朝鲜让他过目)，但赵紫阳则表示当时已要求不要发表，让他回国再说。

这些消息外界难以判断谁是谁非，但从整体而言，无可否认的是这背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而赵紫阳的宽鬆主张较得民众接受。但可惜中共无法公开处理，加上运作不透明，更容易在内部引起动盪。

在「动乱」的思维下，原定4月25日的政府与学生的首次对话终告流产，学生更自发地进行各项抗争活动了。

(三)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火上加油。

《经导》是当时被视为「三大开放报纸」之一。胡耀邦逝世后，曾与《新观察》杂志一起举行规模不大的追悼会，我也出席并发言。本来这是一次私人朋友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但发言内容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声音，故后来《经导》把与会者的发言内容见报。岂料，官方认为这次活动「为日后的动乱创造了舆论基础」，下令此期《经导》禁售，处理此事的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

此事后来愈闹愈大，江泽民曾进京寻求赵紫阳表态支持，但赵紫阳表示「地方搞出来的事，地方负责」。最后，《经导》被勒令停刊，引起哗然，文化界和新闻界反响尤大。

这与中国长期以来视「舆论是党和国家的工具」有深远关係，在政治上更不能出现异见声音，结果更触发在日后的群众运动中要求新闻自由的洪流。如果官方能因势利导，逐步放开，情况又将大大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