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i Matisse: Dance II, 汉瑞.马蒂斯:舞。自由心灵的舞蹈）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
（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三）人道主义是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
（四）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
（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霸道主义？还是王道主义？
极权主义？还是人道主义？
中国何去何从？这是中国知识精英长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也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
能否抵制极权主义对一个民族的侵淫，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中，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的基因。西方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弥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故极权主义难以在西方民族扎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苏联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东方民族，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中，人道主义是一个什么地位呢？反对极权主义，中国古代的思想智库能向我们提供什么启迪呢？
中国远古文化，如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周易，都具有十分朴素的天人思想。余英时先生将“天人合一”分为“旧天人合一”和“新天人合一”。余先生说“旧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世界和鬼神世界在巫师的操作下通而为一”，“新天人合一是思想家在轴心突破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道’与‘心’的合一。”，“两者同为‘人’寻求与‘天’的相通。”。但是并非谁都可以与天沟通，只有“普世人王”才可以。显然，这一追求重于天道，重于王道，而轻于人道，与现代人道主义似乎毫无关系。
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有王道和霸道之分。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霸道以强权称霸天下。历代智者和圣贤都推崇王道，并视其为完美的政治秩序。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说得是霸道以暴力开疆扩土，而王道则以德施以仁政。那么相比于暴政，仁政是不是更具人性呢？似乎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将仁视为天道，将仁作为人性的出发点，将仁作为人格修养的必须，在先秦时期，这毫无疑问具有某种社会进步意义。但是仁要求的仅仅是人的自我修炼，抑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约束，而不涉及什么是人的本质和人的需要。而仁政，则是王者对庶民的恩惠，是帝王统治术的怀柔之举。这是仁和仁政的历史局限。
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孝、忠、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关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近似于宗教的理念。于个人，是作人的准则；于家庭，是伦理关系；于国家，是礼仪制度。人用仁来修炼自己以适应治国平天下的需要，故仁是外部世界或政治对人的要求，而不是人的内在要求。在以仁为精神核心的人文精神中，人自身的地位何在？仁没有回答。
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外向修炼，其核心思想可归结为一个“仁”字；孝、忠、勇，是人的内向修炼，可归结为一个“忠”字。儒家思想归结起来就这两个字：“仁”和“忠”，两者相辅相成。君主对百姓施以仁政，百姓则必须对君主报以忠诚。对王道绝对忠诚本是仁政的终极目的，如果君王不能回收忠诚，王道就会被霸道取而代之，那么“人”与“仁”就无缘了，“政”与“仁”也就无缘了。在鼓吹“仁”的时候，忽略了“忠”的封建涵义，多少有点忽悠的意思。
虽然儒家看重内在人格的完美，但在其将审美情趣和社会功利结合形成了入世哲学之后，其人格也就被王权所收买。面对权力，儒生们不得不以谄媚和犬儒的精神状态沦为王权的附庸。历经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此时人已没有尊严，而儒学已与朴素的人道精神渐行渐远。王道主义和霸道主义亦步亦趋地为着极权主义在中国登堂入室作精心铺垫，中国的政治也随之越来越黑暗。
当极权主义进入中国，与王道主义狭路相逢时，王道要么被驱逐，要么被收编，要么摇身一变以霸道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流合污。此外难道还会有什么其他出路吗？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根本没有王道主义的地位。用王道主义来抗击极权主义，那就是一个笑话。
道家思想：崇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道被放在了相当高的地位。天地之间，宇宙之中，所有的规律都包含在道里了，地位卑微的人亦在道中。道家有一种消极的忧患意识，即忧而不为，忧虑而不作为。主张超脱于忧患，而取得心灵的安顿。道家虽说“无为无不为”，实际上“无为”之时为多。道家的悟性在于超脱社会功利，摆脱物性奴役，强调个性自由，主张出世和回归自然。但是隐居山林则多少是由于看透了人世间的丑恶之后而不作为，又怎能说那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故道家思想中既含有尊重人性的成分又含有压抑人性成分，因而是一种矛盾的人生哲学。
极权主义全面地控制着国民的社会生活。当道家遭遇极权主义的时候，靠着“无为而治”就能击败对手了吗？恰恰相反，极权会将道家一路追杀到深山老林也决不放过，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面对极权主义，空喊无欲、无为，而毫无还手之力的道家超脱得了吗？
墨家思想：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这一“天下兼爱”的思想，未免带着很强的功利性，并且很直白地说：“故兼者，圣王之道也”。所以它是为“圣王”指出的一条大道。当然，作为哲学思想，“兼爱”具有非常强烈的平民色彩，主张“爱无差等”，爱人且爱己，强调平等的普遍的爱。尽管其并不含有现代人性和人权的概念，但与现代人道主义中的博爱思想较为接近。可惜“兼爱”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能成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基因，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王道和霸道与“兼爱”不兼容。
除去功利的部分，其实墨家的兼爱，颇有几分真诚。但与极权主义较量是靠真诚就能取胜的么？面对极权主义的邪恶，面对极权主义恐怖，墨家会显得过于天真。墨家思想早夭，在极权主义输入中国之前，就早早消声灭迹于东汉年间，它与极权主义连面都没有见过，又何以能为今天提供与极权主义斗争的思想武器呢？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墨家出于直觉的正义感，为了声张正义，敢于牺牲，敢于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或许这是今天反对极权主义的人们，可以继承的精神品质。
法家思想：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是名义上的，且多具装饰的成分。儒学通常被用来点缀皇权，或士大夫们用于自我包装。中国历代王朝均毫无例外地承袭了秦制。法家思想为中央极权提供理论根据，承认君王拥有绝对权力。以刑治国，因而它是血腥的，是霸道的集中体现，没有丝毫人道的成分。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本人遭秦制腰斩便是一种历史的讽刺。血腥的皇权总是需要‘仁慈’的儒学来点缀，所谓外儒内法。
王道是包装，霸道是内在。法家思想的实质是中国古典极权主义。在法家身上，极权主义找到了臭气相投的共同基因：焚书，坑儒，对社会作全面控制。极权主义在中国需要一点包装，而法家能满足这一点，即为极权主义穿上王道的外衣。
由此，面对极权主义，中国古代的思想智库所能提供的思想武器不多，孔子的仁爱也好，墨子的兼爱也好，虽然具有人文的含义：良知和向善，但在这里，人不是主体，而是客体，是一个被施以仁和爱的受体。个体在老子那里得到的尊重则略多一些，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消极压抑的个体。在现代人道主义的概念中，人是出发点，人是主体，人是本位。这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
当代新儒家鼓吹王道主义，单凭“忠诚”这一点，王道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改革诉求。王道不是中国的前途。现代的政治改革，应告别王道主义，不仅因为“王道”不是一个现代政治学词汇，而且因为王道改革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已经70多年后的今天多多少少显得有点伪善。
王道立足于“王”，人道立足于“人“，这是本质的不同。现代的政治改革，不再是王道与霸道之争，而是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
在这块缺失人道主义思想的贫瘠土壤上反对极权主义何其艰难。三千年的王道与霸道的交替，禁锢人性的发展，扼杀人的尊严，使人道主义至今不得在中国生根，实在是因为思想土壤过于贫乏的缘故。为王者，霸权在手，王鞭在握；为民者，如牛马生畜，无有尊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面对王道和霸道所表现出的软弱﹑依附﹑被动﹑缺乏独立人格决定了他们在思想建树中必定流露无所事事的悲哀。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惑给与人们的启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不论是王道还是霸道，都不可能为现代国民开拓一条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即便王道以仁政治理天下，但它毕竟是站在君王的立场，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它与现代人道主义的理念，从人出发的立场，对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认识，有着相当的差距。
王道主义可能与人道主义同行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会分道扬镳，历史一定会抛弃王道主义而拥抱人道主义。在儒家文化的世界里，没有人道主义的位置；但在人道主义的世界里，可以包含儒家的文化。
反对极权主义，要警惕现代极权主义与中国古典极权主义秦制的结合。
反对极权主义，世界近代思想智库能提供什么启迪呢？这就是人道主义。只有人道主义才有力量与极权主义全面较量。
当中国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认同儒家回归和王道理念的时候，不得不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
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决战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