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冰

9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90分钟通话。白宫随后发布的简短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我们利益交汇的领域，以及我们的利益、价值观和观点分歧的领域。”

拜登总统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为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目的是为了确保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陷入冲突”。

“美国正试图在拜登政府认为必要的方向上、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取得一些进展，” 华盛顿智库德国马绍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如此解读拜登总统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包括建立一些危机沟通机制，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称之为‘护栏’，以防止竞争失控并在双方之间进行认真的对话。”葛来仪说。

这是拜登总统上任7个月来第二次跟这位中国领导人通话。拜登总统上任之时正值美中关系处于建交40多年来罕见的低潮之际。

今年3月，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晤，但双方面对媒体唇枪舌剑；7月，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试图建立防止双边关系继续下滑的“护栏”，但接到的是中方要美方首先让步的两份“清单”。

“拜登政府对他们无法与中国建立工作关系感到有些沮丧。”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顾问内森·莱文(Nathan Levine)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认为拜登此时需要与习近平进行一些直接沟通……他们对过去的情况感到沮丧，他们看不到跟较低层次(中国)官员交谈在中国体制中有影响力，只有习近平才能真正做出决定。”

拜习通话能否达成既竞争又合作的目标？

这次拜习通话究竟能否让美方“既竞争又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急剧下滑运作并达成既定目标呢？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拜登在与习近平通话中曾建议举行面对面峰会，但习近平没有对此作出反应。拜登否认习近平未作回应是拒绝他的建议。白宫表示，金融时报的报道“未准确反映这次通话”。

“主要原因是 Covid-19，” 葛来仪说。“自中国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习近平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我相信政治局常委也没有人离开过中国。”

所谓“面对面峰会”应该不是指美中元首到对方国家访问。“我非常怀疑拜登总统会去中国，因为此时让总统在第三国会面会更容易。”葛来仪说。

今年至少有两次美中元首可能举行面对面峰会的第三国场合：下月在意大利举行的G20和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D26)。

“但我怀疑习近平会参加 G20，我怀疑他会参加 COD 26，部分是因为明年他们将举办奥运会，而且明年晚些时候他们还要召开(中共)20大。”

葛莱仪认为，观察北京何时取消对政治局常委的旅行限制会很有趣。“我认为这是主要障碍，尽管可能不是唯一的障碍。” 葛来仪说。“习近平可能会觉得，在这个特殊时刻，与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晤风险大于好处。”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习进平显然在暗示，（双边）关系的基调和气氛需要先有所改善”。之前，中国外长王毅也说过同样的话，即美国须先改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合作。

如果这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不能进行面对面峰会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拜登政府以及总统本人希望两国关系至少在工作层面有所改善的行动没有得到北京的积极回应呢？

白宫有关这次拜登、习近平通话的新闻发布虽简短，但明确点名了美中两国在“利益”上有交汇有分歧，而在“价值观”上则只有分歧的现实；并指出了美中竞争将会继续，但需要管理，以使其不致陷入冲突。

华盛顿应避免与北京意识形态竞争？

最近，一位批评拜登总统对华战略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学者，被聘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政策规划团队的资深顾问。

8月29日，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在推特上写道，“很荣幸作为国务卿政策规划人员的资深顾问加入国务院”。

6月，白洁曦与同事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文呼吁“华盛顿应避免与北京的意识形态竞争”。文章对拜登总统将全球政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生存抉择”提出不同看法。

该文认为，将美中之间的竞争视为民主和专制制度之间在全球性竞争其“危险大于好处”；将美中竞争视为制度较量，夸大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的而非普适性的；中国外交政策影响力的真正来源是交易性和胁迫性的，而非意识形态的。文章得出结论：“一个对专制安全的世界，并不妨碍也是一个对民主安全的世界”，而为实现与中国的和平竞争，拜登政府“需要更加务实的政策”。

文章作者之一的佩平斯基是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教授、东南亚项目主任。他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面临的风险是，认为中国有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专制主义的计划。” 他说： “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误解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本质。 中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务实和交易性的，旨在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

佩平斯基在书面回答记者问题的邮件中说：“美国应该注意不要混淆意识形态和利益。 一个单一的错误就是将美国的担忧投射到中国的外交政策行为上。”

“美国过去三十年支持全世界民主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它的竞争对手中国必然是支持专制主义的。”佩平斯基写道。“认真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仔细分析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优先事项，以及第三国伙伴在实现这些目标中的作用，无论其政治制度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在他与白洁曦的文章中，例举了北京在跟美国的盟友菲律宾、传统反共的马来西亚，采取了政治自由化、与美国有更多接触的缅甸，以及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印度尼西亚打交道时，“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超过了北京与其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可能拥有的任何意识形态共同点。”

“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的竞争忽略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真正来源：它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技术实力。” 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资深顾问的白洁曦，在两年前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美中在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吗？》的辩论会上说。

白洁曦承认美中竞争中存在着意识形态因素，但她认为那不是一场新冷战，“而是一种正在出现的安全困境”，北京的目的是寻求对其更安全的国际环境，这虽然是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一种威胁，但“仍然是其出于防御努力的一种结果。“

因此，白洁曦认为，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通过谈判就双方的底线在什么地方达成共识。当然，“如果中国一心想破坏民主或大肆传播专制主义，遏制才可能是合适的措施，”白洁曦说。

除非不提倡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

8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顾问莱文在《外交政策》撰文《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无论愿意与否》，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文章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支持人权和自由民主治理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中共视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为其继续生存的致命威胁，习近平早就警告全党，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事关中共的生死存亡；西方自由主义及其关于人权和民主规范的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促进人权和民主就是推进这种意识形态。

“鉴于美国极不可能放弃推动民主优越性和人权普世性，鉴于中共认为自己陷入了与西方意识形态的较量之中，意识形态竞争将成为更广泛的美中战略竞赛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无论人们对这个事实欢迎与否。”莱文写道。

莱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的文章并不是讨论是否应该提倡自由民主、是否应该反对专制主义，而只是在说美中意识形态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观点主要是， 我们有可能避免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但前提是我们停止广泛宣传人权，而我认为，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致力于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莱文说。

但莱文同时认为，应该“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管理意识形态冲突这一因素，以建立围绕美中战略竞争的‘护栏’，从而防止公开冲突。”

“这可能意味着明确避免将中国政权更替作为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 莱文在其文章中表示。“这可能意味着谨慎平衡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从言辞转化为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的程度，或任何可能成为更有成效对话的其他政策选择。”

拜登总统在3月末的首场记者会上强调，世界如今面临“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美国必须证明民主是其作用的。他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骨子里没有一丁点儿民主”，“是那种认为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无法发挥作用的人之一” 。

葛来仪：意识形态竞争是客观存在但不能主导美中竞争

“我认为专制与民主对决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框架可以商榷，” 华盛顿智库德国马绍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告诉美国之音。“原因很多，不仅因为它强调了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在世界上不是真正民主国家的伙伴，坦率说，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伙伴。”

但葛来仪认为，既然是总统提出的，这个框架应该会继续下去。与此同时，葛来仪又认为，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比前任政府少得多。

一般认为拜登政府全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抗政策，但葛来仪观察到了其中的不同。“拜登并没有继续针对中国共产党、并将其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他也没有呼应我们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听到的鼓励中国人民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呼吁。”

葛来仪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竞争的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我们有非常不同的规范。”

“习近平从2018年开始就表示，中国要引领全球的治理改革。我认为这确实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大的意识形态竞争。因为美国及其盟友认为正确的治理规范，与中国用来指导其认为善治的规范是非常不同的。”她指出。

而且这种竞争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可以看看新冠大流行，中国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非常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很成功。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想采用中国的方式或专制的方式来应对流行病。”葛来仪说。

“无论我们是在谈论 covid-19 还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国实际上都在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并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描绘美国，中国正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正在崛起，我认为这很可能引起了美国的负面反应。”葛来仪补充。

但葛来仪同时认为，美中竞争是全方位的，很多领域的竞争比意识形态更重要。“我们应该努力防止意识形态成为竞争的主导部分。我认为这不会有帮助，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存在，并希望它又是可以管理的。”葛来仪说，

最新研究报告：美国必须持续不断指出中国侵犯人权行为

长期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不赞成用意识形态竞争来形容美国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努力。

“美国应该在涉及实力的所有领域——军事、技术、经济——与中国竞争——包括‘软实力’。”黎安友说。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际人权规范。美国应该大力维护这些原则，将其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软实力是作为美国数十年来努力建设一个尊重人民权利的更美好世界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黎安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电邮中写道。

“我不认为这是在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这只是一个坚持我们所相信的原则的问题。”黎安友指出。

黎安友在跟前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合写的一份关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备忘录中写道：“一些人担心，拜登政府所采取的强硬(对华)人权政策将危及(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其它关键问题上的合作。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相信，不管在人权问题上有没有摩擦，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上中国都将根据自身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

三位作者认为，倡导人权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强项、中国的弱项，是美国与盟国意见最为一致的领域；美国的亚洲政策被公众视为民主还是专制最终将成为最成功政府形式的根本价值观冲突；倡导人权也为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和改革派提供了道义上支持。因此，他们建议拜登政府，“必须在公共外交和联合国相关环境中持续不断地指出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份备忘录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 21 世纪中国中心创建的工作组刚发布的2021年报告《中国的新方向：美国政策的挑战与机遇》中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正处于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的状态。中国的内外政策已经变得对内更专制、对外更对抗，并伴随着更多变化的到来。” 该报告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通过不断调整对华战略来加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