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冲当局和开发商图穷匕首见，他们与黑社会沆瀣一气，开始暴力拆迁。
前几天抵达广州后，忽然产生了想到文冲去故地重游和拜访老朋友阿兴的念头。这也许是年纪大了的人，都有点怀旧的情绪所引发的吧！去文冲的前一天，我查了一下电话本上阿兴的电话号码，居然只有一个座机号码，连手机号都没有，我都有点担心，这个座机号码是否已被新的手机号码代替了，而阿兴又忘记把手机号码告诉我。
我之所以有这种担心，是因为，现在，即使是在中国大陆内地的农村也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座机了，作为广州原来的郊区的文冲(现在已经成了广州的市区)座机应该早已被淘汰了。所以我对于能拨通这个座机号码并没有抱过大的希望。
然而令我意外的是，我刚拨了阿兴的这个座机号码之后，手机里便响起了对方的铃声，接着便听到阿兴那特有的广式普通话的声音，通话中我和阿兴都很惊喜，当我告诉他明天我和太太将前往文冲看望他时，他更是高兴。
次日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农历八月十四，正处于中秋假期，我略备了一份薄礼：我自制的蜂胶萃取液、月饼……等，在女儿女婿的指点之下，决定早上八点出发，由女婿开车把我们送到地铁站入口，从这里到文冲地铁站共有十七个站，中途还要转一次车。
大约将近十点钟，我们到达文冲站的出口，我立即打电话给阿兴，他说他马上到地铁口来接我们，大约十分钟后，我便见到阿兴一边向我们招手一边朝我们走来，相互握手问候之后，阿兴让我们跟他走。我一看走的方向与他原来家的方问不对，便问他：怎么朝这个方向走？他说原来住的房子已被他们(当地政府和开发商)拆掉了，现在租了别人的房子住。
我问他缘由，阿兴说：三年前当地村、乡、区政府与开发商勾结，要在文冲一带兴建高层商品房，但开发商给予文冲居民的补偿款远低于文冲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文冲的房价三年前约为两万余元左右一平米) ，所以文冲的居民们都不同意签署拆迁协议。
在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的威胁利诱之下，只有极少数胆小又怕麻烦的居民被迫“自愿”签署了拆迁协议。为了树立的样板，以达到诱骗其他居民也签署拆迁协议的目的，这几户居民马上分到了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和补偿款。
然而文冲的大多数居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仍然拒绝签署拆迁协议。中共当局见这些居民软硬不吃，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中共当局和开发商图穷匕首见，他们与黑社会沆瀣一气，开始暴力拆迁。他们先给拒签拆迁协议的居民家里断电、断水。居民们仍不屈服，自己想出各种办法克服无水无电所造成的困难。
接着他们又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招“断路”，他们不仅出动挖机、推土机把老居民区内的道路挖断，以增加居民们出入家里的难度，更为恶毒的是，他们用挖机在紧靠每户民居的所有门口都挖一个两米多深的大坑，使居民们无法进出家门，使屋内居民完全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居民们出来阻止当地政府、开发商和他们收买的黑社会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便会遭到殴打、抓捕、关押。而居民们向上级政府和司法、公安部门投诉也无人受理，或是互相推诿、拖延。居民们在无法继续在旧居生活下去，又求告无门的困境之下，不得不先后被迫与他们“自愿”签署了拆迁协议。
在此期间开发商们公然违反拆迁协议，把新建成的楼盘，不是优先安置文冲的折迁户，而是拿到楼市高价出售。在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们的恶意操作之下，文冲的商品房的价格已由约三年前的每平米不到两万元，飚升到现在的五万多元一平米。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把那些新建成的楼盘不是按照迁协议的规定，优先用来安置拆迁户，而是优先用来当作商品房出售。房屋被拆迁了已无处栖身的拆迁户，被当局告知要等一两年之后，才能得到应补偿给他们的商品房，要折迁户们，自行解决这段时间的居住问题。
拆迁户们现在无房居住的困境，完全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的非法强拆所造成的，按理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应当在强拆原居民的房屋之前，就应安排足够的商品房以安置拆迁户们居住的需要，何况他们并不是没有已建成的商品房。他们之所以迟迟不肯把新落成的商品房分给拆迁户,完全是因为他们要趁现在文冲房价暴涨的机会，不顾文冲原居民的死活，把这些商品房高价出售以牟取暴利。
退一万步说：文冲居民们现在无处棲身的困境，完全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的违法拆迁行为所造成的，当地政府和开发高理应免费安排文冲居民的臨时居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文冲居民们租住别人房屋居住时，他们居然还要求文冲居民们负担一半租金。阿兴一家租住了一套一百平方左右的居所，月租金五千元，阿波为此每月要支付两千五百元租金，真是丧尽天良啊？
此外那些已分到补偿房的文冲居民还被当地政府和开发商规定，五年之内不能向市场出售自的房屋，以此来维持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对高房价所获取的暴利的垄断。文冲一带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如此肆无忌惮地欺压、盘剥文冲一带原住民的行为，令我这位见惯了中共当局目无法纪、胡作非为的人都感到震惊，但在中共当局高压维稳的严酷环境之下，无助的文冲原住民都只敢怒而不敢言。
和阿兴一起走在文冲的大马路上，路两边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除了前面那座以前长满橄榄树的小山之外，已完全看不到一点文冲过去的踪影。
记得四十六年前，我刚到文冲放蜂时所见到的文冲，当时的文冲属黄埔公社的一个大队，除拥有为数不多的农田之外，主要出产荔枝，也有少量橄榄。村上青灰色的民居掩映在一大片浓密的荔枝林之中。文冲位于黄埔港再往南数里的广深公路旁。有33路公交车通往广州城内的东山。这是一个陆姓家族聚居的典型的广式村庄，青砖修砌的房舍，大都只有一层的砖瓦房，由于靠近珠江和大海，为防止台风和暴雨的侵袭，所以窗户都开得很小，导致室内采光不好。进门后大都有一个小天井，是采光和居民冲凉的处所，有的天井内还有一口水井，井水由于污染的原因大都只能作为清洁用水，村民们通常都会到村旁长有橄榄树的小山上的几个泉眼去取回泉水作飲用水。
历史上文冲的荔枝在广州是久负盛名的，主要是因为品种多、质量好，而且产量大。“解放”前广州荔枝市场的行情都要由文冲荔枝上市来确定，可见文冲荔技在广州荔枝行业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种植荔枝的经济效益不仅远高于种植粮食，而且也高于种植蔬菜，所以文冲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都要高于种粮区和种蔬菜区。
一路上没有看到过一栋原来那种用青砌构建的老式民居，只有各式高低大小不同的商业楼、写字楼和式样单一的高层商品房，我问阿兴：我当年放蜂的晒谷坪和我住的甘蔗棚，在什么位置？现在还看得出来吗？阿兴指着马路右侧的一片新建的房子说：那就是当年你放蜂的晒谷坪，那片房子的东侧便是你住的甘蔗棚的位置。我隨阿兴的手指望去，看着那一片新房，脑海里却浮现出四十六年前的晒谷坪和甘蔗棚的景像：与杨老头的交往、与广州公安斗智斗勇，侥幸捡回一条小命的情景，以及杨老头在文冲落入广州公安预设的埋伏，被广州公安抓捕回湘阴老家之后，直到这年9月10日被湘阴公安以“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处决，他都没有把我卷入到“反革命集团大案”和“企图叛国投敌”的大案中去，使我侥幸逃脱一死的前前后后[註：1]，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回顾了我与杨老头交往的半年多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来到阿兴家里，他的太太见我们到访，也很热情。阿兴连忙打电话叫他的儿子过来做菜，又打电话到餐館订了酸菜鱼片、鹵猪脚、笋片炒肉丝，阿波的儿子又做了瑶柱炖排骨、蒜绒基围吓、炒虾仁、肉末炒荷兰豆等五六道菜，桌子上摆得十分丰盛，我说：做这么多菜做甚么？吃个便飯就行了，来这里主要是看望一下你们这些老朋友，聊聊天、敍敍旧。飯间和飯后都聊及了当年的往事和文冲的变化以及各位文冲朋友的近况。告辞时，阿兴坚持要送一盒月饼如两个大柚子给我们，我们坚辞不受，阿兴说：礼尚往来嘛！怎么能让你们空手回去哩？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一盒川饼和柚子带走。
回来后与女儿女婿谈及此亊时，他们说：广州人的习俗是讲究礼尚往来，客人们带了礼品来，是一走要有回礼的，他们这次的回礼都是广州人中秋节必须享用的月饼和柚子，这在广州人看来都是合情合礼的事，你们要坚持不带回来，他们反倒会有意见，会以有你们嫌他们的礼品太轻。
晚上躺在床上想起文冲村民所遭受的欺压、不公和盘剝，以及全国各地不知道还有多少民众遭遇到像文冲村民那样，甚至比文冲村民更悲惨的拆迁事件，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权力被垄断和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所造成的。只有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并将权力的行使置于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之下，才有可能使全国民众免遭文冲村民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
[註：1]：详笔者于2020年发表于《民主中国》上的回忆录摘选《细心谨慎使我逃脱一死(上、下)》这两篇文章。
2021年9月23日写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