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病毒（网络图片）
共产主义，这个禍害人类的“精神病毒”，从十九世纪被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搗鼓出来以后，就一天也未停止过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尤其是再经过列宁、斯大林等一伙所谓“布尔什维克”份子用暴力推翻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合法政府，从而便把俄罗斯这块辽阔、贫穷、闭塞、落后的国土，变成了共产病毒的“试验田”。 以后这种病毒更开始对外“输出”，向全球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 ，这场祸害达到了顶峰。欧、亜兩大洲的“半壁江山” 均被其沦陷，人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其奴役。这场“赤禍” 规模之大，危害之烈，死人之多，不仅远胜于近千年前成吉思汗对外征服侵略酝成的“黄禍”。 而且因受此“赤禍”之害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兩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因此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人类的浩劫。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隨着赫鲁晓夫对苏联和斯大林令人发指的种种罪恶的揭露，从鉄幕上撕开了一个大口，而毛泽东则试图取苏联而代之，成为第二个斯大林。终于导至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而土崩瓦解。这无疑是人类进步力量的一次伟大的胜利。本来人类完全可以像消灭天花病毒一样，将共产病毒一举扑灭。然而共产病毒却又在中国这块充满愚昧的土地上找到了新的落脚地。更由于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善于临机应变，而且此人深知什么“马列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理论” 早已骗术穿帮，根本无人相信了，于是邓小平精心设计了一套挽救共产极权专制灭亡的方案和路线图，这就是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 邓氏所谓的“改革” 就是除了死死抓住一党独裁专制的权力不放以外，其他什么“主义”、“理论”都只掛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根本不会去实行。所以在坚持一党专权霸囯的政治体制下, 便断然抛弃了马列共产的原则，把中共大片的“公有制”(实则是“党有制”)的生产资料，资源，财富变为中共红色权贵家族所私有。也就是将中共1949年掌权后，以“革命” 和“国家”、“ 公有” 等名义对中国人的私有合法财产进行抢劫以后，再把这些“党有” 的财产，二次分配给红色权贵家族私人所有。让这些人结成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这个群体，自然便会死心塌地去维护中共的统治，而不会像苏联那样在灭亡时，偌大一个苏共党四散奔逃“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对内的所谓“改革”。
而对外的所谓“开放”， 就是只要不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国际资本，中共一律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让它们来与“我党” 的红色权贵资本共同“开发”（实则是破坏、污染）中国的土地、资源，共同剝削、掠夺中国的工农民众（特别是农民）。所以邓氏的“改革开放” 实则就是对内实行鉄腕的高压专制，对外则向贪婪的国际资本敞开大门，以“三低三高”（低工资、低人权、低福利、高腐败、高污染、高“基尼” 即贫富兩极分化）的畸形发展来残酷压迫剝剥中国民众，甚至把子孙的“飯” 都“预支” 来吃了。
邓小平的这套方案，果然对内稳住了阵脚，中共大大小小的红色权贵，贪官污吏，奸商骗子，御用文人，走卒五毛，都在不同的层级上闷声发了大财，形成了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阶层，这帮人便是当今维护中共政权的“基本盘”。 与此同时，对外则骗得了许多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青睐甚至信任。诸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日本和西欧的许多民主囯家领导人都纷纷看好邓小平。认为他是什么“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开明共产党人”。于是竟然在共产主义已奄奄一息的大好形势下，不但停上了“六. 四” 天安门惨案后对中共的制裁，反而争相为其“输血”。克林顿不顾美国国会多数议员的反对，多次动用否决权硬把“贸易最惠国待遇”白送到中共手中，最后更將“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大陆人权狀况“脱鈎”，无条件地给了中共。使北京当局大受鼓舞，于是乎更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民众的人权。接着一些欧洲国家也纷纷效尤。日本则走得更远，不仅为中共发展经济提供大量的技朮支持，更完全相信了北京的什么“中日长期世代友好”， 搁置釣鱼岛主权争议之类的虚伪承诺，长期大量向中共提供无息贷款，这在国际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事。这些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短视，国际资本见利忘义的贪婪，再加上邓小平韬光养晦伪裝的阴险狡诈，中共大大小小的红色权贵资本都可以肆意慷中国民众之慨，任意让外国资本污染、破坏中国资源，任意压低工资剝削工人。而中国工人无自己的工会，民众无基本人权。官员、外商沆瀣一气，任意盘剥，暢通无阻。于是中国大陆成了国际资本投资的“天堂”。这些因素叠加纠缠在一起，终使中共不但走出绝境，更获得此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也无可能获得的大好机会。由此不过二十年间中共便“闷声发大财” 被国际资本争相输血而养肥壯大，也就是当局自誇的什么“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 便由此產生。
待到此时，这个被贪婪的国际资本喂肥养壯了的专制政权，便不但不再韬光养晦，不再“决不当头”， 而是“自信” 它这个由邓小平修正、修補后的“中国共产模式” 不但可以使它长期拒绝民主宪政，赖在台上掌权，永远统治中国。它更要把这套专制霸道的野蛮意识，弄出国门，走向世界，去颠覆、消灭文明人类社会的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与民主宪政。用这变异的共产病毒去“改造”他国，统治世界。把它这套落后野蛮的意识形态強行向他国推銷。这就是当局所谓“中国梦”的不可告人的“潜台词”。于是御用文人们便假借所谓“中华民族復兴” 之类的骗人口号，喊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 这样夜郎自大的口号。与此同时，一方面大肆穷兵黩武，扩充軍备。自称像“下饺子”一样地让军艦下水，更加速造舫母、潜艇、新式战机、寻弹等等。自称已成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另一方面则不遗餘力地抹黒唱衰一切民主宪政国家。中共的“央视”，“环球时报” 等官方媒体天天連篇累牍喋喋不休地恣意抹黒，无限放大民主国家内的所谓“乱象”。例如民主国家里若遭遇了一次恐怖袭击，议会里出现了一点争执冲突，何处发生了一场山林火灾或洪水灾害，发生了一次大点的刑事犯罪案件，甚至－场大点的車禍……中共的官媒便趋之若鹜，如获至宝，立即在其一家独霸的新闻节目里向国内外加油添醋地反复播报炒得沸反盈天，幸灾乐祸之余还僱几位“輿论导向员”来发一通“感慨” 把别人诬为“人间地狱”， 唯我天朝“风景这边独好”。
而与之相反，对于中国大陆的现实、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黒暗暴行丑闻，则是阿Q头上的癞疮疤，虽然明摆着却绝对不许说。不但大陆人不许说，港、澳、台人不许说，现在连外国人中共也要向其施压，也不许人家说了。大陸人谁敢不听，动辄便是“寻衅滋事罪”，“ 煽动颠覆罪”， “十八大” 后这种罪名满天飞，乱抓乱捕已成“常态”。 接着更將手伸向港、台。香港銅鑼湾书店因出版了被中共视为的“禁书”， 大陆的“公安”警察竟越境赴港抓人，連该店的外籍老板也被抓来大陆。对其它港、澳媒体则通过各种方式施压，令其“自律审查” 不许批评中共。事情至此还没有完，中共现在竟然管到外国去了。
2017年世界著名學術重鎮剑桥大学出版社屈从于中共当局的压力，竟然从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季刊》中，在中國的網站上拿下300多篇中共当局不喜歡的文章。涉及内容十分廣泛，从1960年到現在。其中包括許多在当今中囯被认為是“敏感”的話題，如中共在1959年到1961年，在全国基本风调雨順的三年里却发生了人類历史上規模空前的餓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1989年中共調遣野战军進入北京鎮壓要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中共領袖毛泽东的种种丑闻，以及中共對法輪功的嚴酷鎮压等等。最后引来世界学朮界輿论一片哗然，最终导至剑桥大学及該大學出版社和《中國季刊》的声譽遭受重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称，中国正采取多种手段对西方国家进行影响渗透，该报导称：中共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不仅把华侨作为成功统战的对象，这些侨团被它给收买。另外，海外许多的中文媒体一个一个的倒戈，一个一个被它给控制。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许多地方可以进行采访，可以写专栏的，最后一个个消失掉，我们写的专栏，这些杂志一个个被关掉。这些事在英国、在香港，在其他地方都在发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竟然对别国内政，对民主国家的媒体与言论自由，通过金銭收买等手段进行干涉、破坏，且能屡屡得逞。这是当年苏联在其输出“革命” 的“极盛时期”也根本办不到的事情。难怪中共的御用媒体与“五毛”之流，时不时的要发出一声声赞叹式的欢呼：“厉害了，我的囯！”
然而更“厉害”更令人震惊的事，还发生在也是民主国家的澳大利亚等国。中共对外渗透，以前主要瞄准的是华侨，不过，最近几年其目标已经扩大。现在它要努力企图让西方政治与文化精英及广大公众相信并承认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与“先进性”。 因而北京便开始在全球民主国家的最高层中安插所谓“影响力代理人”。澳大利亚则位于这场斗争的前线。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已经追踪到了至少670万澳元的政治捐款，这些资金是两位与北京关系密切的中国亿万富翁向澳大利亚两个主要政党捐赠的。据澳洲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还发现，大约10名澳大利亚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候选人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德国和新西兰情报机构对中国在两国的间谍和影响渗透行动的威胁，也公开提出了警告。《金融时报》今年9月曾报道，在中国出生的新西兰国会议员杨健曾在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受训和工作了15年，仍得以担任新西兰国会外交、防务和贸易特别委员会委员。关于杨健是如何在隐瞒自己军事情报背景的情况下，获得了如此成功的政治生涯的问题，新西兰的政治人士都保持沉默。
而据《纽约时报》报道，香港“红顶商人”（即具有中共官方背景身份的商人）曾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主席的何志平与塞内加尔前任外长加迪奥(Gadio)2017年11月被美国逮捕，并被起诉其洗钱以及违反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何志平因为涉嫌为一家中国能源企业取得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向乌干达和乍得两国政府高层行贿，贿金高达300万美元，目前已被美国拘捕的何志平于2002至2007年间担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离任后成为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该机构得到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资金支持。美国检察官指控何志平参与了两起行贿案件，其中一起涉及向乍得总统德比(Déby)行贿200万美元，以确保华信得到商业优势，回避国际竞争而获得在该国的采油权。检方称加迪奥是该交易中间人，何志平从纽约电汇了40万美元给他作为酬金；何志平被诉的第二起案件涉及50万美金的贿赂，同样是从纽约电汇将钱转入乌干达外长，前联大主席库泰萨账户。中共天天在喊反腐，它自已的人却在国际上进行如此巨大的行贿，堪称绝妙的讽刺。而且竞然能把外国政府总统，以及前联大主席都“拉下了水”，中共的手段真能算得上是“手眼通天” 无事不可为了！
由此可见，中共这株变异的“共产病毒”，与过去苏联的老牌共产主义输出“革命” 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它们都是想摧毁民主囯家体制，代之以极权专制来称霸世界，奴役世界。但苏联凭借的只是殘暴的武力与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这种穷凶极恶的输出“革命”以禍害世界，既很容易辨识，也很难让人接受的。所以当时整个民主自由世界都能团结一致，共同抗击苏联。而今中共则改变了方法，它借助金钱与腐败的魔力，通过金銭、色情等的诱惑，利用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与脆弱，进行收买、渗透，从而对民主体制进行破坏与瓦解。这种“富兇极恶” 的手段比苏联式的穷凶极恶，更阴险狡猾，更难于对付。其隐蔽性更強，危害性更大。对世界民主、自由的威胁与破坏，已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然而目前许多民主囯家的政要、学者、精英对此还缺乏足夠的认识与警愓。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对此不可不察。
面对此情此景，一切不愿作极权专制的奴隶、愿为民主事业献身的志士仁人，公民群众，都必须共同奋起，高扬普世价值观与《零八宪章》的精神大声疾呼，喚起人们对中共这种变异的共产病毒所产生的巨大危害性的认识，特别对民主囯家的政治人物，学者精英，更应通过各种媒体，互联网络，对他们大力宣传，施加影晌，喚醒他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从而大家着手，力挽狂流，阻击中共以金銭腐败为先导的共产病毒对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2018年1月11日完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