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右派赔偿和道歉
我是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级学生，1957年在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中，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我为什么当时要写这样一张大字报?一个是因为共产党要我们这些团员、学生和普通民众帮助他整风；一个是因为斯大林专制独裁的历史悲剧，给当时的苏联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中国一切都向苏联学习，发生在苏联的悲剧，也同样可能发生的中国，我们必须防止类似悲剧在中国重演。我认为，斯大林罪恶的实施，是同权力的过分集中相联系，是高度集权的结果，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没有人和制度能制约他，所以他才能进行疯狂地屠杀，所以我说“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没有一点错。
但是，后来我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我被开除学籍、团籍，并且被送去劳动教养，受尽了屈辱和磨难，连我的家庭也受到连累。
但是，历史却证明，我的警告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及时的：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主要是在农村，饿死了4000万人，工农业生产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它发生的原因，就是在反右运动之后，进一步确立了一个人的专制、一个人的独裁，也就是个人的权力更进一步集中了。他主观地、毫无科学根据地要求“大跃进”，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制止他和他的党的疯狂行为。
我们这些满怀爱国情操的天真的学生的善意，被视为恶意，他们说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受到了严厉地惩罚，没有天理。
我的大字报是在北京大学“五一九运动”的大环境下写出的。“五一九运动”就是在1957年5月19日在北大开始的震动全国的大字报运动。这个运动使北大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参加进来，就是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和老师，也都深受这次运动的影响。它的最后结果是，所有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同学和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或极右派分子，全校共划了800右派，其中有数十人被劳动改造，近百人被送去劳动教养，近百人劳动考察，其他则在学校中接受“监督改造”。
我们把这次大字报运动称为“五一九运动”，这次运动是对今天所纪念的“五四运动”的继续，它坚持的是五四运动的最基本的三项精神：民主、科学和爱国。在1949年之后，北大的五四运动精神就是在这次五一九运动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的。
我们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是科学精神的继续和发扬；我们反对专制与独裁，是民主精神的继续和发扬；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和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继续和发扬。时至今日，只有我们这些坚持民主、科学、爱国的右派，才有资格在这里说：我们继承了五四精神。
那些镇压和迫害我们右派的官僚，那些组织和个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高谈阔论纪念“五四精神”？他们在什么地方继承了五四精神？他们镇压了“五一九运动”，他们参预镇压了1989年的“反腐败、反官倒”爱国运动，他们在纪念五四的民主与爱国传统的时候，真的可以问心无愧吗？
在我们这些右派当中，有一个学生叫刘奇弟，他是物理系1954级的学生，他在五一九运动中很早就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就是“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结果，他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了十五年徒刑，受到极为严厉的迫害，1961年，因为受刑、饥饿与疾病屈死狱中，老早就因为坚持正义而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到底为胡风平了反，否定了对胡风反革命的指控，可是刘奇弟呢？没有人为他平反，没有人为他昭雪，北大对他的死，无动于衷，没有人为他立个坟墓，没有人奠祭他，当然，更没有人向他献上一束鲜花。甚至连他死亡的细节也没有人知道得清楚。
死难者不止他一个人，谁来奠祭这些屈死的冤魂？
北大有人性吗？北大有五四精神吗？
关于林昭，我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了，屈死在狱中和劳动教养中的右派学生和老师，还有很多，比如数学系的任大熊、西语系的顾文选、化学系的张锡坤等等。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任大熊是因为组织和参加了一个“共产主义同盟”而被残酷杀害的，在中国，弘扬共产主义是有罪的！
实际上有两个北京大学，一个是在1919年发生五四运动的北大，她经过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到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再到1989年的“反官倒、反腐败”运动一脉相承的北大，这是真正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精神的北大，她由参加这些运动的学生和教师组成；另一个北大则是从陆平一直到闵维方们，以北大党委为首的学校领导当局，他们对五四精神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说北大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时候，或者说北大有五四精神传统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是哪一部分北大有这种精神和继承发扬了这种精神。前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精神，而后者，则是不遗余力地打击、镇压北大民主精神的刽子手。
现在这些北大党委和领导，虽然没有参加过当时对右派的迫害，但是，他们却也拒绝为这些右派平反和昭雪，他们完全把责任推到了共产党中央身上，他们说他们是奉命行事，因此他们不负责任。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仅缺乏对民主的崇敬，而且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现在，我们却在这里听到，在北大百年讲堂中，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组织和个人，却在毫无自愧地高谈阔论什么北大继承了五四精神，这是对北大五四精神的最大的讽刺和嘲弄！他们说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传统，那是真的吗？表现在哪里呢？
从2006年末，到整个2007年，我们一直要求北大为我们这些错划的右派平反，可是没有丝毫结果，“五一九运动”是对五四运动精神最集中的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要求为我们这些右派平反和昭雪。在此之前，我们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第一点是平反，现在我放弃这一点，因为共产党不是法官，也不是裁判员，他们是当事人的一方，他们是否承认我们正确与否毫无意义，我们正确与否由人民和历史判断，而人民和历史已经为此做出了判断。我现在提出新的四点要求：
1、因为他们做错了事，严重地伤害了我们，所以，我们有理由要求他们向我们赔礼道歉；
2、赔偿我们的精神和物质损失；
3、补发工资；
4、公开五一九运动时期的档案，把五一九运动如实地写进校史。
他们说在全国范围内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尚存质疑；可是，在北大，却是不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因为北大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全部都是错划的。他们必须满足我们的四点要求。
二、中国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自从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他们就是今天统治中国的权贵与富豪，但是，远远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还严重地加大了贫富的差距，加大了城市和农村收入的差距。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是：贪污腐败遍地皆是，已经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
先说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日益严重，20世纪九十年代，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15%，到了2008年，工资总额只占到GDP的10%，下降了三分之一，1997年工资总额高于财政收入，过了十年，2007年财政收入5．1万亿多元，工资总额只有2﹒8万亿元，财政收入比工资总额高出近一倍；城乡合计，全国最富的10%的家庭收入，是全国最低10%家庭收入的55倍（《文摘报》2008年9月21日）；2007年，中国富裕人士增长20%，平均资产达到510万美元，有6038人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京华时报》2008年9月26日），2007年全国41.5万富人，占总人口的0.03%，即万分之三，拥有的财富共计2116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82万亿元，中国万分之三富人的财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是全国财政收入的将近三倍。
与此同时，全国物价飞涨，众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绝对贫困化状态，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2008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元，比2007年实际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 元，增长8.0%；前者是后者收入的3.3倍，后者是前者的30%。这表明每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和增长远低于城市，但是，物价上涨却永远高于城市。
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可是，财富却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由普通民众承担全部消极的后果。
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其中被广泛歌颂的一个“亮点”是，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这是一个伟大的忽悠。
用不着专家解读，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能计算出来，12年增长一倍的年增长率是6%。可是，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2020年的时候，国民经济，或者GDP的情形如何呢？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10-31日的公布，从2000年到2007年人均GDP的增长率是9．5%，并且说，以此发展下去，到了2020年，“中国可实现全面小康”。
假如在未来12年中，经济以9%的速度增长，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要慢三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2年中，GDP增长1.81倍，农民纯收入只增长1.01倍，前者是后者的1.8倍，农民收入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并没有提到物价的上涨，就是说，这个纯收入是不是已经剔除了物价指数，如果没有剔除物价指数，那情形就更悲惨了，近年来，物价以4%、5%的速度上涨，我们再乐观一点，比如设定物价每年以2%或3%的速度上涨，那么，农民的收入的增长率就只有4%或3%了。我们还不要忘记，GDP的增长总是要剔除物价指数的。
再来说腐败的问题。
腐败已经遍布了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举出任何一个个别案例，甚至是一个领域的案例，都会是苍白的。从司法腐败到行政腐败，从经济腐败到从文化腐败，从教育腐败到学术腐败，从招标腐败到工程腐败，再到政治腐败和生活腐败，不论什么人，只要有一点权力，就马上寻租，敲诈勒索，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找不到一片净土。时至今日，对汶川大地震中，被“豆腐渣”工程害死的数千名中、小学生的责任，始终没有对社会、对死难者家属给出一个负责任的说法。
我家附近有一个菜市场，是私人承包的，其中也有几个管理人员，比如保安员、质检员。有一次我去买面条，看见一个保安，向商户“买”一斤馄饨皮，那个商户随手拿起一袋馄饨皮，在砰上一放，就扔给了那个保安，那个保安拿起来，话也没说就走了，我问那商户：“他给钱了吗？”商户看了一眼，说：“给什么钱？”，我问：“经常这样吗？”那商户无可奈何地说，有什么办法，人家就这样。
在中国大陆，还有一寸干净的土地吗？
这个腐败的根源就是一党专政下的高度集权，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性质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权贵与资本相勾结，垄断了国家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他们侵占了国民产出的主要部分，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的收入，在国民产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遭受到惨重的剥削。这个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腐败加两极分化，是所有社会崩溃的共同原因，这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的社会形态。
社会矛盾的激化，必然引起民众的反抗。
历史上所有对暴政的反抗，都是从统治相对薄弱、经济落后、处于边远地带首先发生，先是贵州瓮安人民起义，烧县委、焚公安，然后是云南孟连事件，然后是甘肃陇南事件。就是在中国最繁华、最大的城市上海，也发生了北京青年杨佳的袭警事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深圳，也同样发生了焚烧警车的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经如此明显，中共中央却在那里做出继续剥夺农民的愚蠢的决议，就是凭借高度集权，他们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了。他们还在那里拼命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肯正视现实。
自从2003年提出“和谐社会”之后，到今天，中国不是“和谐”了，而是更加不“和谐”了。
他们还要搞什么“大阅兵”，“不战而屈人兵者为上上策”，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吗？一个充分自信的人，从来都不会、也不需要炫耀自己的实力，只有色厉内荏的人才会张扬武力。
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的问题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强势一方使用暴力，乃是缺乏道义力量的表现。以心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三、党国体制和帝国体制都是专制体制
我称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为中华第一共和，称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第二共和，两岸统一后的中国是中华第三共和。第三共和的国名我以为应该叫做中华共和国。
但是，在2000年之前的中华第一共和同现在的中华第二共和，都并不是真正的“共和”体制，而是真正的“党国”体制。
党国体制，是同帝国、王国、共和国或民国并列的一种国家体制：帝国是说，这个国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所有的；王国是指这个国家是以国王为代表的国王家族所有的；共和国或民国，是指这个国家是全体国民所有的，这个国家为多数国民所控制的；党国则是指，这个国家是一个政党所有的。现在的北京大学校长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来任命，非常生动地说明这个党是怎样严密地在控制着这个国家。
这种任命，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党国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党的组织和官员总是高踞在政府和政府官员之上，党中央高于国务院，政治局常委高于总理，总书记骑在国家主席的脖子上，省委书记骑在省长的脖子上，市委书骑在市长的脖子上等等。
所有的帝国、王国和党国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皇帝家族、王室家族和党国中党的组织的费用，都是由纳税人负担，在西汉，皇室所收赋税，大约占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在中国大陆，每年纳税人要为这个政党支付多少税金，没有统计数字。这个党的工作人员和所有“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还算是“公务员”，他们的工资都由纳税人负担，虽然他们并不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在韩国也有一个同我国宝钢同等规模的钢铁企业，在同那个企业进行全员劳动生产率对比时，宝钢有两个统计口径：一个是不含党委、政工系统一班人的口径，这时，两个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相上下，伯仲之间；另一个口径是包含党委、政工系统一班人的口径，不言而喻，多出了那么多的人，全员劳动生产率自然要比人家少一大截子。
我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表现在哪里呢？
2000年，在台湾的中华第一共和实现了第一次全体公民的直接投票选举，说明中华第一共和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共和，不再是“党国”体制。
现在中国统一的障碍不在于有多少台独势力，而在于中国大陆的一党专政体制，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曾经受到毛泽东先生的猛烈抨击，他的口号就是“废止一党专政”，但是，后来他主动放弃了这个口号，现在是共产党自己主动放弃自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的时候了。
所谓“西方民主那一套”，具有普世的价值，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在没有找到更合理的民主政体的条件下，它是人类最好的选择。
所谓“西方民主那一套”，不仅仅适用于西方，也同时适用于东方；它不仅仅适用于日本，适用于印度，适用于韩国，适用于马来西亚，适用于菲律宾，选用于非洲的南非，而且也已经证明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台湾。台湾司法当局，对卸任的前总统陈水扁的调查和起诉，说明它可以有效地惩治腐败；惩治腐败，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条件，如果总统的腐败也遭受到了惩治，那么，还有谁的腐败会逃过法网的追查？
还有相当高层的中共领导人说，“西方这一套不适合中国，不适合中国人，”那么就出来一个问题：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有人敢做否定的回答吗？如果没有人敢做否定的回答，那就说明，“所谓西方那一套”，同样适合中国人。
在中国大陆，有谁能和有谁敢监督一把手？
中国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什么难产？俄罗斯总统已经率先申报了个人财产，阿富汗总统也申报了个人财产，为什么中国的总书记、总理、政治局常委不能率先申报个人财产？他们怕什么？他们的表率作用表现在哪里？官员申报个人财产的阻力，究竟是在上层还是在下层？总书记申报了，别人哪个敢不申报？
其实“申报”这个词并不准确，公民们要求的应该是“公布”或者“公开”，而“申报”只是对上级，或向一个特定的机构；公开，才是对整个社会，面向全体民众。你在什么范围当官，你就在什么范围内公开，县长、省长在县内、省内公开，总书记和总理就在全国范围内公开。
四、废止一党专政，建立民选政府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今天所特有的，在晚清时期，经济也是高速增长的，就是在1936年以前的民国政府时期，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也都是高速增长的。但是，晚清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覆灭。
我们查找晚清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清王室和满清权贵中的顽固派，为了保护其短期的利益，拒绝或拖延君主立宪，如果能够早日实现君主立宪，不但清皇室的皇位可以保存，权贵们的特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可是，由于他们的顽固，终于引起武昌起义，一夕之间，土崩瓦解，皇室被彻底扫地出“宫”，权贵们的一切特权，也荡然无存。后来还引起了全国的军阀混战，于国于家于民于已，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罪责难逃。
苏联共产党执政70年，始终不肯放弃其一党专政，始终依靠其强力统治，结果是，苏联解体，分崩离析，四分五裂，苏共也被解散。重组的俄罗斯共产党，不仅执政无望，而且其信众也越来越少，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能看到它逐渐消失的背影，可悲可叹。
今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同样不能保证现存的政治体制就一定不会被颠覆。今日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因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之有生命力，而且恰恰相反，它却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能量释放的结果，它不仅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有生命力，却相反，它是证明资本主义之有生命力。所谓改革，就是改革社会主义；所谓开放，就是开放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强权政治，没有权贵的贪婪和占有，中国的经济会是更快、更平稳的发展，社会矛盾也不会像今日这样尖锐。
前车之覆，殷鉴不远，民主政治磅礴于全世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王朝与苏共的覆没，在于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应世界民主之潮流。
在2000年台湾的选举中，国民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如果不是宋楚瑜与连战内斗，分散了选票，陈水扁断不会以3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但是，蒋经国先生于上个世纪主动开放党禁，却是异常明智之举，尽管在2000年与2004年的选举中两次败北，但是，国民党再加上分裂出去的亲民党，这个党的机体却仍然保存下来，并且在2008年以较大的优势夺回了政权，这是一个正面的实例。
以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实力，7000万党员，统治60年之余威，就政党的实力，无可取代。如果现在就开放党禁，就算成立了几个小党，分散在全国各地，缺乏影响，缺乏财力，也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即使今日大陆便实行多党议会制选举，也是中共的胜选面大。那时，中共就会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成为新的为公民认可的执政党，不再是一个“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
今日中共执政诸公，顽固派诸公，是放弃眼前之小利，追求全民族与自身长远之利益，早日开放党禁，开放言论之自由；还是继续顽固地抱住“枪杆子”不放，最后落得个苏共的下场，很值得执政的顽固派诸公好好地想一想。
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1940年1月在《论民主主义》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1940年2月20日，他又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说：“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专政。”
在1945年，毛泽东先生又在他的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针对国民党一党对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这就是“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得到了所有反对一党专政的政党和民众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所谓“民主党派”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从此可以分一杯羹，帮助中共很快就获得了政权。在1949年中共领导的政府刚成立的时候，他们确实分到了一杯羹，六个国家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在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但是，到了1954年，毛泽东先生反其道而行之，两个党外副总理取消了，“椅子搬到人大去了”。1957年反右之后，许多“党外”部长们也相继失去了他们的宝座，到最后变成了清一色的一党专政的政府。现在又弄出两个“党外”部长做花瓶，只是点缀而已。
其实，联合政府也没什么好的，不过是一些政党和政客在那里瓜分政权，今日之世界潮流乃是民主政治，乃是民选政府，乃是多数人控制国家，我们愿意接过毛泽东主席的口号并且加以发展，我们的诉求是“废止一党专政，建立民选政府”。这个诉求，是对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五一九运动”五十二周年、“反官倒、反腐败”运动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五、中国人民有能力进行直接选举
21世纪的中国人，是不是有能力通过直接投票选举自己的政府，也就是使这个党国也变成名符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最早的一次居民直接选举是在清朝末年，是1907年在天津这个地方，由袁世凯组织的。仅仅经过几个月的辅导，全体有资格的选民投票选举出了天津自治会的议员，成绩斐然。从此以后，直到1949年，在清末与国民政府时期，在全国又组织了大小不等的多次民众的直接选举。
那么，到了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六十提之后，是不是有能力、有资格直接选举自己的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呢？
对这个问题，中共二号人物温家宝先生2003年11月23日，在美国回答华盛顿邮报记者问的时候，关于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进行直接选举问题，说了下面一段话：
“ 因为中国很大，人口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展又不平衡，在现阶段不可能在高层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文化素质就不够。”
对温家宝先生的这段话，我曾写了一篇叫作“就直接选举向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请教十八个问题”，简称“向温十八问”的文章，发在网上，其中，有十五个问题是针对“首先文化素质就不够”的。
这篇文章是我流传最广的网文，很多网站给予转载，读者不少。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这好比是一个学校，学生是全体中国人民，教员是中国共产党，教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五十八年之后发现教育是失败了，考试不及格：‘文化素质不够’。‘文化素质不够’，还不是考试不及格吗？那么责任在谁呢？三者必居其一，或者三者必居其二，或者三者均要负责。经过五十八年的教育，仍然不及格，如果责任在学生，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学生是“朽木不可雕”，不成器了。但是，中国人民果真如此吗？”
我现在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谈。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圣经，是明白地写在宪法上的，我断然不敢说是这个教材过时了，不是一个好教材；中国共产党拥有7000万优秀的党员，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掌握着所有政府的强力机构，她的触角深入到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胞，就是借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说这个教员是不合格的；但是，如果有谁敢说中国人是不成器的，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我一定和他拼命，我一定去挖他的祖坟，砸烂他家的祖宗牌！
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当然不能回答，谁能回答、或者谁有义务回答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问题要由温家宝先生回答，因为结论是他下的，他有义务回答他说这句“首先文化素质就不够”的根据在哪里？以及形成它的原因又是什么？
邓小平说他是人民的儿子，你们几个常委是不是也是人民的儿子？温家宝说中国的人民文化素质不够的时候，是不是在污辱你们的父母？
一方面，温家宝说，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就不够”，一会儿他又说，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些话中间，是不是很有一些矛盾呢？人民是通过什么方式把权力给了你呢？
最近，温家宝常委还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时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摘自《文摘报》2009、2、8）
其实，这个话在20年前彭真早就说过，怎么直到现在还在原地踏步？什么时候才能去对乡镇自治？
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民选的村主任，与党支部的关系如何？他要不要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如果镇党委对民选的村主任干涉，这个主任怎么办？就在这个村里，是村主任说了算，还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
中共不怕民主，也不怕选举，只是要“循序渐进”，这当然是个好消息。
循序渐进也总要进才是。
首先把控制言论自由的阀门提高一些如何？什么时候才能制定一部《新闻法》？有了一个法律保障，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我在发表这些言论时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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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今日在这里发表言论，可以受到以下三层保护：第一个是宪法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都明确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公民有言论之自由；第二个保护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在中共十七大上，公开许诺，给予他的臣民以“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我在这里只是使用了其中的表达权；第三个保护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五四精神中的一个精神就是民主，言论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民主？我的言论是五四精神的继续和发扬。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些保护对我来说，是不是完全有效的。
我愿意在结尾时再重复一下我们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时候的诉求：废止一党专政，建立民选政府！
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
（五加四是九，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所以是九九要想。
北大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活动变成了一座空城计，冷冷清清，令我非常失望，这也表示整个中国对五四的态度，他们无视五四运动最基本的精神是民主，而单纯强调爱国，爱国是个大帽子，他们所强调的爱国，同爱党、爱这个政权没有多大区别。
他们不强调民主，是因为他们非常害怕这个东西，威胁他们的一党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