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本期被访谈人：孙宝强，女，原上海炼油厂职工。1989年6月4日在上海街头公开演讲谴责\”六四\”屠杀，并带领群众设置路障，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行为。她于6月5日被捕，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后失去公职。多年来艰辛打工自立图强，并在困境中写作《红楼女囚》狱中回忆录和其他作品计百万字。现居上海。
焉然：孙大姐你好！我是从网上你的博客里得知，当年你因为\”六四\”屠杀鸣不平而被判刑三年，出狱后失去工作，多年来四处漂泊打零工备尝艰辛。你在艰苦的环境里还一直坚持写作，不放弃当年的理想。在知道你的经历以前，我印象中只知北京有许多市民当年\”六四\”时激于义愤，为保护学生走上街头堵军车与军队对峙，后来有多达数百人被当作\”暴徒\”判刑。你是第一位我知道名字的因\”六四\”而判刑的上海市民，当年是怎样的动因促使你在\”六四\”镇压后挺身而出？可否请你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先说说八九以前你的生活、工作情况吧。
孙宝强：我是老三届。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当年的群体盲从中，我有过热血沸腾，也有过疯狂的崇拜，最后却发现是一场大大的骗局。痛定思痛，我意识到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一个民族要善于反思，从以往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最重要的。
我不是小妇人，为了取悦他人而搔首弄姿；我不是吹鼓手，为了取悦君王而吹\”盛世\”之喇叭，奏\”明君\”之笙歌；我不是御用文人，不会平仄仄平，不会考证曹雪芹的肚脐眼，更不会论证领袖的光芒和亩产万斤的可能。我只是有感而发，直吁胸臆。有\”朱门酒肉臭\”，就有我的愤慨；有\”黄钟弃毁，瓦釜雷鸣\”，就有我的呐喊。人，不该为了五斗米而折腰；而文人，更不该没有主心骨而弯下脊梁。一两千年前的中国尚有屈子的\”天问\”和太史公的孤愤，难道今天的中国却只有谀词软文？我知道自己是个另类，在另类国家里做另类的人，不但需要勇气，还要付出宝贵的自由作为代价，但我并不后悔。
我1968年10月参加工作，被从学校分到上海炼油厂。直到1989年我因为\”六四\”入狱前，我都在炼油厂工作。其实，远的不提，就说在\”新中国\”的冤狱史上，我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的遭遇，只不过冤海中的一滴，难史中的一页。
我刚参加工作一进车间，就遭遇革命的\”暴风骤雨\”的洗礼：\”反革命分子\”顾福林被判刑12年。顾爱好文艺，好跟人发两句议论，因此就成了\”反革命\”。1978年他坐牢10年后获得平反出狱，重回炼油厂三车间。青春流逝，健康被摧残，得到的只不过是\”撤消原判\”的一张纸。
无独有偶，顾师傅并不是我们厂文革中被整冤狱的唯一案例。另一位电气车间的师傅，我认识他时见这人胡子拉茬，一脸寒气。肌肉带着凝滞，眼睛泛着冰喳。孤独如山，压出一脸皱纹；沉默如磐，压弯了脊梁骨。\”高仓健式的男人，高仓健式样的深沉。\”我偷偷对师傅说。
\”如果你知道他在监狱度过10个春秋，就可以理解他的冷峻。\”师傅说。
\”他犯啥罪？\”我问。
\”没罪！\”
\”总不会……没一点罪？\”
\”确切地说，他只是和知音谈文学而已。\”
\”判刑时总有罪名。\”
\”罪名可以编织：反革命小集团。二人以上就是小集团。\”
\”这么容易？\”
\”易如反掌！\”
师傅告诉我说，当年的\”高仓健\”是个幸福的人。黑暗中却有人觊觎他漂亮的妻子，有人眼红他车间主任的位置，一封检举信落到了保卫科长手里。那是一个狂热到燃烧的年月，呼错一句口号也会锒铛入狱。就这样，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他被押上台，又一个\”反革命分子\”被\”专政\”了。当军代表宣布把他押下去时，他竭力挣脱摁住他的手，眼睛在人群里急切地寻找他的妻子，他希望妻子能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焉然：那个孩子后来怎样了？
孙宝强：孩子没了。告密者逼迫他的妻子打掉孩子，然后娶了她。
焉然：真象是中国版的《基度山恩仇记》啊。
孙宝强：是啊。可师傅告诉我小说不是生活，中国也不比外国。现实版本的唐太斯没有变成基督山伯爵，生活里没有快意恩仇善恶有报，多数时候有的只是更残酷、更丑陋的现实。在坐了十年冤狱回来后，他发现当年的诬陷者不但活得好好的，还是自己领导；帮凶的检察官官升三级；保卫科长成了保卫处长，忙着布置工作，忙着作报告；抢妻杀子的仇人与当年的妻子成了\”模范夫妻\”……十年里他失去了孩子，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青春，最终除了一张\”撤消原判\”的判决书外，他一无所有。
焉然：在那个荒唐岁月，这样的悲情故事在中国可谓层出不穷。
孙宝强：文革以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精髓却保留下来。其实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未真正退出过历史舞台，充其量只是轮流上岗，劳逸有张；或者是改变策略，改变手法，以达到封口之效。世界在进步，中国当局的整人技巧也在\”与时俱进\”。
焉然：说的是。中国以言治罪的现状从没有改变过，顶多只是迫害程度上有所不同。你刚才提到\”六四\”之前你一直都在上海炼油厂工作，你是什么时候参与到八九运动中去的？你单位有人组织过游行声援吗？请谈谈你在八九运动中的见闻和经历。
孙宝强：从1968年我参加工作直到1989年我被捕，我在上海炼油厂工作了21年，在那里度过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六四\”以前，我是上海炼油厂的打字员，业余喜好读书，遇事爱独立思考，经常在石化报上撰文针砭时弊。有同事看过我的文章后就说我的思想\”很危险\”。我很欣赏电视系列片《河殇》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我对八十年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怀有深深的鄙视。八九年学潮之前，我已经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入党志愿书都填了。我被捕判刑后，厂里培养我的支部被迫写检查，刊登我文章的石化报编辑部也遭到清洗。
由于我单位当时在思想极左的党委书记严厉把持下，炼油厂犹如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人组织游行声援。但我从一开始就关注学运，还在街上给游行的学生捐过款。我和丈夫多年来一直收听\”美国之音\”。学潮发起后丈夫告诫我说，人民广场到处都是监控录像，共产党最擅长\”秋后算帐\”，让我多小心。当时我丈夫正在申请赴澳洲留学，所有相关手续都已齐全。我入狱后，他受株连也失去了去自由世界的机会。
6月3日夜里，我从\”美国之音\”收听到军队在北京半夜里清场，屠杀无辜学生、市民的事，我悲愤交加！6月4日清早，我听到中央电台反复播报的对“反革命暴乱”和“暴徒”的大批判，更加气愤！你们已经杀了人，还要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海宁路看到一群人在看贴在墙上的\”大公报\”，有人长叹，有人摇头，有人怒目而视，有人神情恐惧，这是一群敢怒而不敢言的中国人。
愤怒的我挤进人群大声疾呼！我说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最大的耻辱！空前绝后，惨绝人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会对自己的学生大开杀戒。我还说共产党杀学生，这样的党我拒绝加入。当时我原已在厂里填写了支部发给我的入党志愿书。在演讲中我还抨击了平素所见的社会阴暗面和我单位的一些黑幕。观点直白，言辞犀利。那天我嗓子都讲哑了！
我演讲中间，一个中年男子挤进来，皱着眉说：\”不要讲了，赶紧回家。\”\”不！我要说！我不能沉默！\”我依然谴责着，控诉着。遭难的母亲在流血，不遭难的母亲我应该仗义执言。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安全局的一个密探。凑近我，是为了让口袋里的录音机高保真地记录下\”女匪首\”所说的每一个字。我被捕后，当局一些人员对我的评价是\”女匪首太会煽动太会煽情\”，开庭时还说我是\”歹徒\”。
6月5日，我在天潼路上演讲，我号召民众起来反抗镇压，抵制暴行，为冤死的学生伸张正义。并带领群众，把马路一侧的篱笆搬到马路当中设置路障，以抗议政府的镇压行为。当晚我被人从家里骗出来秘密抓进了虹口看守所。
焉然：反应真够快速的！6月5号公安就抓了你？能谈一下具体过程吗？
孙宝强：6月5号当天下午，我回到了公婆家。有两位厂里同事来看我，他们表示非常担心我，并坚持要我明天一定回厂上班。我记得吴科长当时忧虑地说：\”厂里说说也罢了……现在麻烦大了。\”
送走两位同事后，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家门。我公婆的一位女邻居当时在家里，看见我，突然神色慌张地往外冲，我公婆来不及送客，我来不及寒暄，她已经冲出了大门。冲出十来米后，她还转过身，怪异的目光朝我一瞥。接着又一窜，生生逃了。我心里直纳闷：她婆婆还是我婆婆的闺中密友，上个月我还为赴宴的她卷头发，怎么今天看见我象撞见鬼似的？
我突然想到她和她丈夫都在虹口区公安局工作，莫非当时她已知道消息？直到今天我依然困惑：她是来想通风报信，还是火力侦察？是表示安慰，还是近岸观火？她是同情者，还是抓捕的决定者？我希望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虽然前者也无法改变我的命运。在落难和落难的延续中，我遇到过各种嘴脸。我对自己说，比起彭德怀，你是幸运的，至少还有相濡以沫的丈夫；比起储安平，你是幸运的，至少还有支持你的儿子。中国风靡落井下石，流行大义灭亲。1992年出狱后，我曾经的朋友大都销声匿迹，避之惟恐不及。我知道，这是同胞在用躲避来换取平安。
当天我丈夫有事没回家吃晚饭。在公婆家吃完晚饭，我带着儿子从乍浦路公婆家回到武昌路我们自己家。晚上七点左右，楼下传来呼唤：\”孙宝强！电话！\”我有点奇怪，居民区的传呼电话通常超过六点就不提供传呼服务了。
\”孙宝强！电话！\”楼下又叫了一遍，声音显得有点气急败坏。我想人家为你服务，你还在忖度怀疑，真是小人之心。于是我拿起钱包，跟儿子打了声招呼，穿着拖鞋就匆匆下了楼。传呼电话的阿姨朝我做个手势，于是我朝右转，那里也有个电话亭。斜刺里窜出一人，挡住了我的路。我本能地绕开他继续走，他又抢先一步挡住。当时我觉得这人真有意思，你急着赶路，也不能老挡我路啊。于是我绕过他，男子再次窜到我面前拦住我。
\”你有什么事？\”我问。
\”你是孙宝强吧？\”
\”是啊！\”我边点头边思索，我是否有这么个朋友。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我脱口问道。他没回答。我的心一悚。
\”呼啦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前后左右已形成一个包围圈，一点点合拢。
\”你们抓我？\”我顿时明白了。
\”你很聪明，请到局里走一趟。\”
\”去就去，我又没犯罪。\”
\”好！爽气！\”
\”当然！\”我也当仁不让。
\”吱\”一声，面包车停在我面前，车门为我大敞。先前的男子弯腰伸手，让我上车。我上了车，所有的人跟上来，他们总共有7个人，前后左右对我形成一个固若金汤的包围圈。我感到好笑，我没有武功也没有绝技，用对付007的办法对待我，实在是对纳税人金钱的浪费。
当时大约是1989年6月5日晚上7：10分。车子从四川路驶到吴淞路，最后驶进了虹口公安局。我被\”收容审查\”，搜身后扔进虹口看守所的一间牢房。这一去就是三年，从此我的命运发生无可挽回的逆转，以往我熟悉的生活出现一个巨大的断裂，平静、温馨的生活离我远去，屈辱、痛苦的生活向我压来。
焉然：在看守所里你大约关了多久？那里生活条件如何？审讯人员有没有刑求逼供？
孙宝强：当时关我的那间牢房关了二十几个人，第一天因为去的晚，我只好睡在同监嫌犯的鞋堆上，臭烘烘的布鞋、湿漉漉的套鞋、坚硬的皮鞋、冰冷的塑料鞋，烙在腰部、颈部；虽然人缩成一只虾，脚跟还是跟粪桶\”亲密接触\”，尿液滋润着脚底板，鞋味沁入肌肤，没有被褥的我冷澈骨髓……我\”失踪\”三天后，丈夫才辗转打听到我的下落，为我送来御寒的被褥。
接下来就是审讯。其实，早在审讯我之前，我说的话，已经记录在册；我做的事，也已摄像在案。审讯只是形式，为接下来的逮捕做铺垫。
当时我毫无反侦探经验，就连反盯梢意识都没有。安全局的小头目，那个在海宁路现场录下我演讲的密探跟踪了我，连我回家路上在四川北路昆山路口，跟两个在报栏读报的小青年聊了几句他们都知道，审讯时还问我\”是怎么煽动二个小青年的\”。密探一直跟踪到武昌路我家楼下，然后窜到居委会，查阅了我的资料，接着就怀揣录音机直奔上海炼油厂，经过内查外调，发现\”女匪首\”居然是组织上培养的对象，不日即可入党。\”女匪首\”经常在《石化报》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
审讯毫无悬念，他们也没有虐待我。我痛快承认了我的所言所行，没有藏掖推诿，没有言辞闪烁，我坦然叙述从容道来：我不是政治家，没有施政纲领和宪法大全；我不是思想家，没有箴句格言或远见卓识；我不是英雄，没有锄强扶弱、普渡众生；同时，我也不是\”暴徒\”，没有杀人越货、荼毒众生。我只是凭着一个母亲的良知，路见不平一声吼，扔下篱笆以抗议。承办人反复追问我的\”同伙\”、\”幕后指使人\”，我觉得很可笑，我说既没有\”同伙\”也没有\”幕后指使人\”，只是凭良心办事。承办人讥讽道：\”良心？简直太可笑了。\”我知道，在他的辞典里，没有\”良心\”这个词。
第一次提审时，做记录的书记员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像个电力不足的机器人，动作拖沓而懒散，麻木而迟钝，机械而没有热情。他和我目光对视时，我看见了他眼睛里复杂的内容：有同情，惋惜，不忍，还有深深的忧郁。那天的审讯问得很详细，我也说了很多，完全是竹筒倒豆城门扛竿直来直去，最后要我签字的笔录只有薄薄的两页，而且字写得比汤圆还大，我知道那个书记员在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我。我一直记得他的那一双眼睛，如高山上清澈的湖水，清澈中还带着高山压下来的一丝阴影。
录音盯梢，跟踪诱捕，审讯收审，这一套手到擒来马到成功。事后人人得到一笔奖金。后来有好心人给我\”通风报信\”：在我还没被缉拿归案时，虹口分局的副局长已经拍着桌子说：这个孙宝强一定要判，不判个三五年，出不了我这口恶气。看来那个书记员还没有动笔时，就已经预知了我的命运，也为此他的眼睛里有那么多的同情、惋惜和忧郁。
焉然：法院判你什么罪名？什么时候判下来的？
孙宝强：两个多月后，8月22日我的案子开庭并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有期徒刑三年，我记得判决书里是这样写的：
\”……被告人孙宝强于1989年6月4日下午，在本市四川北路海宁路小花园处，向群众传播谣言，进行煽动。次日上午十时许，被告人孙宝强又窜至本市天潼路长治路口继续传播谣言，并在其煽动下，与他人一同将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余块竹篱笆搬至天潼路长治路南侧道路中间，设置路障，堵塞交通。以上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为证，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本庭确认，被告人孙宝强聚众设置路障，堵塞交通，情节严重，已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有期徒刑三年。……\”
出狱后，1996年我向法院提出了申诉，虹口法院的法官面对我支支吾吾理屈词穷，竟用买卖的口吻说：煽动这条罪不算，就算你扔篱笆这一条。我说，扔篱笆一般罚款，最多行政拘留，判刑这是亵渎法律。他一愣：形势所迫嘛！我问：刑法治罪还是形势治罪？他又一愣，突然就嚷着：朝前看，朝前看！总能等到你盼望的那一天。
判决下来后我又在条件恶劣的虹口看守所里呆了好几个月，直到1990年1月的一天，我才被移交到上海市提蓝桥监狱。我在看守所呆了半年多。
焉然：据你所知上海有没有与你情况类似因为\”六四\”被判刑的其他市民？
孙宝强：与我同一囚车押去法院受审的就有另外两名男青年，也是因为\”六四\”入狱的，他们分别被判了二年和四年。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他们。我姐家邻居因为杀狗沾了一手血，然后叫嚷：北京杀人了！居委会打电话给派出所，警察一听乐了：立功的机会到了。一贯先进的杨浦法院以最快的速度判他七年。还有邻居的老师抱着孩子回家，路遇学生设路障，他卷起袖子帮忙，于是也判三年，押往大西北服刑，当时这位老师的孩子才六个月大。我判下来后家人也很担心我被押往大西北远处服刑，还好我一直在提蓝桥监狱。女监里我还遇到有判二年、四年、五年的。判四年的那位是与光新路烧火车事件有关进来的，但她没有参与烧车。参与烧车的听说好几人被判了死刑，其中一人还是弱智，因为当时上过电视，这事被上海市民广泛诟病。其他有判无期和十年以上的。我看过这位被判四年的女难友的判决书，上面大而无当地写着什么\”……×月×号在现场……大声说话情绪激动……煽动肇事者……仇视人民政府……\”虽然文革语言重重叠叠，依然勾勒不出她的犯罪事实，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这与其说是判决书，不如说是文革中梁效的社论。她对我说：\”我好冤，他们说我有\’前科\’。你知道什么是\’前科\’吗？三年前，保卫科科长公报私仇，硬把我送去劳教。通过申诉我讨回公道。\”她拿出了\”撤消劳动教养裁定书\”，上面有鲜红的公章。如果说我是小白菜，她就是窦娥。
焉然：你在提蓝桥监狱里的生活情形怎样？劳动很辛苦吧？
孙宝强：我刚去提蓝桥时，队长规定：新犯人不许和老犯人说话；不许传播小道；不许散布反革命谣言；不许这不许那……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看守所固然是地狱，但在看守所时，管教对我的案情，多有不忍之意，同情之心。提蓝桥号称是\”文明监狱\”，文明体现在哪？监狱的纪律多如牛毛。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搜监时对我的强烈刺激！干完活回到号子，迎接我的不是半个冷水澡，而是一地的狼藉，被褥狼藉，草纸狼藉，甚至月经带也狼藉。内衣裤上印着一个个龌龊的脚印。整个号子感觉就象是祥林嫂被狼掏空了内脏的儿子。
这是以\”执法\”的名义进行的搜查，粗暴粗鲁，残忍变态。它以\”执法者\”的名义，把人的尊严践踏在地。我当即大哭起来。
\”你要适应角色转换。\”比我早进去的犯人开导我。
\”不要说我不是罪犯，就是罪犯也有尊严。我可以不放风，可以不吃饭，但我的灵魂绝不能再受伤害。\”我哭着说着，说着哭着。期间有管教过来。她们站着听着，然后风一样刮走了。我哭了很久，没一个管教训斥我，当然，也没一个管教安慰我。
无论监狱内外，中国老百姓要承受罄竹难书的规定、纪律、法律……可领导人的财产公开这一条，推行了半个世纪都推行不下去。这究竟是反华势力的渗透，还是中国领导人与主流世界为敌，与普世价值抗衡？
没过几天，我被以\”莫须有\”的借口关了小号，罚抄监规，还被停止接见。当时是一月份，监狱规定\”违反监规\”被停止接见的犯人也不得送衣物，我丈夫来探监见不到我，就想把羽绒衣留下，门卫同情我收下羽绒衣，想不到二天以后，管我的戴队长通知我家人把羽绒衣拿回去。她说，没有接见就不能送衣。我丈夫说，接见被取消，但冬天不会取消。直到第二个月我丈夫来探监时，我才收到冬衣。一起来探监的姐姐因担心我，形容憔悴，她焦急地问：\”你犯了什么法，被停止接见？\”还说，\”收不到你的信全家急坏了！怕你想不开。上星期来打听，他们依然不理不睬。我愤怒地要找监狱领导，这才把队长叫来。戴队长说你严重违纪。我们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她说不能说。\”我告诉她，是因为和一个犯人说了几句话。大姐难以置信地问：\”就为这？这绝对不可能！\”我说：\”在中国，还有不可能的事？\”\”提蓝桥是著名的先进监狱。难道监狱里没有法？\”大姐激忿地叫起来。一旁监视的管教咳嗽一声，表示他的警告。我告诉大姐，中国要是有法，我还会进来坐牢吗？
由于寒冬季节缺乏冬衣，加之监狱里环境潮湿，我在狱中患上了关节炎。
监狱里的劳役相当繁重，而且完不成劳役会被扣分、不准洗澡、停止家人会见等处罚。有一阵我织毛衣织到双手手指肿胀。监狱里的犯人分三六九等，她们不怕队长（管教干部），就怕组长（犯人中协助管理者），牢头狱霸能致人于死地。但在看守所和提蓝桥监狱，我也都遇到过良知尚存、私底下同情、帮助我的管教人员。由于他们的帮助，才使我免于被牢头狱霸欺负，并在探监等方面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照。服刑二年后，中队长给我写了减刑报告，但由于我是政治性案件，没有批下来。后来监狱要出\”新生集\”，女监二个人选，其中一个给了我，确切说只要组稿成功，就是写\”忏悔书\”，我就可减刑，但被我拒绝，因为我不能亵渎我的信仰。1992年4月，我减刑二个月回家。队长说为我争取这二个月减刑非常不易。
我爱人为我付出很多。刚判下来时我为他和孩子着想，曾提出离婚，但他死活不同意，坚持每个月来探监，给我送吃的和各种生活用品。我儿子从小患有多动症，我入狱时他只有9岁，我的入狱让他再添阴影，学业受到很大影响。丈夫又要照顾我，又要独立支撑这个家，这么多年来很不容易。
焉然：我印象中一些刑事犯刑满获释后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你出狱之后原单位就把你开除了？
孙宝强：1992年我出狱，乍浦街道的老主任怀着正义之心，冒着酷暑为我落实工作，但被一口回绝；1997年，我给中院院长写信，他文革时曾因反对\”四人帮\”而入狱，他姐姐为此自杀。院长和告控庭庭长一起接待我，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后来还责成虹口法院落实我的工作。虹口法院也派了人往我原单位落实我工作，但也遭到拒绝。虽然这基于当时的大环境，但也与我在\”六四\”演讲时，揭了厂领导的老底，抖出炼油厂一桩爆炸案丑闻有关。1988年6月2日，上海炼油厂由于液化气阀门失控，一场爆炸夺去了几十条生命，还造成三十多人受伤。爆炸震惊上海，也惊动了中央，调查组马不停蹄赶到炼油厂。伤亡者绝大多数是外地民工，他们干最脏的活，睡在最简陋的工棚，拿最低的报酬，虽忍辱负重，还是难逃一劫。调查面铺的又宽又广，调查点却游移不定。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民，悲痛而木纳的家属听到一条命可换几万元时，一个个化悲痛为力量，当他们从厂方手里接过买命钱时，不但涕零，还感恩戴德。他们付出亲人的生命，却在接受施舍。调查组在接受了东道主的盛情款待后，赶紧找\”替罪羊\”了事。按照高化高层领导的意思，最终把责任推给基层班组长，平息上层的追问，中层的舆论，下层的议论。不久，炼油厂编制上了一个台阶。大小官员非但没受处分，相反官升一级。几十条鲜活的生命，几十个毁容毁身的受难者，就这样轻易被打发了。1989年6月4号我在海宁路演讲时，捅出了这个毒瘤。安全局头目在赴我厂调查时，把演讲的录音放给了厂领导听。
焉然：这些年来你的生活一定很艰辛吧？
孙宝强：1992年，我在虹口技协做管理工作，月薪240元。1997年在街道做财务，月薪400元。我曾举着判决书到市委抗议，被警察打到在地。我写信到公安局控告警察违法，结果不了了之。我又写信给自由亚洲的谷季柔，她二次采访我，并播出了采访。
我自89年入狱三年，出狱后失去正常的工作，丈夫为了支撑这个家，在本职以外利用自己擅长修理家电的手艺从事第二职业，因长期劳累现在身体很不好。我有时打两份工，有时打三份工，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但我没领过一分失业金，我宁可朝伤口上烙铁块，也不去街道申请那份低保费。92年我到技协搞管理，我想另外做打扫教室，这样能每月增加70元收入。丈夫说，你已经受了这么多苦，只要有我一口粥就有你一口饭。你别扫教室，我把烟戒了。他平常不喝酒，只偶尔抽点廉价烟。我的眼睛红了，因为炼油厂的工资收入是我在技协的7倍。有一次，我为技协打了20天字，印出的考卷堆成一座山，终于拿到50元报酬，我用这钱在四川路为丈夫买了一件紫红色的外衣。
儿子因为多动症学习不好，后来就更加孤僻。成年后他在就业、参军等方面遭到明显的歧视。有一次我冲儿子嚷：为什么读书成绩这么不好？儿子反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六四\”？为什么坐牢？害得我们家现在钱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我当时傻了。刚出狱时每逢重大事件的所谓\”敏感期\”，片警仍不时造访我。对此丈夫能够理解，但儿子当时只有十二岁，怎么能理解这些？我出狱后他明显和我疏远，而且更加不爱读书了。在他初中毕业时，我白天在街道干财务，晚上在乍浦路饭店当收银。早上7点出门，晚上12点半才到家。儿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考上高中和技校。学校老师批评我不管孩子，但我真的有苦衷：丈夫已经身体有恙，我不能把养家的担子撂在他一个人身上。
由于被单位除名，我失去分房。后来为了给儿子做网络工作室，我和丈夫只能四处借房，居无定所。
2003年，过了我退休年龄，但没一个部门来过问此事。我先到嘉兴社保局，说了我的遭遇，当即受到一个老同志的鼎力相助，虽然解决了招工问题，但是社保局依然刁难，设置障碍。我只得胸贴状纸奔市保障局，幸遇好心的信访员和处长，才解决我退休问题。虽然拿到退休工资，但只有炼油厂退休工资的一半。从1968年到1989年连续21年工龄，被市委一笔勾销。
我没落实退休时，考虑到我的将来，丈夫替我买了保险，二个姐姐和弟弟也分别替我买了保险．我真是百味杂陈！在中国，要追求真理，不仅个人会付出惨重代价，还会累及无辜的亲人跟着付出代价。这些年来，我最感激的就是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为了我，丈夫的澳洲之行夭折；为了我，儿子学业无成（现在网络本科毕业，最近在攻英文）。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一个人想着心事，就忍不住潸然泪下！我对不起丈夫，也对不起儿子。你能理解吗？看上去我只是判了三年，但是判刑如同一次核泄漏事故，若干年后还会有后遗症；判刑如同鼠役，破坏了一个健康的家庭，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伤痛。我今天说出这一切，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悲剧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希望我的同胞们看到后能有所触动反思；希望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正义力量能够持续关注铁幕下的冷酷、残忍而不是只看到中国表面上的经济\”崛起\”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也希望因为八九民运而逃奔自由的当年的精英们意识到你们所肩负的责任，相对而言，你们是幸运的，在你们得到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帮助背后，有着更多人的血泪和牺牲，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这片土地。
焉然：你为了当年的义愤之举，这么多年来你和全家都承受了很多，付出极大的代价，有没有觉得后悔过？你对未来的生活还抱有怎样的希望？
孙宝强：96年我去市里上访，接待员乜着眼问：你儿子受镇压吗？既然你儿子没事，管什么闲事？你的祸是你自找的。我觉得要是每个人都在屠杀面前保持沉默，这是怂恿，是绥靖，是某种意义上的协同犯罪。20年来，虽然物质生活上很困窘，我经常买发黄的菜，买有洞的水果，全身过敏溃烂为了省钱都不敢去医院，但对当年的义举我至今无怨无悔。这些年在艰难中我笔耕不辍，写了约50万字的狱中回忆录《红楼女囚》，还写了反映上海市民生活的约4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上海版\”高老头\”》，这部长篇纪实写了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揭示被害者对迫害者在精神上的依恋，曾被作协关注打算推荐出版；我的另一篇小说《蓄势待发的嫁娘》也有杂志社曾表示要用，但都无疾而终原因不详。我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但在生活等现实压力下不得不暂停。
当我从网上看到维权英雄高智晟律师的妻儿到达美国，终于摆脱了国保的非人虐待，可以平安、自由地生活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在困境中，一个搀扶就是一个明天。在我困难时，也曾有同道表示要给我捐款，我谢绝了。我只希望各位追求民主自由的同道能够精诚团结，为中国的明天共同努力，绝不做互相倾扎亲痛仇快的内耗。我希望我的同胞们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克服\”斯德哥尔摩症\”和内心的恐惧，为自己去争人权、争自由，为国家去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我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能够尽快出版，得到更多读者的共鸣。
焉然：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希望你的愿望早日实现！多保重！
